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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部分（第1页）

希腊语、阿拉伯语一样。接受和学习起来。而希伯来语则成为了第二语言，拉丁语则作为除了汉人和犹太人之外的欧洲入侵者封建主和教士阶层使用的语言。还未成型的英语法语和德意志语则作为贸易和外交语言成为少量学生学习的技能。原本在本地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阿拉伯语则成为极少使用的私人空间语言。所有的招牌、路标、地图和指示牌都书写了汉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文字，而阿拉伯语则基本消失在了公共场合。

这种物质世界的明显改变显示了所罗门王国的附庸性质。在教皇和西方实际掌权的大封建主眼中，马可波罗就是华夏帝国的代理人，而在华夏商旅眼中，他就是一个随时可能成为帝国类似日本天皇在两国合并后领取职俸的藩王级高级贵族。

实际上。整个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学术思想和物质承载媒介在短短五年内就全部躺在了帝国的中央博物馆里了。在古腾堡推广印刷术破产之前的时代。西方的文字都是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稀有物，高昂的价格导致了数量的稀缺，和中国相对廉价的多的纸张相比，这两种载体都非常容易破损和解体。昆虫和真菌更喜爱富含蛋白质的皮革和纤维细长的莎草，对于添加了诸如石灰，竹子、紫檀、麻类纤维的东方纸张则比较廉价和耐保存。

号称藏书几十万的埃及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也许踢出重复和没有多大价值的故事书后，其内容也填不满现代的一个小学级别的图书室。

关键的关键还是人，还是传承这些知识和思维模式的教师和学生。

掌握人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小开始。从学校开始，从三观形成的环境着手。这是举世公知的真理。也是同化的核心法则。不管是古代日韩到中国的留学生还是近代日本的奴化教育，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做不到这些的同化就是失败的。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 ；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样的民族区别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更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这里的“变”是“改变”的意思，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也就是主张民族同化融合。

华夷之辩也就是华夷之别，华夏族和四夷之间的区别不是血统上的区别乃是文化上的不同。原本是夷狄戎蛮民族，在和华夏族接触的过程中习用了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从而认同华夏族，就会转变成为华夏族，这个就是由“夷”变成“华“；原本是华夏族的因为僻处四方，和中原诸夏不相往来，习用诸夷狄的文化礼仪制度，就会给排除出诸夏之列，不在以华夏族来对待。这个就是由“华”变成“夷”。因此无论血统本来是“华”还是“夷”，只要习用华夏族礼仪，就可以成为诸夏；只要屏弃了华夏族之礼仪。就可以归之为“夷”。

观之前面的“华”“夏”“夷”的意思与华夏族和夷狄戎蛮的民族特征和区别，可以看出华夏族和其他非华夏族的区别其实是以文化为基础，不是以血统来区别，“华”者。化四方民族也！

民族的定义是“具有相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表现在共同的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观察民族形成的历史，形成民族的首要条件就是以血缘（血统）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的瓦解，因此民族的根本性是文化，“华夷之辩”实质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高低之辩，非血统之辩。

这种先进的民族观让汉族拥有超于其他民族千百倍的同化能力，比其他民族建立在原始社会氏族血统区分族群的落后思想先进那么一点就能保持比其他民族更低的统治成本统治更广大区域更久的时间，大大的提高的扩张的成功可能性。

这种思想上的领先才是民族领先的灵魂。西方最让人怀念的古典时代不是富裕繁荣高度集权的古埃及，也不是科学昌明城邦民主的古希腊。而是能够让异族酋长和努力为国征战得到军功的底层贫民上升为公民甚至元老的古罗马。这种统治阶级都对外开放的心态和制度才是罗马吸收人才，获得认同和凝聚力的根本。

当周公分封外姓功臣为诸侯的时候，华夏文明才真正走出了黄河冲积扇所在的中下游流域，真正把势力范围拓展到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当王侯将相能够出自底层贫民的察举制出现后，汉代的中国才成为世界性的大帝国，建立科举制的隋代，中国成为了第一个拥有调拨人力物力修建跨流域超大型水利工程组织能力的国家（大运河）。中央集权成为了此后皇帝关注度前三名之后的小麻烦了。

因此在办同化教育的时候还要开放移民和上升通道，对精英分子的笼络要下本钱，要做出千金市马骨的姿态，还要用中国最具优势的力量——人口去通过联姻、升官、发财来收买、包容、同化、吸收这些民族的中上层精英，那么底层的那些民众也就只能乖乖汉化了。

