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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外交含义，他未必清楚。

一个非洲国家承认我们除了具有广泛的外交意义外，还给谍报工作带来了新机。也许卡鲁姆总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桑给巴尔正式通知我们这一决定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请求我们给予经济和安全上的援助，尤其是在搜集国内情报和边防方面。显然我们在以上领域的名声已名扬四海。不过为此而扬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米尔克对桑给巴尔的承认喜出望外，开始物色一名人选，担任桑给巴尔新成立的谍报机构的顾问。最后挑中了马克特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纳粹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坐过牢，战后成为一名高级警官。此时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地区首脑。鉴于当时东德与其他非洲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米尔克和我决定派一个熟悉外交事务的人与马克特同行。我灵机一动，提议派我去。

对一国谍报机构的首脑来说，穿过与北约关系密切的国家，去一个真实意图尚不清楚的地方是个极为大胆的念头。米尔克犹豫片刻后终于答应了，但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需要绝对保密，并嘱咐我不得跟任何人透露此事，包括我的副手。他还亲自负责安排我的保卫工作，甚至还审定一项紧急营救方案，以防我这次误人圈套。我和马克特各携数本姓名不同的东德和西德的假护照。护照上的年龄也做了改动。更有趣的是，我俩还被送到一位化妆师那里，为我们做了假面模。米尔克坚持要我们一路上戴着它。不用说，我们的假面模与伪造护照上的照片是吻合的。护照上我们的身份是成人教育专家。

1964年2月，我们启程前往桑给巴尔。第一站是开罗。马克特和此次出访的货真价实的东德外交代表团团长坐头等舱。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假冒小小的一等秘书龟缩在经济舱。飞往开罗途中，因遇到沙暴，不得不改在雅典降落。米尔克担心我会在北约国家境内被捕看来不无道理。马克特和我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旅馆过夜。大家当时颇为紧张。我们心里清楚，在一个北约国家，靠一本东德护照得不到任何保护。第二天早上，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用胶水把假胡子粘在脸上，看上去多少也与护照上的照片沾点边儿。

此后，我们又先后在开罗、亚的斯亚贝巴和摩加迪沙做长时间的逗留，最后终于到了内罗毕。肯尼亚当局没收了我们的护照，拒绝让我们换乘飞机前往目的地。我们猜测离开开罗后的一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这个团。因为在开罗时，我们为了得到东非联盟（包括桑给巴尔、坦噶尼咯、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签证，必须向当地英国官员填表申请。在机场等待期间，我们全团人员神经高度紧张。多亏肯尼亚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奥金加·奥廷加救了我们的驾，免于再次受到详细盘查。奥廷加的儿子正在东德留学。他在我们一行人的名单中认出了熟悉的东德副外长基塞韦特的名字，于是下令给我们全团放行。抵达桑给巴尔时，政府官员倾巢到机场迎接。仪仗队仍然身着大英帝国时的军服。一支警察乐队奏起《维也纳圆舞曲》。主人事先曾要我们给他们带一份东德国歌的五线谱。可他们学会演奏之前，我们只能将就着用施特劳斯。这下可苦了我国这位副外长。他不得不合着轻快的《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检阅仪仗队。

身为东德人，来到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桑给巴尔实在是令人愉快的事。每逢该国重大节日，如专门为我们而设的“五一”劳动节，人们马上认出我们是东德人，把我们簇拥到人群中间。他们对政府的宣传笃信不疑，对我们抱有莫大的期望。人群中领唱的歌手自编歌词，歌颂美丽而又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显然，当地人民把东德想象成童话故事里的富饶之乡。　　尽管人民群众对我们载歌载舞，我们在桑给巴尔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曾想建立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但毫无结果。常常是开会时间到了会场后，才发现原来的人已被解职，换上的新人一点不了解情况。不过刚到桑给巴尔那会儿，这些小小的不便都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熬的是热带国家的漫漫长夜。桑给巴尔政府为我们修建了典雅的别墅。周围有一个废弃不用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墓地。为了消磨晚上的时光，我们常常出去散步，沿着球场和墓地一直走到市区外。那里是当地人住的泥瓦小屋。太阳快落山时，男人们坐在自家门前抽着烟聊天，妇女却在地里忙着农活。

最初我们与后来任桑给巴尔谍报首脑的马孔古的关系很别扭。我们需要他坦诚地介绍一下本国的实际需要。可总统指示他与我们交往时严守秘密，同时尽量摸清我们的底细。马孔古保密竟保到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告诉我们的地步。他经常用斯瓦希里语在笔记本上神秘地涂涂写写。一次我从他遗失的一页纸上才得知他的名字。纸上写的是取消一场预定的会议。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工作艰巨而又秘密。辛巴。”我问厨师辛巴是谁，结果不仅问出了他的真实姓名，还了解到他过去的部分经历。厨师告诉我，殖民时代马孔古曾在当地英国警察局里的特警队干过。

