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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神”，更被现代第三期新儒家的“学者”们视为伟大的“天人合一”思想神圣的“范本”，这样的“天人合一”“思想”，实可大大怀疑其真正的价值。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彻底地揭示出这所有的一切。《易经》并不具有什么“哲理”，其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哲理”，不仅没有“哲理”，还更彻头彻尾地反“哲理”。说到头来，它也就是那么一本完完全全用来占卜、算命的“巫书”，一本彻头彻尾的“巫术之书”而已。它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化价值”，基本上只能是“反文化价值”，它给中国人带来的决不是什么文化的幸运，而绝对是永远的文化的不幸；因为自从孔子，进而历代帝王把它确立为中国人必须学习的“首经”之日起，两千多年来的历代中国文人，进而历代中国人的大脑，就几乎全都因此而大大地退化，乃至完全地丧失了正常思维的创造能力。

人类的大脑是什么？是大自然（上帝）恩赐给人类，并赋予人类以思维（智慧）发现、发明和创造能力的最重要的“硬件”。这个“硬件”的正常的工作，要求人类自己去为它提供不断改进的合格的“软件”。这就如同人类今天自己制造了“电脑”的“硬件”，同样需要人类为它提供不断改进的合格的“软件”一样。“软件”如果不合格，或有了错误，电脑的“硬件”将会拒绝“工作”，或至少是拒绝“正常”的工作。其实，人类的大脑“硬件”也一样，它也需要有合格的“软件”。如果提供的“软件”不合格，或有了错误，它同样会拒绝工作，或至少是拒绝“正常”的工作。全部问题的关键就正发生在这里。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2）

什么是人类的“经典”？人类的“经典”就是人类自认为它确实反映了一定（自然、社会、人生、物理、生理、心理等等）真理（规律）的历史文献，实际上，它正就是人类为自己的大脑“硬件”所提供的自认为合格的“软件”。这个“软件”究竟合格不合格呢？这完全需要在人类历史的实践之中去经过检验。检验合格，它才能真正称作合格。

迄今为止，西方人有《圣经》、（古希腊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哲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等的）《科经》等等；中国人则有（以《易经》为首的大量）《儒经》、（以被扭曲的《道德经》为首的大量）《道经》，还有（来自印度并被中国文人所改造的大量）《佛经》等等。但在历史中的中国，真正起主宰作用的还是《儒经》，而《儒经》，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分孔孟时期的“伪人学”的前伪经，汉代“伪神学”、宋、明代“伪哲学”，以及近现代“伪西哲”的所谓第一、第二、第三期“新儒家”们的后伪经。关于为什么它们全都是“伪”经，其实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有过解释。最关键的一点，即它们全都不讲自然逻辑，而且还更违背自然逻辑。

上述所有的中西方的“经典”全都实际上起着为各自（中国、西方）人类大脑“硬件”服务的“软件”的作用。这些“软件”的合格程度究竟如何去衡量呢？靠人们自己的自吹自擂么？那是绝对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需要通过人类历史的实践去检验。而到了今天，对于中国和西方人类的各自“软件”价值的历史实践的检验，事实上都已经有了明显的结果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停滞，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的状态等等，实际上都已经是显然的历史检验结果了。

归根结底，人类的文化和文明的成就，全都应是人类大脑“硬件”工作（当然再加上身体力行）的产物。人类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大脑，实际上就将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自己的大脑，所以人类才有资格被称为“万物之灵”，才有可能获得“上帝”、“大自然”的青睐。正是因为人类大脑“硬件”的如此重要，所以也突显出了它的工作“软件”的极端重要，也即种种文化“经典”的极端重要。由此可以看到，坚持错误的“软件”和“经典”的人类，其实也就是坚持大脑“硬件”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愚昧的人类。而中国人“愚昧”问题的根也正就表现在这里。

很显然，西方人的（经典）“软件”经历了从《圣经》到《哲经》，最后到《科经》的不断改进的历程；或者说，他们的“传统的软件”（也即经典）始终都处于不断改革，乃至不断革命的革新的过程之中。而中国人呢？两千多年来，“传统的软件”（儒家经典）始终不变，甚至不允许改变；一直都只“独尊”传统的“儒经”，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在为回归传统《儒经》（软件）的崇拜而纠缠不休，不少人依旧在顽固地坚持，死拉硬拽。在《儒经》这个大脑“传统软件”的顽固坚持之下，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大脑“硬件”事实上早就已经工作不正常了，中国人的大脑甚至从刚一生下来起就开始遭到“死机”的厄运了；如此一来，中国人哪里还能有任何变得“聪明”起来的希望可言呢？再说，中国历史的（软件）检验功能本身也早就失效了，中国的历史本身就严重地缺乏思维的创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等史，数字虽在不断地增大，然而中国历史却永远都只能照葫芦画瓢地重复地往下写，历史内容基本上就只有不断的反复，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创新的意义。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3）

