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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部众，这样的汗自然是执掌后金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这不仅仅是诸贝勒、大臣对努尔哈赤尊称之词，他自己也是这样看这样说的，不单是一般诸申为汗恩养，就是威风凛凛位高势强的八旗大臣，也系汗所育养。每当召集群臣###时，他就要宣扬汗为天命、臣为汗用的一套，反复讲述“天任之为汗，汗任之为大臣”。

进入辽沈以后，虽然国号由后金改为金国，但汗的尊称并未改变，局面仍如以前一样，努尔哈赤仍然是最高统治者。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特下汗谕，对八旗贝勒、大臣讲述全国各类人员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身份、地位、义务和相互关系，指出存在的问题，给予严厉的警告。这对说明汗之威严，是极为难得的纲领性的文件。努尔哈赤说：

天之子汗，汗之子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伊尔根，主（额真）之子阿哈。汗以天为父，若敬思弗忘，英明治理天所赋与之政，则汗之政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若敬思勿忘，无论何物，皆不思贪为己有，不萌盗贼凶暴奸诈之念，务守正直，则诸贝勒大臣之臣道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承受汗之恩惠，若不顾汗意，恃彼之才之力而行，不勤治其政，持贼盗奸诈凶暴之心，贪婪昏乱，则将为汗所谴，而罢诸贝勒、大臣之任，诸贝勒、大臣岂能保持其位乎？……若天命之汗、贝勒，不为天嘉之，不为人喜之，不小心以善行治政，则将为天所谴而汗之政亡矣。汗所委命之诸大臣，若不公正勤勉尽力于所委之事，而持邪恶怠慢之心，则将为汗所斥而身亡矣。《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四。

这道汗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英明汗努尔哈赤是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握有金国军政大权。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方面。第一，努尔哈赤是金国各类人员之父，金人皆系其“子”。汗谕把金国人员分成四类：汗、贝勒与大臣、伊尔根、阿哈。汗、贝勒、大臣及一部分占有较多阿哈的伊尔根，是掌握权力的人，大多数穷苦的伊尔根、诸申及包衣阿哈，则受其奴役。在统治者内部，又分成若干阶层和集团。贝勒、大臣是伊尔根、诸申之父。额真（主）的成员比较复杂，凡是占有包衣阿哈之人，不管是贝勒、八旗官将，还是富裕的伊尔根、诸申，都是他们的阿哈之主，也就是阿哈之父。所有这些人——贝勒、大臣、额真，都是英明汗之子（占有包衣的伊尔根，还是贝勒、大臣之子），都必须尊努尔哈赤为父。这里所讲的父与子，不是讲血统关系家族关系，而是指尊卑上下隶属关系。父，就是其子之主和统治者。子，就是其父的被统治者，他们必须对其父努尔哈赤“敬思弗忘”，毕恭毕敬，俯首听命，不得冒犯父的尊严，不许犯上谋乱心怀不轨。金国之人，皆系汗之子，皆须听从汗安排。

第二，诸贝勒和八旗官将，皆由汗封授、奖惩和罢革。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固然是该旗之主，该旗所有人员，不管是固山额真、总兵官、梅勒额真、副将等高级官将，还是参将、游击和备御，以及一切诸申和伊尔根，都须服从他的管辖，权势极大。总兵官和副将，以及参将、游击、备御，分管所辖兵民，佐治国政，率兵出征，也是有权有势的高级人员。但是，贝勒权再大，总兵官职再高，也须尊汗为父，听汗支配。贝勒之尊、官职之显，皆系汗父封授，如若对汗忠贞孝顺，勤勉治政，便能蒙受汗恩，久在其位，久任其职。如若对汗不忠，贪婪昏庸，心怀“贼盗奸诈”之念，扰乱国政，则将为汗所谴，革其位，罢其官，诛其身，籍没其家，“遇逢忧患矣”。前面曾经讲过，贵为国母的大福金富察氏的被休，皇长子阿尔哈图图们贝勒褚英的执政及其被革和处死，大贝勒代善之立为太子及其被废，以及后面将要叙述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被训斥，督堂乌尔古岱的贬职，督堂、总兵官阿敦的失宠和被监禁，巴克什额尔德尼的冤死，都清楚地表明了顺汗者昌，逆汗者亡，努尔哈赤确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君汗。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2）

第三，金国大政方针，为汗亲定。努尔哈赤虽然分封子侄为和硕贝勒，委任亲信臣僚为五大臣、八固山额真和总兵官、督堂、副将，军国大政，一般都由汗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讨论各种方案，最后由他钦定。一般情况下，努尔哈赤是采纳群臣意见的，但他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拒绝众议，独自作出相反的决定。比如，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以后，对于是否定居辽沈，汗与八旗贝勒、大臣有着不同看法，诸贝勒、大臣想返回故地，努尔哈赤独主迁都辽阳。《武皇帝实录》卷三载：

