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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挺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而以文人督师，不似旧日镇将，各拥死士，有其羽翼。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畴章奏文册汇编跋》）

当松山城破时，祖大寿的三个弟弟都在洪承畴军中：祖大乐，总兵；祖大名、大成，游击。被俘后，太宗命释祖大成，放他回锦州传话。到此地步，祖大寿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传：

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也。”泽远感激泣下。

清太宗驾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实从《三国演义》中揣摩曹操的权术而得。接前引《祖大寿传》：

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复，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洪承畴功罪是非（6）

于此可知，在祖大寿未降以前，其部属始终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实上祖大寿令子侄投降，或许亦有布置内应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极可能受祖大寿的指挥而反正。“乌真超哈”、“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皆满洲语，即汉军、都统、副都统。“额真”后改“章京”，此一满洲官称与“戈什哈”（护卫）至清末未改，亦为汉人得以任职的仅有的两个满洲语官名。

至于“收吴三桂家族于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后，《清史稿》所记稍有未谛，《贰臣传？祖大寿传》于大寿奉命招降吴三桂不从下接叙：

是时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关外五城，别由黄崖口入蓟州，越京师，略山东郡邑。

八年正月，大寿奏言：“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伏睹皇上宽仁神武，一统之业，朝夕可定；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识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守宁远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此为祖大寿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寿经数月观察，已知明欲灭清，大非易事；而明则内困流寇，复有清兵不断破边墙而入，长驱南下，大肆掳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而明朝终必在此双重艰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则与清兵相持，兵连祸结，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寿特建此策，固为清谋，但亦为明朝及关内百姓筹一条生路。祖大寿坚毅深沉，受孙承宗、袁崇焕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犹复孤军坚守锦州达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国的武德标准定得太高，作战非胜即死，遁走亦且为辱，遑论投降？但祖大寿采取比较实际的观点，前面引述过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时，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语：“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不能尽忠报国，唯惜身命耳。”话虽如此，能为国还是要为国，孤城困守，析骸为炊，此种非人生活过了十一年之久，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事。设非松山之败，他还可以在锦州守下去。平心而论，祖大寿实在很对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后，为清建策，亦仍有卫护明朝及关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见用，明朝及关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尽得山海关五城（合锦州、松山、杏山为“关外八城”），则明清正式形成对垒之势，清兵不必再由墙子岭、黄崖口破边墙而入，肆行海盗式的掳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关为界，而以关西至滦河为缓冲地带，达成和议，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时守关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帅，集兵达五十万之众；移入关内，以剿流寇。吴三桂、左良玉力足以办贼。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三年增赋百六十五万，皆为“辽饷”。此外所谓“练饷”（团练）、“剿饷”，亦与备辽有关，前后总计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以上。吴三桂移兵入关，不必再有转输困难的辽饷，财政上的压力自可减轻。

但因其时阿巴泰所领明兵征山东者，尚未班师，故其言不用。未几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济尔哈朗攻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唯旋即退出，并未照祖大寿的计划，迫使吴三桂撤回关内，是必有高人看破机关，乐见清兵能吸住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军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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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崩，多尔衮摄政（1）

清太宗崩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嗣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时方六岁。在此十七天之中，多尔衮曾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有过激烈的争夺，但官书已灭其迹，只能从残余的记载中窥知一二。试为钩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节：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谓多尔衮“不为帝者，自守臣节”，实与当时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由豪格继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遗命，而太宗继位时，亦系四大贝勒共坐议政，则以多尔衮之功之才，谓欲入关与明争天下，完父兄未竟之业，非正大位俾获全权不可，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件事。因此，当时便有两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拥戴多尔衮。

《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顺治）二年十二月，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以尊崇皇上，戒谄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皆无生理。’是以不立。”传语毕，唯豫亲王不答；使者还报，复遣传语曰：“昔太宗宾天时，予在朝门幄中坐，尔与英王跽请即尊位，谓两旗大臣属望我者，诸亲戚皆来言，予时以死自誓乃已。此言岂乌有耶？”豫亲王语塞。

据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多尔衮；（二）多尔衮一兄阿济格、一弟多铎为首先拥戴之人。但解释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铎不答，可知多铎知其言为违心之论。多尔衮对于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经十七日之争议始能定夺，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几又翻覆，为《多尔衮传》所载：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礼亲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与王辅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天地谴之。”越日，郡王阿达礼潜语王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贝子硕托亦言：“内大臣及侍卫皆从我谋，王可自立。”遂与礼亲王发其谋，阿达礼、硕托并伏诛。

心史先生谓多尔衮“功高而不干帝位”，“自守臣节”，即因有此“发其谋”一事。但如细考，即不能无疑。须知硕托乃礼亲王代善第二子，阿达礼则为代善第三子颖亲王萨哈璘长子。萨哈璘颇有战功，殁于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达礼袭封为多罗郡王。今按：阿达礼与硕托，即使有劝多尔衮自立，形成谋反大逆的罪名，但毕竟只是一句话而无行动，依律为“未遂”，罪名应减一等，再衡以“议亲”、“议贵”的原则，万无死理，而竟骈诛！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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