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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的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仅三个月，八路军总司令部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毛泽东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对日本战俘在政治上尊重其人格、信仰；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的待遇；对受伤的战俘实行“救死扶伤”；用大量事实进行教育感化；成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对日本战俘进行教育与改造等。

抗战初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规定对俘虏实行不杀害，不侮辱和优待的政策。以后又三令五申，教育抗日军民严格执行俘虏纪律。经过不断完善，至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总部再次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命令，在六项俘虏命令的基础上，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根据地军民对转变立场的日军俘虏，一律以“国际友人”　待之，享有与抗日军民同等的政治权利。

敌后根据地从上到下的干部与群众，在日俘的转变过程中均作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性的关怀工作。毛泽东、朱德非常关心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曾多次亲临指导，并对其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各根据地、各军分区主要领导也曾给予亲切关怀。根据地的群众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细粮省给他们。在相处中，八路军、新四军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和群众形成的鱼水关系，使日军俘虏感到震撼。他们非常感动，称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人民军队的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并有许多人因此走上了终生反对侵略战争、为人类和平奔走呼号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在日军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许多战俘参加了人民军队，先后自动组织了各种反战组织，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中国抗日军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强对日本战俘的保护与教育。但始终坚持宽待俘虏政策，表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

其中，八路军对日战俘政策的首件文告便是在五台山发布的，当时沙飞正在这里。在平型关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兵拼死不肯缴枪，被八路军消灭的近千名日军中，没有一个是活着的。这一方面是他们中毒“武士道”精神太深，另一方面是不了解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因此，在平型关战斗结束的当天，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告日本士兵书”。作为八路军的专职摄影师，沙飞拍了许许多多的战俘照片，这些照片对瓦解敌军意志，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1月，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3人在山西省武乡县参加八路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批“日本八路”。同年11月7日，以他们3个人为核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立大会，这是敌后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日人反战组织。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制定了统一的行动纲领和章程。与此同时，还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1944年4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宣布解散，“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到　1945年8月，解放联盟共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到一千余人。在河北境内出现的日人反战同盟有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冀东6个支部。1945年9月至1946年上半年，随着抗战胜利，联盟成员大部分陆续回国，联盟解散。

part　11拍摄“日本八路”（2）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它是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就主要有：一是，在对日军的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唤醒日兵觉悟这一中心工作方面，发挥了八路军、新四军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贡献突出。二是，在抗日工作的其他战线，如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抗日宣传、军事教育、卫生服务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业绩卓著。同时，不少反战盟员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血染沙场，谱写了一曲曲国际主义壮歌。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促进了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觉醒，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灭亡的进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在东方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疑，晋察冀根据地的日本战俘和“日本八路”成为了沙飞相机镜头中的重要人物。

1939年5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五台战斗中，俘获了敌军十余名。359旅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战俘政策，对这些战俘进行了遣返。在遣返之前，旅长王震亲自找这些战俘谈话，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现在王震对这些战俘谈话的具体内容可能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当时的情景被沙飞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在沙飞拍摄的王震跟战俘谈话的六张照片中，那些日本战俘都在很认真地听着，很多人围在边上。战俘们虽然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八路军并没有伤害他们的尊严，甚至其中有一张，几个战俘在向八路军的将领行军礼——　如果不是从心底里折服，怎么可能让日本军人向敌军的军官行礼？临走了，为了表示感激，这些日俘们唱起了歌。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欢快的，他们被俘虏了，但是他们是幸运的，他们碰上了仁义之师。战俘唱歌的照片沙飞拍了四张，这些照片凝固下了当时日本战俘脸上的表情，那些歌声仿佛也通过沙飞的镜头，飘到了现在。沙飞用10张照片记录下了这十多名战俘被遣返前的情形。这些作品形象而生动，对宣传党的战俘政策，瓦解敌军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经常开展一些活动，用亲身的经历，告诉日本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的真相。从沙飞留下的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设立了反战宣传品展览室；在反法西斯大会上，“日本八路”表演了棒球竞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排演的反战话剧《前哨》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喜爱，对宣传我党的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盘踞敌据点内的两日本兵斋藤和西川自动出走，投诚八路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立即召开大会，欢迎他们弃暗投明。这个事情一时间在根据地传为美谈。

