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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跟着上位的就是那史上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1620—1627在位），年号天启，光宗长子，时为泰昌元年，也即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据官方史书所载，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小皇帝，堪称有明一代最不干正事、最不够格的帝王了。没文化没教养，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整天就知道瞎玩，尤好木工活，既心灵手巧，又勤奋钻研，专业技能没得说，弄不好还是高级专家型的。可朝政呢？管他作甚？懒得搭理！结果竟让魏忠贤这个太监出了大风头，短短几年成了差一点与他比肩的九千九百岁，活着就被人当神膜拜了，而朝堂之上党争权斗也是空前激烈。就凭这，天启一朝和姓魏的那个人，历史上几乎成了最乖张最黑暗时代的代名词。不过真相如何？还是深入事实，看个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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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尖还要对麦芒（1）

说起天启一朝，几乎是与魏忠贤这个名字画等号的。老魏这人历史上太有名了，太监堆里绝对数他明星指数最高，就是把所有人拉到一块儿，他也能排在人气最旺的行列中，当然是反角奸角了。这倒颇让人感兴趣。

没曾想深入一看，老魏此人和那段历史原来竟被后世如此妖魔化了。君主时代，人们往往以君主掌控大权为正常，权力旁落则为非，既是家奴又是阉人的太监要是掌了权，更是奇耻大辱。国家没毛病还好，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所有屎盆子都会往他们头上扣，哪怕他们做的好事，也非要往坏里整，何况对手还是东林党这样最擅掌控话语权、最会给人抹黑的不世出高手呢？

其实，所谓天启朝，“阉党”*“东林党”，实则不过是朝堂上的政权斗争罢了，很正常，哪朝哪代没有？张居正不是斗出来的？还与“阉人”勾结呢。李世民不是杀出来的？杀过兄弟侄子，再占兄嫂弟媳呢。

看那所谓东林党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南明，好几十年下来，除了与人斗，搞了一大堆虚名，也没见他们强在哪里，为国家多做了些什么。就是看那所谓的魏忠贤时代——天启七年短时光，前期不也是他们主政？没看出有比后期高明的地方呀？

说起东林党，顾宪成（1550—1612）应该是第一个要被提起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据说作者就是他。万年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议论时政，与阁臣意见不合，被革职回乡；后于三十二年（1604），与高攀龙（1562—1626）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名噪一时，声势日盛，各方志同道合者遥相呼应，渐成当世一个舆论中心，朝野皆为之关注，后又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权斗中，于是有了东林党之名。

其实，这“东林”政治上是否为党，是否有基本成员，被认为其敌对之浙党、昆党、齐党等，是否就真是一些固定党派，以及他们与所谓东林党真就针尖对麦芒吗？还真有点不好讲。可能这党那派，大体有个势力在，却是极其松散型的，并不固定，彼此间随时都会分化组合，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却也被无端牵扯进去，反正复杂得很。

试举两例。后来被称为东林党第一号人物的李三才，万历时做过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自己都不承认是东林党人。而所谓第二号人物叶向高，万历、天启时都曾做过内阁首辅，却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东林党的领袖。他与所谓浙党首席大佬、万历时干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关系相当不错，还常以晚辈身份写信向已经致仕的后者请教呢。就是后来所谓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已经彻底摊牌，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其二十四大罪状时，叶向高还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明史》）

如果说东林之为党在万历及天启之初时，尚不能肯定的话，那么天启五年《东林点将录》的出台，算是正式给其划上了党派的符号，而这不过是*的惯用伎俩罢了，魏忠贤一帮人把所有与他们相对抗的人全算在了东林党的范畴中。于是天启一朝，惨烈权斗的结果便是正式出现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党派，魏忠贤们称政治对手为“东林党”，反过来对手又称其为“阉党”。

其实党争本身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倒有点初级议会的架式，比起高度集权的帝王一人*，还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衡，关键是怎么引导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健全的制度可循，只能寄望于帝王的优秀，把握好分寸，拿捏到位，发挥其优势，为我所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现在搞议会制的国家，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实到位的？

针尖还要对麦芒（2）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氛围宽松的时代，尤其是江南之地，开风气之先河；万历又是一个比较温和放任的帝王，臣子们有时骂他骂得很过分，都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非君浪潮，他也并未采取什么残暴措施，修理一下这些斗胆包天的手下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氛围，很难说如东林者能发展壮大起来，起码高度皇权专制的清代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如今被高捧上了天的康熙时代，政治氛围不要说同万历时比，就是天启、崇祯时也比它强好多。起码人家的大臣算是臣，而康熙时只是满朝奴才。如果顾宪成活在那个时候，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除非老老实实做顺民。

不过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当时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可能权力高度集中些反而更好，因为它能凝聚全力，形成一个整体共渡难关。如果权力分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到最后既消耗了精力又浪费了时间，却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晚明党派激斗，不能说不是明亡的一大因素。

其实*的较量双方往往很难说谁好谁坏，拿权斗本身来论证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太多被咱们高捧颂扬的政治人物也都是凭着狠辣手腕上位的。若要论，还是得看他们当权后能为国为民做多少有益的事。

光宗驾崩那会儿，李选侍赖着乾清宫不走，欲把持还是太子的天启，争当皇太后，图谋垂帘听政，搞得皇权交接波折不断。后经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所谓东林人士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携手努力，太子天启才得以顺利接上老爸的班，李选侍也终于被迫迁离乾清宫。这就是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为明末三大案的“移宫案”。

天启也是知道感恩图报的人，他大力起用那些东林人士，一时间竟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其中一人需要额外提及，即吏部尚书赵南星，曾与邹元标、顾宪成合称为“海内三君”，那么多“正”能当朝，他是很使了一把力的。

而魏忠贤，此时还没与“正”士们交上手呢。这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二十一岁自阉入宫做了太监，历经三十余年的奋斗，熹宗即位后干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攀上了太监中的顶峰。他能发迹，最关键是攀上了天启乳母客氏这个深受小皇帝宠幸、地位特高的女人，二人私下成为“对食”，也就是结为“夫妇”。

从此，魏客携手，在宫内陆续铲除了魏朝、王安这些太监中潜在的对手，尤其是利用天启的贪玩个性，曲意逢迎，百般投其所好，使其不问政事，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朝堂之上，他们本来也想积极结交重臣的，比如赵南星，却没想到遭到了拒绝。这一点，赵南星就比不上张居正了。没有冯保这样的大太监鼎力相助，张居正想有为搞改革，谈何容易！偏见、歧视害死人呀。另外，赵南星还过于刚严，曾把人得罪了往魏忠贤那里跑。大学士魏广微就因三至南星家门竟不得见，恨而投魏，并成了魏的得力干将。

“正”士们不屑与魏忠贤同流，更主动与之缠斗，老魏也不含糊，双方迅速接上火，又是针尖对麦芒，斗了个天昏地暗。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带头，倒魏风潮大起，声势相当之盛，魏忠贤也惊恐万状。但半年搏杀下来，笑到最后的还是魏忠贤，他全面掌控了大权，进入了历时两年多的真正魏忠贤时代。

不管是东林“正”士们，还是魏忠贤，一句话，不以好恶论之，且看实际行动。这不，辽东之局还没安稳几天，天启之初便又风云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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