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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避免发生这些损失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防止其他大多数人和机构承担更大的风险。现在，特别是在经历了长达10　年之久的繁荣和大牛行情之后提醒大家注意：乐观终将付出代价。而这毕竟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会不会有人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软着陆中得出另外一种联储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呢？当其他不听话的孩子也遇到这种危机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联储应当出手救助呢？公平一点来说，考虑到1998　年9　月那种非常棘手的局面，联储出手救助的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样一来，却丧失了一个向市场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市场需要严明的纪律的大好机会。

威廉·麦克多诺一直在为他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辩解，尽管他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得以幸免感到很不高兴，甚至还有点不安。在救助行动过去1　年以后，威廉·麦克多诺终于袒露了他的心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一结果。”

艾伦·格林斯潘所犯的更严重、其影响也更深远的错误是，他一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之处：必须将金融衍生工具置于联储的严密监管之下，并要求对其交易信息进行披露。在危机发生之前，艾伦·格林斯潘一直认为商业银行有充分的能力进行自我约束。而到了危机发生的6　个月之后，他仍然只是出台了一项避重就轻的管理规则。他那种一贯反对加强信息披露（因为他一直认为，让投资者成为他们自己最好的监管者，是自由资本市场最好的朋友）的观点，不禁让人联想到他那句深受著名作家艾恩·兰德（Ayn　Rand）影响的至理名言：“管理的根本就是要武装军队。”事实上，对于他来说，只有像俄罗斯那样极度缺乏透明度的市场，才需要依靠士兵来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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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留给我们的思考（1）

留给我们的思考

如果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在传统证券领域效率很高的信息披露系统，并不适合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直白的来说就是，投资者可以对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出来的风险非常了解，但却无法掌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具有的巨大风险。尽管有许多披露标准确实有所改变（艾伦·格林斯潘和银行都对此表示了反对），但漏洞仍然十分巨大。而随着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日益频繁，制度上所存在的这些缺陷，总有一

天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除了改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之外，对于是否应该对每家企业承受的风险度作出限制，也是一个引起了强烈争议的问题。管理当局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的贷款余额是有限制的，这些银行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一定比例。管理当局这么做的理由是，银行的经营历史不断证明，只要有可能，他们一定会冒超越自己承受能力的风险。如果对银行的贷款余额进行限制的话，那么，为什么银行就可以在其他领域中（只要以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根据另外一个系统的规则，去承担他们愿承受的风险呢？

如果将联储奉行的政策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那种不发生危机就放任自流，　一发生危机就挺身干预的双重政策，　确实会对公众产生严重的误导。政府应该强调预防，而不是积极干预。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可以为受监管的机构，如银行，事先制定规则。而对本不受监管的对冲基金所造成的危机进行干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白宫成立了一个由不同政府部门（包括联储）组成的、名为“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蓝带小组，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展开了专题研究。该小组在提交的报告中得出一个结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所反映出的一个最主要的政策性问题是，如何才能对过度利用财务杠杆进行更有效的监管和限制。此外报告还意识到了金融衍生工具日益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用资产负债表本身来衡量财务杠杆的利用度，并不能完全反映资产负债表所承受的风险。但报告在如何应对这些现象方面，却表现得相当无力。它确实提出，必须加强对对冲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并要求采取更加强有力的风险和信贷管理政策，同时还要求采用更加严格的管理标准。但这份于1999　年4　月公布的措辞非常谨慎的报告，并没有使国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国会早已将他们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案例的兴趣，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在去

年9　～　10　月的时候，这绝对是一个热门话题。”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言人戴维·伦克尔于1999　年夏天指出，“但现在早已提不起兴趣了。”

市场上，对对冲基金趋之若骛的景象，早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尽管只涉及到一家对冲基金，但其始作俑者，却是华尔街那些大银行。他们在荷包满满的时候，随心所欲地放松标准，而当救助行动开始以后，他们又可怜兮兮地把自己描绘成深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暗箱操作的受害者。在多家银行都宣称他们无辜受到牵连以后，这种说法就更加甚嚣尘上了（戴维·柯曼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就在走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楼以后不久，他就在电话里告诉一位朋友说：“当我看到他们的持仓量之后，他妈的连膝盖都开始发抖了。”），但没过多久，这种说法就不攻自破了。每一家银行对自己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做的每一笔交易的风险都了如指掌，而另一方面，就连傻瓜都看得出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肯定也在做着与其他银行一模一样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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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留给我们的思考（2）

受联储委派参加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帕特里克·帕金森，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事件发生几个月以后，向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说：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得到的信贷条件，显然是非常优厚的，尽管该基金所承受的风险相当之高……交易对手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里得到的一些信息显示，与其所拥有的资本额相比，它所持有的证券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仓位是极其巨大的。但即使如此，几乎还是没有人——如果真的有的话，能够真正了解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真实的风险状况。”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这些银行家为什么愿意将大量的资金贷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呢？在1999　年初举行的一次公开研讨会上，共和党前任主席沃尔特·维纳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因为这些银行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没有勇气对已经含在嘴边的肉说‘不’。如果你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话，你就只能按照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规则玩下去，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玩，要么不玩。”而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选择了“玩”，因为他们都非常贪婪，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业绩，其合伙人的声望、学历和知名度又非常的仰慕。“我们当时都被这些超人给迷住了。”沃尔特·维纳承认说。在华尔街的历史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他们就像一枚熠熠发光的火箭，掠过金融界上空；半人半机器的合伙人，把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简化成了一种严格而毫无感情的概率。教授们就像是遥远未来的来访者，他们拥有一种能够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市场上，发现随机出现的好运的超凡能力。

对于投资者来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所引出的教训也是很多、很深刻的。与其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相比，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此前所获得的利润，早已被人淡忘了。就像是一家到处收取小额保费、到头来一场暴风雨就让它赔得吐血的保险公司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前几年所获得的那些收益并不都是赚来的，而是借来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这些收益迟早得还回去。没有任何一种投资，包括互联网投资在内，能够只凭其在半个周期中的表现，就对其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价。

事实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经看到了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但却莫名其妙地拒绝采取措施以消除自己的隐患。当利差收缩以后，该基金的风险明显加大的时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却仍在不断扩张自己对财务杠杆的利用，就好像连续的借款可以让一宗不太有吸引力的业务变得更好一样。另外，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管理上不出现那些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它的悲剧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而它最主要的管理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独立的审核机制对交易员的工作进行监管。其结果就是，虽然所有的合伙人每次都参加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会议，但他们却没有能够阻止交易员所做的那些风险极大的交易，而且，最终还默许了这类交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合伙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多元化这一非常时髦却明显被高估的投资理念深信不疑。但是，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对某种方法了解的人越少，采用这种方法的胜算就越大。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场危机证明，放在许多篮子里的鸡蛋，是可能会被同时打破的。此外，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自己所承受的风险是经过合理分散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形式上这样做。基本上，该基金在大多数交易中，都将赌注押在了信用等级很低的债券上。因此，在市场出现周期性逆转、银根紧抽以后，他们出现问题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有案可稽的历史记录表明，这种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而这就是为什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有交易都会齐刷刷地跌入谷底的原因所在。

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从1998　年1　月1　日到出现崩盘这一段时间中，不同交易品种上的亏损额进行一下比较，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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