帝聚诸王臣议曰：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诸王臣俱以还国对。帝曰：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诸王臣对曰：此言诚然。议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

据《满文老档》所载，诸贝勒、大臣不仅想早返旧地，而且还采取了具体行动，因扬古利额驸之子去世，诸贝勒欲将尸骨送还萨尔浒。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着重阐述了迁都辽阳的意义，遂定议迁都，努尔哈赤说：

何用送至萨尔浒？彼处之尸骸，尚须运来耶！如此天赐之地，尔等诸贝勒、大臣，尚以辽东城为不可居住，踌躇不决。昔我国之包衣阿哈逃亡者，皆因无盐得食耳。今得盐可食矣。由辽河至此，各路皆已归降，吾等何故弃此他往耶！吾初在困苦之时，如涸泽之鱼，求水不得，被置于石头之上。如此困苦，蒙天眷爱，而得大政。昔金国阿骨打汗，兴兵征伐宋与蒙古，然犹未尽服，至其弟乌克玛依汗，始尽降服。蒙古青吉斯汗征讨未尽之国，其子窝阔台汗方悉降顺。为父之我，为尔众子集兵平定大业，尔等诸子，何为不能居此耶？乃定议居住辽东城。

迁都辽阳，自建州老营进驻辽沈，这是一件关系金国发展的大事，如果打下沈阳、辽阳以后，徒事掳掠，纵然带回大批人畜财帛，可在老家享用一时，但能用多久？大军一撤，辽沈汉民重返故里，明兵归回旧城，各省援兵相继赶来，那时金兵再来进攻，困难就大了，良机一失，后悔不及，对金国的发展，将带来“东京城内治门门额”拓片

（边款为“大金天命壬戌”，天启二年）

严重的障碍。努尔哈赤当机立断，力排众议，坚主迁都，这既反映了他确系胸怀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又表明了金国由他主宰，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是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的。

修筑东京城，也反映了汗权之大。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因辽阳城大而旧，难以防守，欲筑新城，诸贝勒、大臣谏阻，努尔哈赤拒绝众议，力主新建，群臣不得不服从。《武皇帝实录》卷四载述此事经过说：

帝聚诸王臣议曰：皇天见祐，将辽东地方付与我等，然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圮，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大明，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诸王臣谏曰：若舍已得之城郭，弃所居之房屋，而更为建立，毋乃劳民乎？帝曰：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汝等惜一时之劳，我惟远大是图，若以一时之劳为劳，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筑城，至于房屋，各建之可也。诸王臣俱服其言，遂于城东五里代子河边筑城迁居之，名其城曰东京。

过了三年，旧境重现，努尔哈赤又提出迁都沈阳，八旗贝勒、大臣又行谏阻，努尔哈赤一如既往，又力主其议，群臣只好再次服从汗旨。对于这件关系重大之事，《武皇帝实录》卷四叙述说：

（天命十年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

大政殿（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时所建）

定都沈阳，是正确的，对金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从这两次迁都和新筑东京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努尔哈赤实系金国之主，握有军国大政的决策权，是说一不二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八旗劲旅归他指挥，将领的升降奖惩和委任，皆由他最后决定。对外用兵，从军事方针到战略战术，以及军队的进退等等，都由汗钦定，重大征伐，往往是努尔哈赤亲自统率。从击败九部联军的古勒山之战，中经攻抚顺，败明军于萨尔浒，取沈阳、辽阳，下广宁，三十多年的重大战役，皆系英明汗发号施令，率领诸贝勒挥军鏖战。军权牢固地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

在财经上，金国辖区土地，皆属汗、贝勒所有，满汉人民交纳的赋税和贡物，尽归汗、贝勒支配。他们大量掠夺人丁，逼令充当阿哈，增建新的拖克索。天命六年九月，汗、贝勒下令，自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一贝勒各置三拖克索”。天命八年（1623）六月，镇压复州人民反抗后，将杀后遗下的叛民编为阿哈五百户，每十口给一牛、一驴，遣往设有汗、贝勒拖克索的纳丹费勒，耕田种地。九年（1624）正月，强迫盖州、析木城一带的汉民三千二百丁，迁往盖州城居住。充当汗的“种棉之人”、“育养水果之人”。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下谕，编立成千上万的拖克索，除以数百庄赐予八旗官将外，其余拖克索尽归汗、贝勒所有。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一跃而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庄园主。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3）

汗、贝勒拥有大量牲畜。除建州时期原有牲畜以外，进驻辽东又掠夺和没收了大批马、牛、羊、驴、猪，仅用来出赁与民的耕牛就有一万头。天命六年八月，蒙古喀尔喀部为赎取斋赛贝勒，送来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一小部分赐予八旗官将，其余尽为诸贝勒分取。

汗、贝勒还有大批专门培养果树的园户、捕鱼捉蟹的渔户、捉鸟的雀户、煎煮食盐的盐丁，以及种植棉花的阿哈。另外，汗、贝勒每年还派遣上千包衣到长白山采挖人参，猎捕貂狐，捞取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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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1）

