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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晚唐的兴盛，五代保留中国石窟艺术的火种，宋代出现了安岳、大足两个中心。

如今，敦煌、龙门、云冈早已盛名在外，敦煌更是形成一门敦煌学，受“唐盛宋衰”思想影响，学术界目光长期以来集中在北方，对于南方石窟少有涉及；敦煌、云冈游人如织，充足的收入与良性的循环使得当地文管部门有更多资金用于石窟保护与研究，而四川一带除了大足，众多石窟直到今天依旧隐藏在深闺之中，常年见不到一个游客，更不要谈对石窟进行系统地研究和维护了。北方的石窟，是中国上半部石窟史，是一部皇家石窟史，而四川的石窟，则是中国石窟史的续传，是一部民间的石窟史。

本刊从中选择了广元、邛崃、安岳、泸县四处有代表性的石窟进行细述，分四期连载。从地理位置而言，这四处串联起了石窟艺术从北到南的脉络，大约覆盖了嘉陵江、沱江、涪江、岷江几大流域；从石窟历史而言，广元是佛祖入川第一站；邛崃是成都平原最为重要的石窟中心；安岳留存着中国五代石窟的火种，是中国宋代石窟的代表作；泸县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明代石窟，是在蒙古人铁骑下绽放的莲花。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广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码头（1）

《看历史》特约撰稿┃萧易

自佛教石窟艺术传入巴蜀以来，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金牛道上的广元，与米仓道要冲巴中一起，成为石窟进入四川的前码头。诸如韦抗、苏■、毕重华等唐朝官吏的入蜀，带来了技艺精湛的石匠、画师，中原地区盛行的开窟祈福之风也在蜀地慢慢延续开来。

■　一个唐官带来的石窟

2010年初春，当我在一个清晨来到千佛崖时，这里铁门紧锁，见不到一个游客，地面上随处可见长方形的考古探方，露出108国道下的青石板路——古金牛道。由于108国道改道，文物部门将拆除数十年前为开发旅游搭在崖壁上的台阶，清除铁栅栏，对千佛崖进行系统维护。自唐代以来，千佛崖看尽了一千多年的人间浮华，听得了一千多年的车喧马鸣，如今，这里即将回归佛国的宁静。

千佛崖全长380余米，西高东低，最高处84米，状若扁平的直角三角形，现存石窟873窟，造像7000余尊。这个数据，比清人的记载足足少了整整1万尊。千佛崖西临嘉陵江，金牛道依崖而过，再后来，民国川陕公路，现代108国道又从崖下而过。1922年，国民政府修川陕公路，曾将千佛崖南段一部分石窟炸毁，因此，历来也认为千佛崖被毁石窟超过了大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丁明夷指出，金牛道依崖而过，川陕公路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宽，工程量不会太大，被毁石窟应该不会超过三成。清人的统计，不无夸大之嫌。

千佛崖石窟大多开凿于唐代，与入蜀上任的唐朝官员渊源颇深。唐开元二年（714年）的一天，太子左庶子韦抗接到唐玄宗上谕，令他即日赴益州出任剑南道按察使、大都督府长史，大都督府长史是唐时的三品官，表面上是幕僚长，事实上却掌握着兵马大权。韦抗不敢有误，不多日即与家人从长安奔赴汉中，沿嘉陵江驿道入蜀，进入利州（今广元）赴任。

在利州的两年中，韦抗凡事谨小慎微，处处与人为善，加之当时蜀地少有战乱，他并无什么特别的功绩。唐朝王室、官吏、商贾多有开窟祈福的传统，来利州第二年，韦抗找来一个石匠，在千佛崖开龛凿像。这是一个三米多高的马蹄形洞窟，佛祖端坐中央，南北两壁雕满了观音，窟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历代题记，习惯上此窟也称为韦抗窟。716年，韦抗匆匆返回长安出任黄门侍郎，他究竟是否看到了石窟完工，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韦抗窟最早的题记为开元十年（722年）：“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功德”。藏佛洞题记更早：“大唐开元三年，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西万年县韦抗，凿石为路并凿千佛功德。”这也是迄今千佛崖能找到的最早题记，韦抗窟也往往被认为是千佛崖最早开凿的石窟。

