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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月3日离开晋州，在去山清的路上几次遭到朝鲜农民用石头、瓦块的袭击，“天佑侠团”亮出日本刀，甚至开枪才得以摆脱朝鲜农民的迫袭。在山清因后援未到，旅费告罄，党派年富力强的内田拔出日本刀冲进山清郡衙。郡守提笔问道：“诸君来有何贵干？”吉仓用朝鲜语回答：“吾等是为贵国的独立而来韩的……为借旅费而来。”朝鲜郡守对此无理要求竟被迫应诺。在南原，吉仓汪圣和时择右一又诈称他们是日本全权公使、陆军大将和陆军中校，骗取南原府使按国宾之礼接待他们一行。

间谍在行动（2）

就在南原宾馆，“天佑侠团”研究确定了下一步行动的方针：“第一必须从朝鲜一扫清国的势力，欲一扫清国的势力，则必须使日清交战，以惩清国的横暴。”“然而朝鲜朝野误认清国为世界无比之强国，故甘心做清国的藩属而自得，其愚昧无知实属可怜。”因此，当前“务必挑起日清之战端，必须破除朝鲜朝野的偏见”。他们决定先侦察东学党起义军情况，然后再前进，并准备好攻防武器，和会见东学党起义军时需要公开的《檄文》。还决定正式给这个组织命名为“天佑侠”。随后便派田中、时泽、千叶、大原和翻译出发侦察情况，内田负责制造炸弹、日下负责制造投掷弹，大崎协助铃木、武田、吉仓负责起草“檄文”，大久保提刀巡逻负责警卫。

铃木等人花了一天的时间制定了《天佑侠檄文》12条。其中对唇齿相依的中朝两国友好关系进行恶毒的挑拨，并宣称：“愿奉公等为领袖，只要坚持安民兴国之志，不惜全力以赴，予以尽力。”“如听我等所言，吾等将欣然为公等之先驱、冒箭石、排刀剑，进开辟入京城之路，全力以赴死而后已。”

7月中旬，“天佑侠团”一行来到淳昌，受到起义军总部的接待。他们向义军宣布了《檄文》。同时，内田表演了他的柔道技巧，在水里试爆了炸弹，以显示炸弹的威力，又给伤员洗伤敷药以取悦于义军。晚间，铃木、田中、武田和东学党义军领袖全准进行了会谈。当时，义军对“天佑侠团”的来意虽还不甚清楚，但当时朝鲜严峻的现实却又不能不使义军对日本存有警惕、怀疑之心。朝鲜上下除一小撮亲日分子外，对日本突然无故出兵朝鲜、进驻汉城，莫不感到极大的震惊和不安。本来东学党起义军一开始就提出“逐灭倭夷”的战斗口号。全准当得知日本陆续派兵到朝鲜时就说：“日军陆续来我国，这肯定要吞并我国。”因此，当时起义军在争得朝鲜政府一定让步的条件下和朝鲜政府军达成妥协，签订了《全州和约》，从6月11日起，很快撤出了全州，并继续后撤，静观形势的演变，特别是日军的动向。因此，会谈的结果，起义军拒绝了“天佑侠团”的所谓帮助。明确表示，义军还要继续撤退，以便蓄积力量，准备将来东山再起。第二天起义军就向云峰方向退去，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天佑侠团”企图利用东学党起义军挑起和扩大战火的罪恶阴谋，特别是企图挑起中朝两国军事冲突的阴谋，终于遭到了失败。

其实日本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是从1872年开始的。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正为“征韩”争执不下。9月，日本留守内阁代理大藏卿西乡隆盛在征得外务卿副种岛臣和参议板垣退助的同意后，派遣部下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化装成日本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往奉天“旅行”。当时清政府对他们的行踪感到可疑，始终派人尾随加以监视，并一再盘问他们来此的目的。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参观来了”来回答。涉及政治问题时，就以“我们是商人，什么也不懂”来搪塞。尽管清政府对他们仍进行监视，但他们还是获得不少重要情报，如辽河几月几日开始封冻、何时人马可以在河上往来、何时解冻等等。此外，奉天省的地形、政治、军备、产业、交通、风俗习惯，以及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情况，都在搜集之列。在他们回国复命的报告中说：“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经过几年###肯定土崩瓦解”，“这是解决韩国问题的最好机会”。这说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其侵略矛头一开始便指向了中国。

1873年日本海军少佐桦山资纪（甲午战争侵占台湾时是海军大将）和陆军少佐福岛九成分别深入到华南对台湾进行侦察活动，由于当时清政府警戒甚严而没得手。福岛很快转为文职作为领事驻在福州。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日本名画家安田老山。于是福岛扮作画家的弟子，在安田的掩护下，潜入台湾，跋山涉水，实地勘测，绘制了一张精密的台湾地图。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使用的就是这张地图。

