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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2）

二、通过口述历史，可以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文”往往只注重政治行为，不注意细节。比如，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文”很少，种种传说却很多。我采访了执行拘捕江青任务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张耀祠将军。他面对我的录音机，口述了执行这一重要任务的全过程。他所说的许多细节，如他如何接受任务、他如何向江青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当时的神态、如何押走江青等等，都极具史料价值，而这些口述的细节却是“文”中所没有的。同样，孙铭九先生向我口述在西安拘捕蒋介石的过程，许多细节也是“文”中所未曾有过的。关于*“一大”，我采访了年已九旬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对于*“一大”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详细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

三、口述历史补充了“文”中所缺。比如，陈云“*”中在江西的遭遇，在新华社发布的“陈云生平”中，只一行字而已。我去江西有关工厂以及陈云当年住所作了采访，写了上万字的文章，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史实。陈云的晚年生活、家庭生活，我请陈云夫人于若木口述，也补充了“陈云生平”中所缺。又如，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受到审查，为此成立了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留下一批“文”。但是，当时的审查，只注重于查清陈伯达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我在采访陈伯达时，请他口述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时代，请他回忆如何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二十三个笔名的含义及来历……这些大都是“文”中所缺的。另外，当国民党飞机空袭河北阜平毛泽东住所时，曾有几个人赶去报告毛泽东，其中有陈伯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各种*中，从未提到陈伯达。在我访问陈伯达时，陈伯达最初也不愿谈此事。后来，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四、通过口述历史，可以查明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比如，毛泽东和江青何时结婚，曾有过多种说法。我在访问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时，她说曾参加过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但是事隔多年，记不清日子。我请她细细回忆，她忽然记起，那天正好是日军空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我查阅了当时延安的报纸，查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是在1938年11月20日。由于毛泽东和江青是分几批、几天宴请朋友，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日子当在1938年11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1938年11月中旬。

当然，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不管怎么说，口述历史毕竟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是“活的档案”。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历史老人“凝固的声音”——录音带库（3）

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献”也就转化为“文”。美国总统下台后，忙于口授*，出版成书。就连赫鲁晓夫，也留下了那么多盘*音带，被整理成两厚本*。作为采访者和作者，采访录音带所记录的历史当事人口述，并没有全部写入作品。有的，甚至只利用了一小部分。正因为这样，这些录音带还有再利用的价值。特别是有的被采访者已经故世，他们凝固在录音带上的声音，益发显得珍贵。我以为，我的这些采访录音带以及采访笔记，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社会、属于国家的。在一定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录音带及笔记奉献给档案馆。

在采访时，我从来不“偷录”，而是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光明正大地把录音机放在被采访者面前。通常，被采访者都同意录音。例外的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采访陈伯达的时候，他就不同意录音。他一见到我拿出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问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　，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让我录音。这样，我录下陈伯达口述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

同样反对录音的是当年“中央*”小组成员关锋。那天，由于我的朋友的帮助，向来拒采访者于门外的他终于接受我的采访。他说：“这几年来　，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那口气非常坚决，不容商议。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破天荒地允许我录音。他口述了关于毛泽东、关于*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回忆，我庆幸把他的谈话全部录音。

也有人坚决不同意录音。比如，我采访毛远新，采访“中央*”小组成员戚本禹，由于对方一再反对录音，我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没有录音。

与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中央*”小组成员王力。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录音。王力对着我的录音机说：“我历来不怕录音。录音比笔记可靠。我对我讲每一句话负责。”正因为王力“不怕录音”，所以我在前后八年时间里多次采访王力，留下了很多盒采访录音带。王力还跟我说，*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曾找过他，他们在访问王力时居然没有录音，只作简单的记录。王力说，我很赞成你的工作方法，录音是很重要的。

酒越陈越香。这些录音磁带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珍贵。比如，在2006年，“独臂英雄”丁晓兵的名字传遍华夏大地。《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丁晓兵的感人事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连续多日播出介绍丁晓兵的新闻纪录片。丁晓兵的事迹，感动中国。人们把他的名字，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农村党支部的带头人郭秀明、李连成、党的好干部任长霞相提并论，称颂他是新时代的新英雄。他当选“2006感动中国十大杰出年度人物”。然而，在1985年6月，当他二十出头，名字叫丁小兵的时候，我采访了他，为他写了报告文学《可敬的小兵》，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2005年6月5日，丁晓兵带全家来上海看我，我送给他二十年前的采访录音带，他非常高兴，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录音带还在，说这是“宝贵的礼物”。

