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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买了一本韦伯斯特所编的英文字典，回国后担任幕府的编译工作。第二次是在1861年到1862年，为幕府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团一员，搭乘英国军舰“奥辛”号，经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国等，详细地参观和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回国后执笔撰写其《西洋事情》初篇。1864年，他晋升后任职于外国编译局，年俸150袋米。第三次是在1867年，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作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经由巴拿马，历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才回国。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3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伦敦日本协会杂志》中，也特别指出福泽1867年赴美，为军舰购买团的一员，参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跟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是与“野蛮末开”的概念成对比而展开的。他在1869年所著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将人类分为“野蛮”和“文明”，由此再细分为混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说尚未成熟。其后，在1875年著《文明论之概略》，以骥左的《欧洲文明史》、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补强其“文明观”。依此文明史观，欧美列强为最高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澳大利亚等为野蛮国家。

据此，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然后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

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到底哪一国较接近文明的阶段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虽然有独裁专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为天皇万世一系的政体，因之，日本比较“固陋”。然而，福泽反驳此为庸俗之论，主张“###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于是论断日本较接近文明的阶段。他具体地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欧美的态度来评论。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开国贸易，然而，中国蔑视英国为夷狄而顽固不开，英国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坚炮利”攻击，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后，中国的行动一直反复无信，而成为英国动用武力的理由，中国每战必败，接二连三签订不平等条约，支付赔偿金。

英国和中国这种一进一退的关系，福泽拿来应用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上。他说：“日本是强大的，朝鲜是弱小的，日本已经进入文明，朝鲜则尚停留在未开化。”他慨叹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在釜山、元山的进出口，一年才300万日元，仍然是寥寥可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西洋列强曾强迫朝鲜“开国”，然而，因其顽固的坚守“锁国”主义，并兴起“攘夷”运动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1875年乘江华岛事件，派遣使节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军舰，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谈判，迫使朝鲜开放“和亲”贸易之路。因此，他主张“今后朝鲜即使与其他西洋各国缔结条约，因我日本为朝鲜最初的和亲国家，在交际上应占首座，此乃自然之趋势也”。

福泽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首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在中国占最优越的地位。同样地，美国以佩里率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最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美国从日本的开国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样地类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也应该居首座。福泽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他主张从“首座”再一跃而为“首魁盟主”，并强制对方“文明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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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2）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则对朝鲜的内政，不论是治乱兴废或文明进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如果其国势未开，则应该诱导其开化，如果其人民顽固，则应谕劝其开明。”这样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也就正当化了。因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如果朝鲜或中国，拒绝日本为“盟主”，抗拒日本强制“文明开化”，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福泽的逻辑最后归结到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谓“我在东洋之战略，终究非依赖兵力不可”。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二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绘“###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日本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1883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1884年10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1885年3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10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不愧是近代日本的“精神伟哥”。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1882年3月创刊《时事新报》，到1898年9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16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他的“内安外竞”之策。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认为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其后就把目光迅速瞄准中国。

1894年7月28日，当日本海军舰队在未宣战前偷袭胜利的第一道战报传到东京时，福泽谕吉和《时事新报》报社全体员工，在东京新桥的花月楼召开祝贺宴会。7月30日，福泽担任军费捐款运动发起人的总代表，跟财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东久世通禧等连名，劝诱民间有志之士为军费捐款。8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对中国宣战的布告，福泽在《时事新报》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亲自从私囊“义捐”1万日元。福泽从扩张国权的立场，策划对朝鲜的谋略，强烈地主张对中国开战，论断中日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日本战胜，依《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庞大的赔款，加上吞并台湾、澎湖群岛的“良饵”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泪哭泣。”以上这一段话，记录在《福翁自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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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3）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不单单只是要日本脱离亚洲，加入西洋文明国家的阵营，而是更进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蚕食亚洲邻国。当中日交战的1894年11月下旬，有美国报纸报道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单从日军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来，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6万人。美国的《世界日报》为此严厉指责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为“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本性”。《时报周刊》的通信员也作证，日本军将俘虏捆绑起来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福泽谕吉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一个最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开化”思想，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与制度，对培养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风气贡献良多。他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并不仅只是因为经营“庆应义垫”这所学校，还进一步利用《时事新报》等大众传播媒体，以整个日本社会为对象，教育日本人成为“文明国民”。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份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因此，福泽鼓吹“独立自主”的精神，期待“个人独立”和“国家烛立”，可以说尽了其在历史上的任务。而寻遍整个晚清，却没有这么一个呼之欲出的一个人，完成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林则徐不是，魏源不是，李鸿章更不是。

而历史的宿命终究走向了符合它逻辑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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