从日俘唱歌感谢八路军遣返到日本兵主动弃暗投明，正说明了我们党的战俘政策的胜利，也说明抗日战争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从沙飞摄影作品的细微之处，我们能够寻找到中国人民必然会取得抗战胜利的原因所在。

part　1从《抗敌报》到《晋察冀画报》（图）（1）

沙飞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到华北晋察冀军区参军的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37年12月初，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了《抗敌报》，刚刚在河北省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的沙飞被聂荣臻司令员电召回政治部。虽然，他还不是中###员，但爱才的聂司令员却破格提升他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即副社长），主持工作，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主任。

1937年12月11日，报纸正式创刊。作为晋察冀军区党报，它忠实地反映了晋察冀边区军民英勇抗战、艰苦创建根据地的精神。从没编过报纸的沙飞，为办好这份报纸竭尽了全力。从创刊伊始，他事事亲力亲为，呕心沥血，最后终于病倒了，不得不休养了两个月。1938年5月，沙飞调离《抗敌报》社，成为军区司令部随军新闻摄影记者。

此时的沙飞，开始为八路军培养新闻摄影记者。他的学生从战士到指战员，无论是谁，他都耐心指教。在当时，罗光达不仅是他的战友更是他的学生，他们在一起拍摄了许多反映八路军英勇抗敌的照片。

沙飞告诉他的学生，我们的摄影和照相馆是不同的，与艺术照相也不同。用照相机表示爱憎，表示支持和反对，摄影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反对用摄影去娱乐。他说，不能用胶卷拍自己，把有限的胶卷记录人民斗争。给首长拍，必须有限制。

1939年春节，沙飞和罗光达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冀西平山县蛟潭庄举办敌后第一个街头新闻照片展览。展出的内容，有八路军光复城镇，缴获日军的枪炮、马匹、军用品以及群众参军、部队生活、根据地群众生产等。照片基本上是沙飞拍的，用的是120相机，当地群众没有见过这样的新闻照片，因此，参观的人像赶庙会一样的热闹，部队整队前往参观，附近村里的群众，包括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老太太和七八岁的娃娃都争先恐后地去看。当地妇教会的青年妇女帮助照顾和讲解，人们对八路军的战绩和缴获极感兴趣，“山沟里来了照相的”成了头号新闻。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前往观看展览，称赞“这样做很好，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并建议把照片设法放大。两个月后，搞出了放大机，再次举办新闻照片巡回展览，并把放大的照片寄到延安及大后方和国外。

照片巡回展览的成功，对根据地摄影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要充分反映军区军民的抗战活动，一两个人搞摄影是不够的，沙飞于是向军区提出建立摄影科的建议，被军区采纳；第二，各军分区首长看到照片宣传的效果很好，要求军区派摄影人员去，于是军区有了办摄影训练队的需要；第三，照片展览的效果是直接而强烈的，但是毕竟看到的人有限，沙飞在参加革命前就设想过的创办新型画报的意愿，现在逐渐明确起来。只要解决了制版和印刷问题，画报就能办成。

很快，在沙飞等同志的不懈努力下，铜版照片试制成功。在1939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第四版刊登出试制成功的铜版照片《边区人民反对###内战》（周郁文摄），这是晋察冀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4月17日，《晋察冀日报》也开始刊用新闻摄影科提供的铜版照片，一次就发表了新闻照片3幅。从此，两个报刊连续不断地用铜版照片作插图，一年内发表照片近百幅。6月，军区政治部还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出版了两期日文《解放》半月刊画报，第2期上印有八路军总部给愿意投诚的日军的“特别通行证”，并发表题为《救护日本小姑娘》的照片5幅，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及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宣传工作获得很大效果，人称“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版”是八路军的两大创造，从而为出版画报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41年5月，画报筹备组正式成立，并着手准备器材设备。