又如，陈新桂先生在1957年被称为“章罗联盟”的“联络员”而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北京找到这位被“冷落”的历史老人。陈新桂先生花了四小时详细地向我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不幸的遭遇。不久，我收到他的家属的信，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家属听说我在采访时录了音，问我录音带还在不？我复制了那四盒录音带，托人带往北京。家属听了，说这是陈新桂留在世上的惟一录音带，内中所谈的情况，连家属也不大知道——因为他在家中不愿谈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珍爱那四盒记录陈新桂最后心声的录音带，说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的录音机升级为数码录音机，录音可以输入电脑，可以刻成光盘，不论是搜索还是保存，都要方便多了。然而，我却面临着一项迫切而繁重的任务，即把那么多的采访录音带转换为数码，输入电脑。因为磁带会发霉，会失效，必须转换成数码才能永久保存。然而，一盘录音带的转换时间就是一个小时，一千多盘磁带就是一千多小时！这工作量是何等的巨大。

我曾开玩笑地说，当我到了跑不动的年龄，光是坐在书房里整理这批录音带，也可以出一套“口述历史丛书”，起码可以出几百万字。

除了录音带之外，我还保存着各电视台拍摄我的电视专访的录像带。由于录像带的数量毕竟有限，我利用一个春节长假，自己动手，把录像带全部转换成数码录像，输入电脑，并刻成DVD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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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的照片（1）

在超级市场，我一下子买了20本集邮册，售货员以为我一定是一个“集邮大腕”。固然，我从小就喜欢集邮，收藏了许多邮票，可是这一回我买那么多集邮册，却不是用来放邮票。

我这一回为什么买那么多集邮册呢？因为我对集邮册颇有“研究”：通常的集邮册，那一条条横放着的透明的尼龙纸插袋，两头是开放的，便于放进或者取出邮票，很难得，在这家超级市场，我见到尼龙纸插袋的两头是封闭的，所以一下子买了一批。

我如此讲究集邮册上的尼龙纸插袋是否封口，是因为我另有用途：用来插照相底片！

就像在没有使用电脑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手稿；

在没有使用数码录音机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录音带；

在没有使用数码相机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照相底片。

照相底片当然可以整卷保存，但是要从数以百计的胶卷中找需用的底片，极不方便。我把照相底片剪成四至五张一段，像插邮票那样插在集邮本里。我在集邮册封面上写了拍摄年月以及内容提要，再在每页上注明拍摄内容。这样，我按照相片的拍摄年月可以找到哪一本集邮册，再从每页上注明的内容找到底片。所以，用集邮册保存底片，可以说是我的一项“发明”。

不过，邮票是柔软的纸，集邮册上的尼龙纸插袋的两头不封口，也不会掉出来。照相底片则不然，只有尼龙纸插袋的两头封口，才能“老老实实”呆在里面。

往日，我去美国，总要带二、三十个胶卷，往往还不够用。长期积累了大量的胶片，放进一本本集邮册之中，总算在我的书房里有了“立足之地”。

除了大量的底片之外，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照片。大批的照相册，像一本本特大的书，安放在我的玻璃书橱里。照相册的“书脊”上，贴着标签，写明这本照相册的内容，便于寻找。

自从有了数码相机，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深感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莫大方便。从此我再也不必保存那么多烦人的底片，也不必买集邮册了。我只消买移动硬盘以及光盘就行了。

我还花费时间，把大批用胶片拍摄的照片数码化——用扫描仪扫描，后来用数码相机翻拍。如今，我的照片总数多达15万张，达200多G！然而，一个只有半导体收音机那么大的500G移动硬盘，就能把我的15万张数码照片以及所有文稿、数码录音、数码录像，统统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很多朋友很惊讶，我的书房里的“摄影仓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照片？其实，充其量，我只是“好摄之徒”——摄影的业余爱好者而已。