在东德，执政党的所有党员均团结在党的既定方针下。如今置身于一个政府成员政见不一、利益各异的国家，感到十分陌生。有些官员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对他们和我们这些东德人显然疑心重重。然而无论哪一派，跟我们伸手要东西时毫不羞涩。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马上对我们横加指责。他们常常忧伤地带我们去看英国人遗留下的破裂的船只，陈旧的电台和磨损了的电话线，期待我们帮他们重建全国的基础设施。

桑给巴尔的领导人分为几派。一派以卡鲁姆总统为首。他以前是海员工会领导人，讲起话来活像一名英国工会会员。另外两派的首领分别是他的两位副总统汉加和恩巴布。曾留学苏联的汉加狂热地支持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恩巴布则是中国模式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恩巴布为了显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每逢国宴必要放国际歌。唱片虽已磨损，音量丝毫不减。桑给巴尔之所以选中东德作为它的主要伙伴，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政府成员意识形态五花八门上。没过多久，我就摸清了底细。请我们来原来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上的考虑。鉴于东非联盟国家经济上依赖与英国的传统贸易和金融往来，与两个共产党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公开交往都是不明智的。而东德经济上相当发达，完全有能力提供谍报方面的咨询及基本器材。与此同时，它在国际上又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不至于惹恼其他的财东。

我们来后没几个月，岛上开始盛传桑给巴尔将与坦噶尼喀组成联邦。我们对此深表关注。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与伦敦关系密切。如果两国真的结成联邦，估计英国政府会向桑给巴尔施加压力，迫使它中止与我们的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本来是被请来做谍报顾问的，可东道国的谍报官员一个个却对我们守口如瓶。　　1964年4月24日，我们获悉两国确实要合并。新成立的国家起名为坦桑尼亚。就在前一天，政府官员还向我信誓旦旦地发誓没有这回事。我于是飞到较小的奔巴岛，视察当地新建的谍报机构。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与一群新招收的谍报学员在落日的余辉下围坐在一起，回答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气恼地中断了这次访问，飞回主岛。一艘东德货船为了把我接回推迟了启航时间。辛辛苦苦干了3个月后，我不甘就这样悄然离去。我想弄个明白，桑给巴尔到底会不会背叛我们。此外，这还牵涉到我们在桑给巴尔的经济利益。我们为该国的边防部队建立了一支小小的船队，并派船员和机械师去东德接受培训。结果证明我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两国合并后，桑给巴尔的确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政府部门大楼里，悬挂的尼雷尔画像总是比卡鲁姆的画像低那么一点。

当时我们是诚心诚意帮助桑给巴尔，不像后来与第三世界打交道时那样掺杂了私心杂念。我们坚信，援助桑给巴尔可以为非洲人民的自由做出贡献，使他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过坦率地说，能够在英国和西德谍报机构一直把持的世界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我们这些东德谍报人员感到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我们长途跋涉后，来到美国在桑给巴尔建的一个卫星地面跟踪站。地面站外面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士兵，肩扛一杆大枪。我们走近他想自我介绍一下，他摘下枪对准了我们。不过最后还是放我们进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居然又钻进一个美国人修建的卫星地面站里！

当时我们十分天真，对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后果缺乏清楚的认识。东德派来的训练有素的联络官和专家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积累的谍报工作经验传授给了桑给巴尔。在我国专家的辛勤努力下，桑给巴尔的谍报机构迅速膨胀到可笑的地步。按人口比例计算，它很快超过了东德谍报机构的规模，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卡鲁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狡猾，善于挑动大国互相争斗。1965年，中国人大批涌入桑给巴尔。我们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侵蚀。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我们应桑给巴尔政府的请求刚刚给他们搞到一批拖网船，一个携带农具的中国代表团即抵达该国。这批援助为此黯然失色。更让人难堪的是，后来发现这批拖网船不适于在当地的水域作业。

中国人精明透顶，很快就站住了脚。不出几周，公共场所的乌布利希画像要么被摘走，要么在其旁边更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更大的毛泽东画像。莫斯科对这种象征性的做法极为重视，要求我们上报一共挂了多少幅毛泽东画像，都在什么地方。我们于是开始了这项毫无意义的统计。