1874年7月，日本侵略军从台湾撤出后，来台的日本佐贺浪人山口五郎太偷渡到对岸福建省，化名薛亮明，不久就和当地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到了80年代，日本外交武官小泽豁郎、曾根俊虎分别在福州、上海进行活动。山口和小泽就在福建省福州经营福州照相馆——庐山轩，作为日本间谍活动据点，即当时日本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福州组”。

间谍在行动（3）

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服役中的陆军中尉荒尾精到中国。荒尾脱去军装，化装成平民，乘轮船混入上海。在这里他首先拜访了经营眼药水和杂货的乐善堂上海分店主人、著名的日本商人——岸田吟香。在岸田的帮助下，荒尾在汉口开办了一处乐善堂分店。从此在中国大陆上出现了第一个日本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党分店。参与这个活动的有井深彦三郎、高桥谦。出于日本驻中国各口岸武官的要求，还招请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浪人、志士到汉口。于是在天津、上海等地的日本浪人纷纷来汉口参加乐善堂间谍组织。其中有备山内品、浦敬一、藤岛武彦、中野二郎、中西正树、白井新太郎、石川伍一、片山敏彦、维方二三、井手三郎、田钢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广冈安太等。1888年，日本玄洋社头目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商定，派出一批青年参加汉口乐善堂谍报组织，其中有山崎羔三郎、奈良崎八郎、平冈常次郎、丰村文平等。他们先在上海城内随中国人冯相如（广东人，曾在日本横滨任副领事，既会日语又会英语）学中国官话，然后加入汉口乐善堂工作。荒尾自任总管，为乐善堂制定一般要求，成员分为内员、外员两部。外员如要求到中国各省探查人物（分为君子、豪杰、长者、富豪等），探查中国秘密会道门，如哥老会、九龙会、白莲会以及马贼等。各省的土地、被服、运输、粮薪、兵制、制造，山川地理、人口、风俗习惯及贫富善恶，都在外员探查之列。

随着日本对中国情报的强烈需求，情报网也在逐渐扩大。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首先在湖南省设立支部、由山内线负责。接着，又设立了四川支部（高桥谦负责）、北京支部（宗方小太郎负责）。为了便于侦察、搜集情报，他们从装束、发辫到语言都仿照中国，俨然以一个中国人的面目出现，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流窜于中国内地各省，直至新疆、西藏。例如石川伍一、松田满雄就曾进入西藏，深入过苗族居住区。山崎羔三郎自参加汉口乐善堂以来就蓄留发辫，着清朝服饰，化名常致诚，取字子羔，自称原籍福建或广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扮作药商兼医师，有时扮做卖卜者，徒步先后走了数省，甚至云贵都有他的足迹。据说在同行中，他的汉语熟练程度，及掌握各地风土人情上，没有出其右者。再以乐善堂的骨干、北京支部负责人宗方小太郎为例，出身于浪人，1884年来上海，先在东洋学馆学汉语。从此蓄发辫、穿旗装，一人潜入华北、满洲各地，3年间搜集了大量情报。汉口乐善党成立后，他参加了这个组织，被派为乐善堂北京支部负责人常驻北京。他的任务就是注视清政府和直隶、山东、山西、奉天一带的军政动态以及联络工作。有时为了筹集活动经费，还曾在北京崇文门外和一中国人汪某在街上摆摊贩卖由上海乐善堂提供的书籍和药品。由于他长期从事间谍活动，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功绩显赫，日本政府在他死后赐以正五位、勋三等荣誉。

在日本对中国战争准备日益加紧之际，荒尾精深感实现日本帝国大陆政策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必须培养、训练一大批热心经营中国大陆的人才。经过他们在日本国内大肆活动和游说，加之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次官桂太郎极力斡旋、支持及热心说服，博得了当时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大藏大臣松方正义的积极赞助，拨出四万日元予以补贴。玄洋社也派出友枝英三郎、关谷斧太郎等人参加，从日本国内招收学生二百多人于1890年9月20日，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正式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荒尾精任所长。1893年6月，第一届学生89人毕业。当时正在中国进行探察清国军事虚实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也参加这次毕业典礼。

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间谍如钟崎三郎、向野坚一、大熊鹏、猪田正吉等即是。日本谍报机关很早就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注，驻上海的陆海军武官不仅负有侦察、搜集长江流域中国陆海军事情报的任务，同时还要管联络、传递情报。因此，上海就成为日本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武官有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化名为东友三）、陆军大尉津川谦光。天津一向是中国军事、外交的中心，北洋大臣的驻地。为此，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的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少佐井上敏夫等，他们不在北京，却长年驻在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还有所谓驻在员海军大尉泷川具和。靠近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的烟台日本领事馆武官有世良田大尉。在这些武官领导下，潜伏在中国秘密活动多年的间谍，有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和刚毕业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化名为钟式武或李钟三的钟崎三郎等。