我与摄影结缘，最初由于我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光谱分析专业，经常进出于暗室冲洗光谱片，使我熟悉了黑白胶片的洗印技术；后来，在电影制片厂干了十八年编导，耳濡目染于摄影艺术的氛围之中。我最初的摄影作品，无非是两大类：一是为采访对象拍摄人物照片，作为我的文字作品的“插图”；二是拍摄了“到此一游”式的旅游照，作个纪念而已。随着我的纪实文学创作的深入，渐渐地，我以纪实文学作家的目光观察社会，拍摄了一系列纪实风格的摄影作品，姑且称之为“纪实摄影”。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数以万计的照片（2）

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相近，但是不像新闻摄影那样强调新闻性。在我看来，纪实摄影的关键，在于作者敏锐的目光和特殊的视角，捕捉到“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的镜头。

比如，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家大型商场，我见到一个柜台上并排插着越南、美国、法国三国国旗，便端起了照相机。营业员见到我连这样的旗帜也要拍摄，在一旁笑了，我把笑嘻嘻的她也摄入了镜头。显然，营业员以及来来往往于商场的顾客对这三面旗帜已经熟视无睹，然而在我看来，这三面国旗能够并排插在一起，却深刻地反映了越南的巨大变化：在二十世纪，越南先与法国、后与美国，各进行了一场为期八年的反殖民、反侵略战争。那时候，越南与法国、美国是交战国，是敌国。自从1986年越共“六大”实行“革新开放”路线以来，越南打开国门，法国、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涌入越南，这才在河内的商场里出现法国巴黎香水和美国电器，出现越南、美国、法国三国国旗并列于柜台的场面。

在越南芒街，当我见到“友谊商场”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合影时，正要拍摄，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高举左臂，在照片前做了个“V”的手势。这帧照片有了小女孩的“自动”加入而变得非常生动。用胡志明主席的话来说，中国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然而，在1979年中越之间却发生了那场本来不该发生的战争。好在不愉快的一幕已经过去，小女孩这“V”的手势清楚地表明，如今中国和越南依然是“同志加兄弟”。

在美国发生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人们纷纷逃离纽约之际，我却从上海飞往纽约进行采访。我除了写出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之外，也拍摄了许多照片，包括惨不忍睹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哀悼的人群等等。我忽然注意到街头的公用电话，把镜头推近，拍摄了上面的“9·11”——在美国每一部公用电话上，都印着报警电话号码“9·11”。恐怖分子正是选择了“9·11”，发动了“9·11”事件。我也拍摄了纽约洛克菲勒广场上迎风飘扬的几十面星条旗，拍摄了包裹着星条旗头巾或者戴着星条旗领带、穿着星条旗外衣的美国人，还拍摄了华尔街餐馆里星条旗长方形蛋糕以至穿着星条旗礼服的新娘，借以表现美国受到恐怖袭击时举国上下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我曾多次到过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从空中、从海上、从桥头多角度拍摄过这座跨海的红色雄伟大桥。这一回，我守在桥头，终于拍到骑着自行车的全副武装的警察从桥上驶过。因为自从金门大桥被列为恐怖分子可能袭击的目标之后，美国加强了对金门大桥的守卫，警察们戴着头盔、骑着自行车巡视大桥。。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数以万计的照片（3）

顺便提一句，“9·11”之后我从美国归来，由于担心托运的行李容易丢失，就把手提电脑、软盘、照片、底片、采访笔记全部随身携带，而且分放在不同的旅行袋里，以免“全军覆没”！比如，把手提电脑跟软盘分开放，把照片和底片分开放，分别放在我和妻不同的随身旅行袋里，丢了这个还有那个。

一到台北，我就对满街乱窜的摩托车非常反感。如何“捕捉”台北摩托车的最佳画面？我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在八德路上，当红灯变成绿灯之际，那“积聚”起来的摩托车像水闸开闸似的汹涌澎湃，非常壮观。这样，我在那里拍到了长长的摩托车队。照片冲印出来之后，连我的台湾朋友都说，看上去，仿佛在进行一场摩托车的奥林匹克比赛！我也注意到，台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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