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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同化了华南土著，即那里的苗瑶语系、傣／佧岱语系的族群，而后者迫于来自北方的压力，则从华南扫过热带东南亚，包括泰国、缅甸、越南、马来半岛，掀起另一波更为彻底的语言剧变，把先前曾在那里的语言统统消灭。于是，残存于大陆汉语海洋中的苗瑶语系，成为语言孤岛；南岛语系则饮恨大陆，存活于整个太平洋上。（见王道还、廖月娟的中译本，台北《中时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有点像是把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摆进生物、地理、环境等新学科中，做了崭新的综合和阐述，要旨无非是，地理环境、气候、物种等先天优势，注定了谁能获得农业的先机，便可独领风sāo于史前，而滞留于狩猎／采集阶段的族群，只剩下灭族的份儿，其断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决绝，比天演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都是言之成理的。“语言代换”写来轻松，却涉及战争、谋杀、传染病、移民杀戮土著的血腥过程，最后迫使降族采用新语言；而华夏正宗从来蔑视未开化的夷蛮戎狄，汉文明的扩张，一向也是征伐驱赶、招降纳叛、改土归流。神州自古东有九夷，南有百越，相传楚灭越，而越之子孙流落波涛大海；百越之族则遭北方华夏人挤压，亦避遁南亚，此皆为上古历史，恐怕还不是新石器时代那邈远的一万年前的波澜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学等多学科重建史前史，认为中国至少形成了两个“dú ；lì发生农业的中心”（independentcentersoforiginsoffood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华北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字书写系统，所向披靡，翦灭了任何其它的可能xìng，此乃汉文明一统天下的灵通宝玉，也使戴蒙教授困惑于中国无数其它语言消失而只剩汉语独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中，遗传的证据最有信服力，文化证据次之，语言证据则最弱，但是在中国文明的个案里，恐怕需要倒置这个顺序才行。关于中国，离了汉语和汉字，便什么历史、文明都免谈，倒也左证了戴蒙之“语言代换”说的睿见。

中国对东亚三国的汉化

显然，史前史的这个“语言代换”风云，到了文明史里，大约就是所谓“汉化”，sinification，即中国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扩张，西方汉学领域早有的一个说法，也译为“中国化”，一个新译法干脆叫“华化”，对应的词是disinificaion，脱汉。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rì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公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dú ；lì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汉化在rì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识的（intentionally）选择xìng吸收。公元6sì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的zhōng ；yāng集权制，rì本文人皆苦练中国书法和儒家经典。奈良时期佛教更是盛极，有五大寺，后来唐朝鉴真东渡，于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rì本直接、间接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晚唐以后自然还有禅宗传入。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戴蒙教授的游戏规则到此失灵，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

北宋迁都争议始末（网文摘录）

古人没有机会拿起放大镜、转动地球仪研究所谓“地缘政治”。

地理在冲突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被忽视，但是从来受到视野的限制。可以责备前人缺乏远见，不能以为他们愚蠢，因为高明的实践者不会脱离他的时代和环境，眼前的、现实的威胁才是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也算是正常心态，只要不大声喊出来，没有人指责你。

自然、政治、经济是构成地理的要素，心理、传统乃至偏见影响着对地理的认识。

过程合理而结果荒谬，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悲观者解释为宿命。宿命其实就是“已知”砌成的一口井，你只能老老实实坐在里面看天。不乏善于空想的先知，从方寸天空感知到了宇宙，但是最好作为秘密藏在心里，说出来就是异端。

比如海洋，中国史上，海洋的作用曾经只是出产盐和海鲜。宋朝开放和逐利的心态使海洋和贸易发生关系。海洋受到的轻视仍然显而易见，它的魅力甚至不能触发文人写作的情绪。

明朝三保太监的神秘行程，至今争论未休。紧接着时断时续的海禁，朱棣子孙害怕的恐怕不仅仅是东边岛国的海盗，加上明朝清高，不重利，理所当然拒绝了海洋。直接后果是扼杀了人民的冒险jīng神，腰斩了航海技术的存续。

东边的大海和西部的高原一样安全，是天赐保护中华沃土的屏障，除了台风和海盗，海洋不会带来其他威胁，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

1840年，英国舰队的巨炮宣示，常识也与时俱变。

中原是核心地域，南方充满变数，威胁来自北偏东北。这就是宋朝初期的地缘政治。

从祖国地图上可以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中心曾经长期徘徊在现代陆地疆域的中心。很像巧合。

过度开发致使得地力拔尽、风沙紧逼，连年烽火摧毁秦砖汉瓦的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信心，五代开始重心向东迁移。建炎南渡是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而朱元璋几乎成功地把南京营造成新的中心。历史差一点弄巧成拙。感谢朱棣的燕王经历，迁都běi ；jīng是他的最大功绩，从此南北不能分割。后来中华虽饱经磨难，基本疆域因此得以保存。

汴梁（开封）受到青睐不是偶然。汴梁居于中原腹地，四周河道纵横，沃野千里，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可通漕运。

河流是自然的赐予。古代物资调运，以水运最为经济便捷。南方丰富的物产早已不可或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的修建万里长城。

汴河连接黄、淮，隋唐以来一直是水运要道。开封扼汴河咽喉，西经黄河、渭河连接洛阳、长安；东南经淮河、运河直通长江，联系南方各地。

“汴水横亘中原，首承黄河，漕引江南、荆湖，其利远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

除了北方无险可守，一切完美。

南宋章如愚《三都论》，对长安、洛阳、开封的地理有冷静的总结：

“长安之制以陕西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东；大梁之制以河南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北。故由古以来，洛京之祸常起于并汾，汴都之变常起于燕赵”。

明末清初，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家顾祖禹在他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中作如下结论：“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

他们阐述的是现象，从诸多内讧结果看见的现象。河北为什么克制河南？堪舆学的解释过于玄奥。从正常思路分析，河北开发已久，与河南相较，不落下风。同样道理，河北建都，也难抵挡河南的冲击。

开封周围缺少天然屏障，地形决定了它只能成为一座美丽的和平之都。

北方势力长期威胁黄河文明，西北在与汉唐的对抗中落败，大的民族纷纷向别处寻找出路，小民族无论成败，难逃被融合的命运。

契丹和女真的中心都在东北，或游牧或渔猎，人民骁勇。契丹乘五代之乱，前锋南进，将幽云纳入囊中，成为与北宋叫板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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