与此同时，沙飞一面选调干部，筹建编辑部；一面外出采访，为画报准备摄影稿件。7月又开办摄影训练队，培训摄影干部。

part　1从《抗敌报》到《晋察冀画报》（图）（2）

1942年1月，聂荣臻司令员、政治部朱良才主任、宣传部潘自力部长召集沙飞、章文龙、赵启贤、赵烈等画报社工作人员在军区司令部开会，具体研究画报的编辑方针和创刊号的编辑计划，明确指出办画报就是要把边区抗日军民对敌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真实地报道出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同时要把我们的正义事业、斗争事迹告诉边区以外的人，争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画报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面向全中国全世界。会后大家立即行动，沙飞负责选照片，章文龙到边区文联、美协、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单位组织文艺作品，唐炎组织美术稿件，赵启贤整理现有的底片资料并协助选稿。

为了及时配合形势宣传，同时也为了试版，军区政治部决定于3月20日先出《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第一期刊登了《志愿义务兵役制的伟大胜利》、《宣传大出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政治攻势下》（包括日军投诚、伪军反正、敌占区同胞投奔解放区等内容）、《国际朋友班维廉夫妇来边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最近活动》和《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等六组新闻照片。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军区政治部任命沙飞为主任，罗光达为副主任，赵烈为政治指导员。下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股。沙飞兼任编校股长，文学编辑是章文龙、赵启贤，美术编辑是唐炎，摄影记者有杨国治、白连生、张进学等。裴植、李遇寅任总务股正副股长，刘博芳、王丙中任出版股正副股长，张一川任印刷股长，何重生担任制版、印刷总技师，全社共计百余人。

为了安全生产，画报社由支角沟迁到西山更隐蔽的碾盘沟，大家自己动手把被日军烧毁的房子、牛羊圈用木棍柴草盖起来当作制版、印刷、排字、装订、铸字的车间厂房。同时利用当地资源作代用品，制作一些土仪器，如用瓶子塞上棉花倒滴水和漏沙的办法（仿古代铜壶滴漏）计算时间，用水壶两次提纯自制蒸馏水，用河滩里的细沙代金钢沙磨版，用黑矾代替硫酸铜，用阜平红枣酒代替酒精，用山西老陈醋代替醋酸，量杯和天平也都是土法制造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把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一个在当时说来设备算是比较完善，规模也比较大的画报印刷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为了让边区军民早日看到第一本晋察冀画报，决定在“七？七”抗战五周年出版作为献礼。在全社同志的努力下，终于将第一期画报编完。

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创刊号要增加英文说明，于是从外单位请来翻译，还请新来边区的国际友人班维廉（原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林迈可（原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帮助修改。发稿时，照片由张进学用日光放大，放大机用的是白求恩送给沙飞的那台。因放大纸型号不全，有时就用印相纸放大。放一张8寸大小的照片，曝光要一个小时以上。

突击印刷画报时正处在炎热的夏天，在用羊圈改成的照相制版暗室里，不仅闷热，而且臊气很大，在里边工作一天，连热带熏，有的人呕吐，有的甚至晕倒，但大家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直坚持工作。印刷工人，为了赶印画报，除了白天加紧生产，晚上还挑灯加班，有时通宵达旦。

当时正遇上自然灾害，再加敌人的经济封锁和不断“扫荡”，边区经济处于最困难阶段，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的定量减少为1斤3两，节约2两小米救灾。粮食不够，用黑豆、瓜菜代替。为了保证画报能按时出版，干重活的人勉强维持一日三餐，干轻活的和编辑部人员减为一日两餐，不少人都浮肿了。这个情况被聂司令员知道后，破例给画报社批了1000斤小米，这才度过难关。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军区领导对来自北平的几位高级技术人员给予特别照顾。何重生、王丙中、杨瑞生、高华亭、徐复森等5人每人每月有8斤白面和边币20元的技术津贴。还专门给他们设了小灶。这几位同志不辜负党和组织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在工作中都很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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