为什么西方人的大脑“软件”不仅管用，而且还能不断地进化，而中国人的大脑“软件”不仅从很早以来就不顶用，而且还更顽固不化，死守传统呢？我们中国人难道不应该问一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西方人的大脑“软件”管用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硬件”从很早开始就选择了“顺应自然”的启动“软件”——古希伯来《圣经》和古希腊《哲经》，从而一开始就启动了西方人大脑自身原本就已经先验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逻辑”（大脑运行规律）的功能。

为什么中国人的大脑“软件”不管用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硬件”从很早开始就选择了孔子及其儒家的“逆反自然”的非启动“软件”——《易经》（《周易》和《易传》）和其他《儒经》，从而一开始就毁弃了中国人大脑自身原本就已经先验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逻辑”（大脑运行规律）的功能。

为什么西方人的大脑“软件”还能够不断地进化呢？那是因为“顺应自然”本身就是“进化”的自身，所以西方人能够自发地追求自身（大脑思维）的进步。

为什么中国人的大脑“软件”却不可能进化呢？那是因为“逆反自然”本身就是“不可能进化”的自身，所以中国人完全处于反自然的盲目之中，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身（大脑思维）应有的进步。

现在要问，为什么说《易经》“逆反自然”并“毁弃”自然的“逻辑”（大脑运行规律）呢？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说才是真正进入了本文的核心，而前面则是不能不做的铺垫。

最基本的自然逻辑就是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首先必须服从如下的三条最基本的（自然）逻辑规律：

一，（演绎）概念命名的“同一律”；

二，经验（归纳）判断的“相对律”，过去又称“矛盾律”；

三，综合推理的“充足理由律”，过去又称“排中律”。

先谈“同一律”。在客观对象与主观观念之间必须满足一一对称的先验条件，或先决条件。说得具体一点，任何客观对象在主观观念之中，只能有一个（供演绎运用而命名的）名称、符号、数字或概念与之对应。这实际上是人类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考、交流的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条件，也是第一自然逻辑规律。没有这个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条件，也即第一自然逻辑规律，人类将不仅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思考，更不可能进行正常的语言、文字交流。

《周易》显然破坏了这个规律。伏羲的八卦（画）或六十四卦（画）本身就是主观观念中的抽象（图形）符号，而并不是自然客观对象。当周文王用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名称（同样是符号）来命名八卦（画）以及六十四卦（画）（符号），而且还更又赋予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客观对象）具象名称（仍是符号）之时，事实上他不仅在主观观念命名的符号上重重复复，杂沓混乱，而且还更混淆了主观观念符号与自然客观对象，例如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名称原本相对于自然对象的客观意义。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诱使人们不再去关心思考客观自然本身，或甚至还更隔绝于客观自然本身，仅仅只纠缠于主观观念的符号之中而去自我导演着某种永远的观念迷魂阵。《周易》事实上就是这样一种永远（观念）的“迷魂阵”。具体言之，周文王完全放弃了客观对象与主观观念的一一对称，然而却更“画蛇添足”地构造了一个主观观念内部的某种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一一伪对称，从而完全抛开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逻辑”的第一前提、第一必要条件，也即破坏了第一规律的“同一律”。这恰恰就是《周易》为什么只能用来占卜、算命，而根本不可能用来进行任何哲学思考（首先是演绎），而且就是强调“不占”也依然不可能作为“哲理”来考虑的最根本的原因（今天的人们往往以强调“不占”来为孔子的醉心《周易》辩护）。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4）

违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事实上就是放弃自然的思考本身，甚至还更是放弃合格的语言功能本身。我认为所有的中国文人和学者都应该认真地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理论，可以说全都在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原理（规律）问题上，由于《周易》和儒家经典的反逻辑的思维传统而翻了大跟斗，甚至还更掉进了至今都难以完全爬出来的（汉语）语言陷阱。换言之，中国人的“汉语”，由于《周易》的反自然反逻辑（首先是反“同一律”）规律的思维传统，事实上早就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几乎完全丧失了哲学思维功能的语言。正因为“汉语”是这样一种存在着严重逻辑缺陷的语言，所以自先秦之后，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人中都没有可能，产生出哪怕一位，能够真正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哲学思想家来。

