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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织行业理事会——预言，从2005年1月1日起，在最后的障碍被取消后，今后几年内还将有60万从业人员从该行业中消失。也就是说，2000年是100万，10年后将只剩下110。法国纺织业的雇主和他们的雇员们听到这里，脊背想必一阵发凉！

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不过，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的速度提高。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比如货币倾销，即汇率定得过低；又如社会倾销，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金融倾销，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还有低价倾销，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但是，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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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的恐惧

“中国的海盗要盗走我们所有的工作岗位，这个世界不应该让他们为所欲为”。文森特·福克斯，这位身着牛仔式的皮衣皮靴、身材魁梧的墨西哥总统一向口无遮拦。以前，他曾经担任过可口可乐墨西哥公司的代表。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变得面红耳赤，并刻意放弃了与其身份相符的外交辞令。他的国家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这只机敏的墨西哥“狐狸”担心的事终于来了6。十余年前，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成为美利坚帝国的主要供货商之一。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供货量已经是墨西哥的两倍。更有甚者，中国正在把墨西哥的物资掏光，一点点扼杀其还很年轻的工业。为美国工作的企业抵挡不住中国的竞争，一个接着一个地倒闭，因为中国的工资只相当于墨西哥的14到15。就连外国人在美墨边境线附近的马奇拉多拉斯地区开的工厂也倒闭了不少，关张和开张一样快！这真是一场大屠杀。美国波士顿坎布里奇镇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指出，在中国的压力下，2001~2003年间，马奇拉多拉斯地区的3；700家工厂中已经有500家倒闭，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消失了。情况还在继续，福克斯至今也不知道如何说服华盛顿来制服这个“海盗”。

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

面对中国庞大的“后备军”——数亿名随时准备为每月数十美元而工作的工人，孟加拉或越南这样的小股部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孟加拉或越南，工资比广东这个全世界的新制造业中心还要低，按理说，他们也可能与其大国邻居过上两招。可惜他们手中没有武器，缺少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的通往发达国家的便道，例如越南还不是世贸组织的成员。而且，即使孟加拉和越南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他们还有职业上的弱点。在工业方面，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如其老大哥可靠，工作不够迅速、不够精确，他们的精英也比较缺少现代企业精神。

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人并没有这种弱点。发达国家向它们转移了一部分规模不算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算起来已经有年头了。美国人长期购买墨西哥产的衬衫，法国人买突尼斯的，而日本人则买菲律宾的。这些更靠近南半球的国家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对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非本地化”的浪潮。“非本地化”运动动摇了老工业国，迫使其进行痛苦的重组，却有利于一些穷国起飞，使其国民逐渐富裕起来，并开始提高那里的工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中国，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又变成劳动力“昂贵”的国家了。那里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4倍到5倍，这些国家没有在工业化诞生后再往产业高端前进，所以猝遇竞争，就进退失据。更先进一点的国家，如葡萄牙和土耳其，也面临类似的威胁。中国的租金优势实际上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转移，这回是将世界的一些制造业连锅端地都搬到中国去，从那些中等收入的、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端出去，端到中央帝国这个更接近南半球的国家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位专家指出，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真正的输家将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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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的战争

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

对于这家法国得旺来纺织集团的子公司来说，以上的故事不过是长篇连载中的一节。官司虽然打赢了，可代价高昂。法国厂家商标上的“小鳄鱼”是向右看的（其中国竞争对手的鳄鱼是向左看），可这种向右看的小鳄鱼早已被非法复制了上千次，实际上可以说是好几百万次。假冒衣物的质量参差不齐，有色彩不够时尚的，有经不起第一次洗涤的，有穿一次就掉扣子的，如此等等，都在那里出现了。商标本身也是如此。更有甚者，这些假冒“鳄鱼”的生产往往是在地下进行的，付给工人的报酬更低，使它们的售价可以比“正宗货”便宜50％、80％乃至90％。这样的复制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由来已久，现在又出现在了中国，而且闹到了在上海对簿公堂的程度！

表面上看，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到处是广告牌，争相招徕顾客。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每层主营一类商品。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四楼是电信、电话机，如此等等。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只卖“假货”，真正的“假货”，假锐步，假威登，假万宝龙，假索尼，不胜枚举。

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

总之，中国已成为“假货帝国”，它可能是世界70％~80％的假货的原产地。某些从事“打假”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它们大量出口，已经泛滥于巴黎、东京或纽约，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那么各种“假货”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今天，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

世界贸易组织，这位世界市场的警察，肩负着打假的重任。制假是扰乱竞争的根源，制假者利用模仿获得好处，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同时，他们还夺走了后者的工作，造假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了收益，却会使欧洲丢掉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仿冒也可能是很危险的，仿冒品不都与正宗货一样可靠，例如飞机零件、酒精或某些药品便是例证。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已正式声明将遵守该组织的规则，在全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连一些中国自己的著名品牌，如海尔、联想等，也开始被盗用了。有关当局曾坚定地宣布要打假，并不时采取一些打击行动（特别是对音像制品、软件等），但不过是给人制造错觉而已。它们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假货”。在中央帝国，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

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

怒吼的雄狮（1）

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

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他对此深信不疑。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2004年，他打入了法国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阿尔卡特，他的目标是：在2007年生产5；000万部移动电话，打进世界五强。

李先生与法国总统拥抱时表现得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可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这位中国工业家曾获得过不少荣誉，例如1995年在中国获得的“全国青年企业家”称号，2000年的“劳动模范”，2004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年度实业家”，等。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今天，李拥有“他的”公司6％的资本。这家企业在深圳上市后，惠州市政府拥有其股权的25％，其余股权为其外国合作伙伴和广大股民所持有。他也已经淡忘了改革开放之前自己所遭遇过的种种磨难。2002年11月，他成为中共16大的代表，曾经备受世人瞩目。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集于一身？李东生露出微笑。无论如何，他总是很新潮。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巨头。可他们错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人们会发现很多的“李东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是世界第四大家电企业海尔集团设在纽约总部的沙龙。位于世界金融中心的海尔大厦，其建筑风格、办公室和会客厅都十分日尔曼化，包括海尔集团的名字也一样。不过，请不要被表象所蒙蔽，旁边的几个汉字已经泄露了该公司的背景：海尔100％是中国的。它同样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海尔是中国成功走出国门的、独家拥有的品牌之一。在美国，海尔牌的小冰箱和小葡萄酒柜受到了年轻主妇们的疯狂追捧。为满足需要，已经在全世界差不多100个国家开了分厂的海尔，又特地于2000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开了一家，目前该工厂正在全速运转。

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首席执行官》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1984年，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在青岛，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再后来是另外几家，全都是冰箱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有的生产洗衣机，有的生产空调等。从9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的份额，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从他所在的港口，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20年来，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其中有10亿是外销），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张瑞敏先生是杰克·韦尔奇的崇拜者，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并不想就此止步。人们一向认为，中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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