毕竟你搬空了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宝库，又给了他们一碗饭吃，自然他们就会成为顺民了。这种绝户计古今中外可以说无时不刻都有国家在使用，方法千千万，但是核心就这么一条。看看如今世界上同化能力最强的国家是哪个，国力最强的国家是哪个，你就会了解成功的法宝了。

搬空西方最精华的东西一直都是穿越众希望实现的梦想，而如今，可谓一网打尽西方英才的掠夺人才计划完美收官，三所学校一共可以容纳3万师生，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所有可以背诵圣经内容的文明人也不过这个数。

在99。9％以上的人都没有具备听说读写匹配的界定传统意义上文盲和非文盲能力的欧洲和中亚西亚北非，具备这种能力的不是犹太富人就是高级神职人员。而真正掌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封建主则不得不在治理国家和争权夺利等本质工作上输给了经验丰富理论扎实的专业包税人和神职人员。

这些人本来是不会放弃拥有的地位和特权屈服于帝国的，但是在看到马可波罗的成功过程之后就变成了正向投靠。宗教信仰自由和宽松的文化环境出掉了他们心中最后的抵触心理防线，巨额的薪资待遇和难以想象的真理大门就像火光一样吸引着这些如同飞蛾一般的文人。强大到逆天的师资力量包括众多的翻译团队和辅助团队让每一个在大学传道授业求知解惑的师生进去就不想走了，高水平的食宿环境，医疗保健团队都是名家大拿，娱乐和竞技项目众多，社团自由，最重要的是可以说和国内一视同仁的教学设施水平和内容进度水平才是让所有知道帝国公开的科研和教育最新领域的异族学者服气的开放大度无私霸气。（能公开的资料也不过才到了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利机械程度，不能公开的则快达到现代的水准，就公开的部分就足以让其他国家学者震惊了，这种毫不畏惧被落后国家学习和赶超的随意公开的态度就折服了众多的顽固者）

灭绝文明三部曲穿越众最喜欢了，第一步，经济控制是易如反掌的专长，第二部文化融合也大功告成，第三部就是民族融合了。混居和联姻才是根本上消融一个民族未来最彻底的方法。少数人的民族融合多数人的情况也出现过，那就是先进文明的男性娶走了落后文明的女人，通过混血的新民族统治占据多数的原住民，很快就能改变地区面貌。以西葡统治拉丁美洲为例，混血的后裔还是欧化的文明和信仰，实际上和原住民已经决然不同了。（未完待续。。）

第232章　细节执行者才是执行的关键

第232章 ；宏观政策的细节执行者

人需要众多器官的协作才能活着，社会也一样。原始社会的情况就像婴儿，需要天时地利才能发展，一旦气候变化，就被逼迫的到处迁移，奴隶社会就像儿童，已经定居但是十分脆弱，天灾**一来照样无力抗拒。到了封建社会，分工更加发达，有了剩余产品可以作为储备救济的存粮，就像人有了更多的脂肪可以应对饥荒一样。但是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已经到了产生大规模的虚拟经济的时候，就像人穿上了厚厚的大衣，可以更好的分配热量，抵御风霜雨雪带来的湿寒。

每一个居民点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像独立的人一样的经济体，大城市就是大款，小城市就是一般的平民，村镇就是贫民。而决定一个村镇能不能成为大款的要素和人的发家之路也一样，在农业社会，大体就是是不是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口，是不是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天府之国或者国家重要统治中心。而到了工业社会，就增加了很多发达的条件，比如是否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是否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聚集吸附能力、是否处于海运河运或者铁路公路等交通便利的要道、是否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等等。

这些要素就像人身体强不强壮力气大不大等评价农村家庭能否依靠种地发达或当保长村长来集中资源发达变成有没有祖上传下来的的矿山，有没有足够的人脉、有没有处于交通要道上的收费站和有没有广大的后花园一样。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算有水平。但是距离穿越众的眼光就差点。城市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体层级，古代将经济层级分为士大夫之家、诸侯之国、天子所有的天下三个大于家庭的层级也不是没道理的。（家庭不叫家而叫户，古代一个大家族所有宗族内的财产都属于最高层的族长。也就是掌握贵族爵位的那个人，士大夫就是有爵位的统治阶级底层，管理的就是这个层级的经济体，其大小相当于现代一个村子或者社区）。管理者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李冰在成都留下都江堰，苏轼到杭州留下了苏堤，一穷二白的兰考县就是老焦的带领下才变成鱼米之乡。深圳这种小渔村在决策层主动踢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才能如鱼得水飞速发展。

