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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摘要

“一个巨人沉睡着。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世界。”

——拿破仑

中国正在醒来，世界正在颤抖。

在人类的经济史中，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里（25年），有过如此迅速的增长（每年8％）。这一成功理应使人欢欣，但却引起了不安。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世界曾改变了中国。今天，中国就要改变世界。明天，中国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由于它的硕大无朋、它不同寻常的胃口和手段，以及通过它所控制的超级资本主义，中央帝国破坏了石油、钢铁、黄金、小麦、技术、劳务等所有市场的稳定。中国的冲击影响着一切，从汽油价格到就业，甚至天气情况。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以清晰、杰出的笔触分析了这一地震，用大量实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过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确信全球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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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Erik　izraelewicz）生于1954年，经济学博士。

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拓展报》、《经济论坛报》编辑，《世界报》驻纽约特派记者、财经报道部主任，现任《回声报》副总编。他同时还担任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理事。

《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

今年4月，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其间，《参考消息》、《新京报》、《科技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当中国改变世界》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

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的著作还包括：《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Ce　monde　qui　nous　attend；　1997），《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zinzin；　1999），《不先生——若斯潘与法国经济》（Monsieur　Ni　Ni；　Jospin　et　léconomie；　2001），等。

引言（1）

“中国使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

——帕斯卡尔　《思想》

同往年一样，圣诞树下的礼物堆积如山，全家团圆、欢庆节日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都忙不迭地打开自己的礼品包。最小的拉斐尔发现了一辆色彩鲜艳、造型漂亮的木制玩具火车。格雷古瓦——他的表兄——从包装盒里拿出一把流行杂志正在介绍的超轻型网球拍。阿涅斯姑妈在专心研究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方法。爸爸正在尝试用新的DVD机播放节目。妈妈则高兴地裹着开司米披肩……这不是个与往年一样的圣诞节吗？并不完全一样。今年的圣诞节，如同其他许多法国家庭一样，是个非常“中国化”的圣诞节。从玩具、球拍，到个人电脑和披肩，无不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在这天晚上，不仅树下的礼品堆是中国的，树上悬挂的彩球、闪光的装饰品、小圣诞老人、甚至整个圣诞树都来自中国！

圣诞夜之前的2004年是法国官方宣布的中国文化年，它早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央帝国”（汉语里面中国一词的本意）的烙印。政府设计了许多庆祝活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裹上了红装，让·米歇尔·雅尔在北京的紫禁城举办了音乐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事件让法国人明白，一个新的强国正在闯入（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工业大国的音乐盛典中。宇航员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太空俱乐部成员；雅典奥运会上的金牌大丰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体育大国的崛起；巴黎马堤翁大街上展出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充分揭示了中国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最后，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事业部被来自广东的TCL公司所收购，这些交易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其实，对于法国人来说，中国已经不只是报纸头版上偶然出现的大字标题，它的影响早就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高等商业学校（HEC）的校园里，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几十位年轻人正在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技术。在马赛，某些小商人开始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所在的街区正迅速发展为又一个“中国城”。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的大商店里，潇洒的中国人正紧随来自亚洲另一强国日本的顾客席卷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经有了讲中国话的服务员。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孔夫子和毛泽东所使用过的语言。而在许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广东早已成为法兰西人的旅游热点。

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

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吉佐的号召：“富起来吧！”1。1979年，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前者在当选英国首相以后，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从英国开始，这一潮流很快扩展到她的老朋友——罗纳德·里根——的家乡美国，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老欧洲”国家2。

引言（2）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而邓公的名言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硬道理”，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在许多方面，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伟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农民，然后让工业自由化，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

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

这样一个新巨人的崛起，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许多担心，甚至害怕。如果还要用动物来做比喻的话，那就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描写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感叹，她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3。今天，出于各自的目的，许多人都爱开玩笑式地引用这句名言。如果要拍成一部电影，那他们一定会给这部影片命名为《中央吸血鬼帝国》——当然是部恐怖片。他们会说，你难道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吗？那是个庞大的帝国，它正在吸食着全球的资源，损害着其他人的利益。它要吞食的不仅仅是奥运会的金牌，它还在抽取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它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引过来了——从3年前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国际资本的最大投资目的地。它还在无耻地窃取别人的发明专利和就业机会。毫无疑问，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将采用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2004年竞选时印制在传单上的一张照片：一个法国人被剥光衣服，塞进纸盒子里，纸盒外面印着醒目的大字标识——“中国制造”。

与上述的灾难性场景相反，一些支持“幸福的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件好事，对其他成员不会造成损害。他们还抛出了更令人放心的预测：以后的世界是《未来的天朝大国》。不要担心，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些乐观主义者制作的影片试图使公爵夫人放心，他们向她指出，中央帝国将使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摆脱过去的艰苦工作，摆脱那些肮脏的垃圾，它还会给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界提供新的巨大市场，它将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创新，去发明和设计更健康、更和谐、更幸福的生活方式。

究竟是《中央吸血鬼帝国》，还是《未来的天朝大国》？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18世纪末期英国掀起工业革命以来，每当一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开始起飞，并且加入富裕国家组成的小小俱乐部的时候，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它们从中首先看到的是对自己统治现状的威胁，是自己的工人和企业需要直面的竞争。它们有时会想办法扑灭新来者的热情——在边界上设置障碍，阻挡其产品的进入，实行市场保护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也可以从俱乐部的扩大中获利，可以从新成员的加入中取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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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3）

今天，“中国制造”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德国制造”，50和60年代的“日本制造”，以及70和80年代的“台湾制造”，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驶出涡流区以后，新、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

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后，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看起来，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难道不是吗？可是，著名的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数十年来，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实际上，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

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

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

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

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发动机（“超级资本主义”），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高峰时刻）。因此，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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