努尔哈赤从一个丁不满百的小部酋长，上升为辖地万里臣民百万的大金国英明汗，固然与其个人艰苦奋斗和家族成员的同心协力共创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网罗到一批谋臣勇将，没有他们的挥军冲杀，佐治国政，这一变化也是不能出现的。努尔哈赤深深感到人才的重要性，一贯强调要任用贤人，擢升有功的忠臣。进入辽沈以后，统治广大汉民，更加感到必须依靠各级臣僚，因而对八旗官将，尤其是对女真官将非常重视，十分信赖，厚加礼遇，额外奖赏，以促使他们效忠汗、贝勒，为巩固金国而尽力效劳。他曾专给诸贝勒下达密谕说：

我国之诸贝勒、大臣，若皆贪图个人之安娱，我为尔等太息，当唾尔等之面矣。尔等之断罪，非理矣！对并立授首之汉人，何故如我等之女真同样处之耶？我等之女真，若犯何罪，当问其功，问其差使，若有些小理由，即以之为藉口而宽宥之矣。汉人系应杀而获生之人，若不忠正效力，复为盗贼，何故不诛灭其族而杖释耶？至于系带往我等之费阿拉后与我等同来之汉人，当以同理考虑而断也。尔等所断者，似倔强不听之牛骡矣。着八贝勒将此谕，召集各自之固山之贝勒、大臣密观之，勿令他人闻知。《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二。

金国特重刑法，审断是非功过，是汗、贝勒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们扶植忠良惩治奸臣的有效手段。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努尔哈赤特别指出，要区别开女真和汉人，对女真人，对女真官将，要尽量优待，即使犯法，应当问罪，也要论功论职而宽宥。至于封授爵位、官职，赏赐人丁财帛牲畜和庄园，女真官将更受到特殊的优遇。

八旗官将，多系女真担任。早期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都是女真。建州时期先后担任过固山额真要职的有，阿敦、额亦都、虾费扬古、多弼、扈尔汉、穆哈连、济尔哈朗、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扬古利，济尔哈朗、阿巴泰、汤古岱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与其他固山额真都是女真。

进驻辽沈以后，曾任处理金国日常政务的督堂要职之人有，阿敦、阿巴泰、汤古岱、何和礼、扈尔汉、乌尔古岱、阿布泰、扬古利、多弼、巴雅喇、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也都是女真（包括宗室和觉罗）。

担任过固山额真或总兵官的有，巴笃里、穆哈连、康古里、汤古岱、扬古利、车尔格、扈尔汉、布山、阿布泰、岱音布、乌尔古岱、何和礼、喀克笃礼、武纳格、宗海、图尔格、李永芳、佟养性，还有明安等几个蒙古总兵官。上述人员中，只有李永芳、佟养性是汉人。

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十之###也是女真人。

努尔哈赤一向主张赏罚分明，重奖任劳立功之人，特别是对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官将，更给予特殊奖赏。例如，布山原曾因被他人陷害革除官职，后来查明，他不仅在辽沈之战中没有过失，反而见难而进，独担重任，立下大功，努尔哈赤恢复其职，并擢升一等总兵官，特赐世代优免的敕书。该敕文说：汗曰：在我得胜之时，能够管辖禁约之人甚多，我等苦战困难之时，管辖禁约之人则很少。夺取辽东城时，汗所举用之诸大臣，皆知我兵后退，谁也不出来管辖禁约，皆逃于房中隐蔽，布山独出而管束指挥，更番遣兵前往。如斯我等危难之地，布山独能只身承当而管辖，立下大功，以一等总兵官之职给与布山，充任固山额真。子孙世代获死罪者，皆不杀，得贪赃之罪者，不夺其财，免其二千四百一十两之罪。无论何人，若皆如布山一样，于我等危难之时，以身承当而管辖者，如此之人，汗与诸贝勒将信赖矣。若如斯汗和诸贝勒信赖，也象布山一样，立下大功，即使犯下死罪，也不杀，得取财之罪亦免之。《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八。

努尔哈赤对开国元勋扬古利，也因其功多、正直、忠心耿耿而特赐世袭敕书。该敕文说：

汗曰：扬古利于各次用兵时，率先而前，赐以功，给与一等总兵官之职，子孙世代承袭。若犯噶盖、阿敦之乱政坏道之罪，则诛其身，倘若因过获罪，则死罪不杀，取财之罪不取。免一千五百两之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一。

八旗官将，立下军功，或政绩可观，佐治国政，忠于汗、贝勒，就可获得汗的赏识，授予官职，封赐爵衔，除谋叛大罪外，死罪不杀，罚罪不罚，而且可以子孙世袭其爵，世得其职，确也算是备受汗的优遇了。

有功，有了官职，就可论功领赏按职取财。三十多年的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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