记得离开桑给巴尔前还和一个美国人有过一面之交。当地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木薯。每到收获季节，岛上的外国人都受到邀请，参加收获木薯的劳动。到了地头，先是乐队奏乐，士兵跳舞表示欢迎。随后开始收割，一直干到腰酸背疼为止。我旁边是美国驻桑给巴尔领事，一个个头不高，目光警觉，精力充沛的人。当地人把我俩带到一边，尽可能婉转地解释说，我们错把纤小细嫩的木薯当成了杂草，将其连根拔出后扔进了垃圾堆里。我好奇地想，这位叫卡卢奇的美国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许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后来一直做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尽管我们帮助桑给巴尔纯粹出于公心，扩大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活动的基本动机并没有因此消失，即继续争取更多的国家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承认。到了1969年时，访问东德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要求我们提供援助。叙利亚和埃及不顾哈尔斯坦主义，打开了与东德的关系。苏丹、南北也门、刚果（布）、柬埔寨和罗得西亚解放运动紧随其后。接待一次埃及内政部长意味着要按照米尔克的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两遍。国家安全部大楼的院子里还要排列好仪仗队和青年合唱团。我开始感到这种关系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不管访问奇乡异国多么富于刺激。米尔克和我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我们在欧洲谍报战中的优势，而参加这些送往迎来的活动占用了我们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今一些中级官员却被派往人地两生，政局不稳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工作。烦恼归烦恼，发展这方面的关系乃是我国领导人的旨意，不是我能决定的。对此谍报机构只有贯彻执行。

有一段时间我们尤其重视与埃及的关系。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纳赛尔总统通过他的内政部长戈马将军表示，他希望与我们交换情报。我的副手访问了开罗，受到隆重的接待。原来纳赛尔想请我们帮助查出隐藏在埃及政府和军队中的以色列特务。他认为这是埃及战败的原因。　　我们告诉纳赛尔，东德在以色列没有间谍。他听后大失所望。可我们说的是实话。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东德始终未能渗透到以色列的谍报机构里。在莫斯科的督促下，早期我们曾试图从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发展我们的人，但一直没有得手。我们所需的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大致上可以通过美国和西德的渠道以及后来巴解组织谍报机构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担心会陷到中东里面，无法自拔。可苏联人与以色列这个敌人较上了劲儿。我决不会仅仅为了帮助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出口气而花费气力去搜集情报。在我眼里，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我看到渗透活动事倍功半时，马上停止了在以色列发展间谍的活动。

再说有迹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换情报时藏了一手。我们表示希望了解北约国家在中东地区的谍报活动。埃及谍报首脑穆罕巴拉为此接见了我们。此公为人狡黠，首次会面时用的是假名。我们知道他跟中央情报局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一手，以免他把我们想了解的情况告诉美国人。为了增加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埃及谍报官员领我的代表参观了一家制造火箭的秘密工厂。这是一家奥地利企业在前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一位同事皮尔茨的帮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认为工厂里有人搞破坏，想请我01协助侦破此案。我不想让人觉得我of情报局好像是一个谍报方面的咨询机构，哪个国家出钱雇我们，就替它解决国内问题。因此回绝了埃及人。

我认为，在海外开展谍报工作必须要找与我们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赞成与那些和苏联及东欧不是一条心的国家做临时性的交易。时隔不久，我们看出与埃及的合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结束了这种关系，但与戈马本人和他主管的内政部仍有来往。1970年纳赛尔死后，新上台的萨达特指责戈马是叛徒。我们情报局在开罗的成员减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内任联络官员。他主要负责大使馆内和馆员的安全保卫工作。搜集有关美国、西德和其他北约国家谍报人员在埃及活动的任务落到了合法驻外人员的身上，即一国驻外使馆内伪装成外交官的谍报人员。我们在开罗的人将情报送回国内情报局主管中东事务的第3科，然后再上转负责第三世界事务的第3处处长，由他交给我的副手耶尼克将军。耶尼克只向我汇报他认为确实重要的内容。我们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也是一样，先把情报报回主管美国的第2处，然后再转给第11处处长，由他交给耶尼克。

1969年5月，距纳赛尔去世前几个月，一批进步的军官在苏丹军事学院院长尼迈里的领导下夺取了政权。我们置桑给巴尔的教训于不顾，觉得苏丹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有可能成为我们打入中东的一个瓶子。夺取政权的苏丹革命指挥部渴望建立自己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并请东德提供谍报及经济上的援助。

我对苏丹所知甚少，只知道该国北部人民有着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传统。苏丹人不信任埃及，因为它曾长期扮演英国在这一地区代理人的角色。苏丹北部的穆斯林与南部地区信奉泛灵论的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国家陷入混乱。从刚果、扎伊尔和埃塞俄比亚涌人的难民进一步加深了苏丹的贫困。由于位于战略要地，苏丹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谍报机构及雇佣军。这些人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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