城市的的管理者在中国就是县令，在古代这可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官，其权利相当于整个地级市的全套政府班子。一个人身兼数职可谓党政财法一把抓，所以称呼县令为百里侯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个城市的管理者的好坏决定了这个城市发展的速度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空有力气而不会经营的傻瓜绝不可能变成大款，就像一个没有好的管理者的居民点不可能变成大城市一样。

在古今中外考核大帝国的众多居民点行政官员的体系中数中国的最完备，不光有户口、财税等数据指标证实官员的业绩。还要求道德民风的朴实。还有文化指标。诉讼率不得高于多少，考中进士举人秀才的比例这些都是古代最基本的，摆在台面上的政绩。富裕的地区和文风鼎盛的地区向来都是培养官员的摇篮，所以不光在这些地区当官容易升官或者发财，就是收买士人学子的人心获得声望也便利许多。更加有利于拉帮结派，控制官员储备垄断政治资源。

中国古代有众多的朝代的朝政被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区域官僚集团所把持，细节就不说了，你懂得。山东氏族成为唐代实施科举制之前最牛气的门阀也类似于此。大宋帝国最令人头疼的新旧两党之争也就是因为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只是流于表面。改革和保守也是随着升官发财出名等好处的倾向（皇帝的想法）而变化。这种斗争极大的损耗了王朝的元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能想办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大难题。

分封制的时代，各管各的，争斗还算小，到了战国就激化了。到汉代又是实施郡国并行制非但缓和不了还总是内战，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军政分离、中央集权、改革贵族体系、推行察举制、让门阀垄断政府职位也就被皇帝采纳为唯一的缓和斗争，形成潜规则稳定秩序的权宜之策了。

像什么王安石等人改革给下面的既得利益群体执行成害民之举的小事就不足挂齿了。

没想到门阀的胃口越来越大，土地兼并个没完，把皇帝的墙角都挖倒了几次，这些管理者只会分蛋糕，不会做蛋糕的传统是穿越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在建国之时就约法三章，不管地方官的出身，只抓穿越众希望看到的政绩，威逼利诱齐上阵，让这种操蛋的传统滚出统治阶级的脑海。

传统的户口财税参数还是重要的考核依据，但是更重要的是李基系数（盗用了基尼的成果）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等更加实际的参数。综合来说，只要治下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速度快于全国gnp的增速，一把手就能升官，如果差不多也能留任或平调，如果慢于这个数字太多可能就要调到落后地区去援建了。

为了建立高效廉洁的管理团队，穿越众直接借用了集团的模式，垂直管理的模式，容许每个国民给专门设立的廉政公署写信举报贪腐和不作为，只对参议院负责的廉政公署所有经费和人员都是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官员招考储备体系的。大部分经费来源都是每年由穿越众控制的参议院下属的帝国清廉基金的投资盈利提供，人员来自积极性最高的政法系大学和各地的青年志愿者。四大独立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香港的廉政公署。

对贪腐的零容忍才是穿越众下定决心设立这个机构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跨越千年的先进制度的监控下，新帝国几乎没有出现大贪腐案的可能。抑制贪腐机制就像人体的自我防御机制需要强大的识别（监督）、杀灭（惩处）、免疫（立法）共同作用。全部都到位自然就身体健康了。

总的来说，建国后大部分官员在初期的大清洗和几次运动中存活下来就是就旧时代士大夫官僚和吏员中的精英了，基本都是识时务的穿越众合作伙伴的家属或亲友。而充斥于基层的学院派新青年官员（来自于穿越众建设的众多高等院校通过了新式科举的储备官员）则基本靠的是实打实的政绩升的官，其中还有不少穿越众青眼有加的富家子弟和合作伙伴家的青年俊杰依靠军功和拓殖海外的大功火箭升官，从政十年之内就进入帝国中央各个部院担任大员长官的奇迹。

从无到有的建设近现代官僚体制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关系到穿越众终极目标的实现能否成功，也是关系到未来穿越众的墙角会不会被新的的门阀挖倒的大事。

因此各个县令和州府的长官都被穿越众在初期的大换血中清洗了一边。凡是明察暗访，有过特别恶劣的罪行的重犯都从重从快处理了。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资源分配格局强行改变向来是政局大洗牌的前奏和维稳杀手锏，历朝历代的王朝更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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