间谍在行动（4）

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早在1882年，刚刚晋升为中尉就被派往上海，后到天津。海军少校井上敏夫，从1892年9月任驻清公使馆武官，10月就来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活动。他曾先后三次进入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军事要地。特别是1893年5月和他的得力助手石川伍一特地买了一只中国帆船，雇佣中国船夫，从山东烟台出发在海上仔细观察记录，出直隶海峡诸岛。他们经旅顺沿辽东半岛东海岸直达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西海岸到达大同江。6月，他们改乘日本轮船返回烟台。用中国帆船为掩护进行侦察，是北洋海军当局所万万没有料到的。8月，神尾、井上、石川再次搭乘日本军舰进入旅顺口、和尚岛、威海卫等海军要地，搜集到不少海军军事情报。泷川具和是日本海军部里少数中国通之一。他于1892年奉海军参谋部之命来天津，他脱去军装化名为堤虎吉，住在天津法租界，有时扮作中国商人，有时扮作苦力，混在天津城内或塘沽码头装卸工里去，全力以赴侦察北洋重镇天津，特别是北洋舰队的情况。1893年他乘坐小型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沿岸北上，探求适合大兵团登陆的地点。探察的结果，选定了北戴河以南的洋河口。

1894年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战争日益逼近的前夕，在日本东京谍报机关训令下，在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神尾少佐、井上少位、泷川大尉的指挥下，石川伍一、钟崎三郎及一小撮汉奸，展开了更加紧张的谍报活动。神尾奉命专门侦察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行踪，密切注视、刺探北洋陆海军的详细调动情况，并及时准确地向日本大本营报告。为研究、准备对中国作战，1894年4月，泷川大尉配合日本海军部谍报最高机关负责人——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大佐，由天津陆路出发直到山海关一带探查沿途地理形势。泷川通过他的下属搜集了大量重要的机密情报，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做好了准备。

多事之秋（1）

就在中日互为敌手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长崎事件。

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发现朝鲜有亲俄党活动，俄国也计划占领元山口外的永兴湾的报告，北洋海军随即出动“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游弋元山，并至海参崴迎接中俄勘界谈判代表吴大完成任务后，“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

日本人对于欧美军舰司空见惯，但对于中国铁甲舰则是首次见到，市民在国内军国主义舆论的宣扬下早已对中国颇有不满，面对如此巨舰，夹杂着惊骇、艳羡、愤懑等种种情绪，就如火药桶般仅仅需要一个火种。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伤，自己也负了轻伤。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但在日本国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挑唆下，很快扩大化了。

8月15日，水兵再次休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日发生冲突，丁汝昌严饬水兵不得持械滋事。然而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水兵与日本警察再次发生冲突。数百名日本警察将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即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向下泼热水、扔石头，甚至有人参与斗殴。中国水兵猝不及防，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另有5人失踪。李鸿章虽明与日本逶迤，实则看得非常清楚：“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至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此事件虽最终以互不追究责任，各给抚恤了事，却充分反映了中日间的深刻矛盾。日本为此不仅深感威胁，更激发了其仇恨的心态与扩军的动力。至1891年夏，北洋舰队再次访问日本横滨时，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立即发现日本海军实力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北洋海军已不再握有优势，添船换炮刻不容缓，然而令后人扼腕的是，户部已经明确表示，财政紧张，必须停购外洋船炮军火2年。而正是在这期间，日本海军正在疯狂造舰、购舰，北洋海军在最关键的时期被人为地拖后了。

在这两次访日中，出现了“晾晒衣物”事件，北洋舰队晾晒的衣物是横挂于炮管上的，以当时的炮管制造技术，防锈还是一个很麻烦、很复杂的事情。对于炮管的保养和清洁更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通常都要用专用的炮管清洁物来清理炮膛和炮管外壁的。衣物的质料与火炮保养的性质完全不同，何况潮湿的衣物更使得大量水分附着于炮管外壁，湿气很容易使炮管生锈。事实上，各国军舰确实都晾晒衣物，却很少见过像北洋海军一般将衣物晾晒在炮管上的。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海军实际的战斗力。

1894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初，北京城里就处处张灯结彩，修缮一新，文武百官个个有赏。仅仅颐和园宫门到紫禁城西华门所经的道路两旁的修缮就用银240万两，穷奢极欲、纸醉金迷中，海军屡屡紧急提请购炮换装的报告却被束之高阁。万般无奈之下的李鸿章最后决定，仅仅挤出经费购买“定远”、“镇远”所需要的120mm速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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