■　石窟造像进入四川的前站

事实上，早在韦抗入川两百多年前，佛教造像已经进入广元。1983年4月，广元城关豫剧团建筑工地发现了一些佛像，出土时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个土坑中。佛像大多残损，佛头早已不存，其中一尊释迦文佛背面刻有“延昌三年”题记，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年号，延昌三年即514年。佛像身形瘦削，上身较长，整体风格颇有北魏“秀骨清像”之风。1986年9月，这里又出土了一通刘约造像碑，碑文中有“晋寿郡”字样，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后，东晋寿郡始更名为晋寿郡，刘约造像碑的年代也由此被认定在北周时期。　。　想看书来

广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码头（2）

1989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佛教室的丁明夷、马彦等学者对千佛崖进行了一次系统考察，认定千佛崖石窟造像始于北魏末年。千佛崖第7窟大佛窟，宽米，高米，深米，大佛方脸浓眉，鼻梁粗大，令人想起云冈石窟的佛像。他的模样既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国南方人的相貌，而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此时的广元虽然归属南朝，却屡屡被北朝军队占领，大佛的风格恰恰证明了这段历史。

第21窟三圣堂采用北魏年间流行的三壁三龛窟结构，正中与南北两壁皆凿有佛像，龛中均为一坐佛二菩萨，飞天束发直立，着短衫，腰束带，大裙裹足形如羽尾，整体呈现出轻盈飘逸之态，与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某些造像尤为相似。

迄今发现的四川石窟造像，大多为唐代以后作品，相比之下，石窟进入广元年代颇早，其造像与北方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这或许与广元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联。广元北依秦岭，南控剑阁，东北扼秦陇、西南控巴蜀，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的金牛道之上，战争年代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史载广元十六国时属成汉政权，南北朝大部分时期又归南朝统辖；大同二年（536年），还入南梁，称黎州，北魏闵帝元年（557年）更名为晋寿郡；隋朝初年称绵谷，唐时置利州，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或许是首任利州刺史。

广元虽地处巴蜀，却屡屡更名，归属建制也时有变化，而上述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北方开山凿佛的高峰期。甘肃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十六国后秦，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至鼎盛；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北魏、唐朝大规模营建140余年。地处要冲的广元自然深受影响。

蜀道难，石窟艺术只能沿着为数不多的道路向四川盆地腹地慢慢推进，巴蜀之地与中原的交通长期以来惟依赖金牛道、米仓道而已。其中，金牛道是古蜀道主干线，其路线为从汉中兴元府（陕西南郑）以西，经勉县西南烈金坝（金牛驿），南折入五丁峡、五丁关入蜀；米仓道则由南郑南向米仓山，经集州（今四川南江）直抵巴中。广元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石窟艺术进入四川的前码头，地处米仓道要冲的巴中则成为了四川早期石窟艺术的另一个中心。

■　唐朝官吏带来开窟祈福之风

有唐一代，官员、文人、商贾或外放为官，或流徙巴蜀，或往来经商，特别是韦抗等来自长安的大员，随行人员中往往不乏中原技艺精湛的石匠、画师，中原地区盛行的开窟祈福之风也在蜀地慢慢延续开来。

开元八年（720年）正月，又一位唐朝名臣自长安赴利州，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名叫苏颋。

苏颋由长安入蜀，路过千佛崖，写下《利州北佛龛记》：“吾见夫山连岷山嶓，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穷险耶，南望兮此多情。吾观法像住世于岩之阿，千百万亿兮相观我，载琢载追兮吾匪他……”想来当时的千佛崖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匠在绝壁上往来上下，凿石开龛，远远望去，佛像俨然有“千百万亿”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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