再谈“相对律”。在客观对象与主观观念之间必须始终满足同步运行的相对律的经验条件或经验前提。用过去的说法又叫做必须满足“矛盾律”的前提，即矛必须只能是矛，盾必须只能是盾，而且在思考或语言运动中，矛必须始终相对于盾，而决不能相互混淆（矛盾）。这条规律主要用来规范主观认识中的归纳判断的进行。说得更具体一点，即人们在进行归纳判断之时，应该始终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判断陷入完全主观观念符号的陷阱之中，而应该让主观观念符号尽可能地始终不离开客观自然对象。更具体地说，即是应该使归纳判断永远不离开实践的经验。说得更绝对一点，没有实践经验，就不可能会有真正有价值或有效的归纳判断。

《周易》明显又破坏了这条规律。《周易》中的归纳判断是如何进行的呢？人们在占卜之后得到某种卦符和某种变爻，然后按照这种卦符和变爻去找到相应的卦名、卦辞和变爻的爻辞，然后再根据占卜者的愿望，按照与卦名、卦辞、爻辞中的“易（变）”、“象”、“数”等的相关性，由此作出“归纳判断”。这种“归纳判断”的过程，可以说全都在主观观念的符号中打转，明显与任何自然客观的实践经验均毫无关系。这基本上决定了上述“归纳判断”的无效。如此无效的“归纳判断”除了用来算命和自欺欺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哲学、科学思考的价值。

违背形式逻辑的“相对律”，事实上就是放弃与客观自然直接相关的实践经验，而这却是惟一可能获得有实际价值（效率）的归纳判断的前提。而放弃了有效的归纳判断，事实上也同样是放弃了有效的思维。孔子及其后学所编撰的《易传》（又称“十翼”），事实上几乎全都只是在《周易》（卦符、卦名、卦辞、爻辞等等）的符号陷阱之中折腾，仅仅出于臆想地进行着（与占卜者的实践的自然经验毫无关系的）“归纳判断”。很显然，这样的“归纳判断”全都只能是毫无实践意义的无效“判断”，如此的“无效判断”，怎么可能还会具有“哲理”呢？请问：什么是“哲理”？我认为，“哲理”最起码它应该是不违背最基本的逻辑自然规律的论理。这样的“论理”，《易传》（十翼）中能有吗？

再谈“充足理由律”。正确的推论，必须具有充分完备的真的前提。在二元论逻辑的表述中，又可称之“排中律”，即在正反的推论中，或正为真，或反为真，而不可能正反同为真。在关于推理的理论中，亚里斯多德曾提出著名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推论。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5）

《周易》的违背“充足理由律”是必然的。前面说的同一律、相对律和充足理由律，三者之间不仅相互独立，而且彼此一环扣一环，尤其前环扣后环。即是说如果不能满足“同一律”，则也必不能满足“相对律”，因而也更不能满足“充足理由律”。

对于《周易》来说，显然如此。《周易》是纯粹的“巫术算命”之“书”，暂且不论。而《易传》则被儒家文人们普遍认为，是孔子或其后学用“哲理”来解释《周易》之“书”。且让我们来具体看看，它的“哲理”之中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推理。“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见《易传》中的《说卦》）请问，这里的“推理”符合“充足理由律”吗？显然这里全都只有“牵强附会”，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真正符合逻辑规律的“哲理”的“推理”。先不说其他，把乾卦指认为“天”，把坤卦指认为“地”，这本身的命名就严重违背了“同一律”，从而其前提就不可能为“真”，更何谈什么“天”、“父”和“坤”、“母”以及其他？可以说无论《周易》和《易传》，其中的一切“推论”均不可能服从“充足理由律”。这两本“书”，简直就是完完全全“牵强附会”、完完全全“无理推论”、完完全全“臆想独断”的大本营。而“牵强附会”、“无理推论”、“臆想独断”，实际上也都成了后来历代中国文人思维、言谈、论文中最擅长的拿手戏和看家本领，而除此之外，他们对于“逻辑”自然规律却是绝对的无知。因为中国文人从来就不追求自然“真理”，所以他们也的确不需要自然“逻辑”，所以中国历代文人也就永远都只认孔子及其儒家的无自然“逻辑”传统为其老“祖宗”，一旦丧失了这个“传统”的老“祖宗”，那就等于让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正是因此，今天要求中国文人离开他们“传统”的老“祖宗”，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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