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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杖橄憔痛?4万多斤”。

中阿之间最著名的联系发生在明朝，这也给许多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从明朝起才具有远航能力，甚至以为两地的联系从明朝才开始。或许“中国人”是缺乏远航能力的，但是“腓尼基”人却从来就不缺乏这一能力。1405年，郑和率领62艘“宝船”带领万官兵到达了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沿海。比较有意思的是也门国王那思儿回赠中国明成祖的物品，除了其他珍宝还有“猎豹、狮子以及麒麟（长颈鹿）”。这些物品应该不属于动物出口，而是“文化”引进。这种“文化引进”的源头应该不是在晚近的明朝，而是2000多年前。中国并不生产狮子，但是早在汉朝狮子的形象就很普遍了。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2）

假如说“春秋时期”因为“上天变乱”造成中也交往的中断是理论推测的话，那么类似的情景有一个确切的记载可以进行比照。

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国策变为“不务远略”，突然实行了海禁。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如葡萄牙等却纷纷在此时大举“务远”，侵入亚非国家。局势不稳，中国与也门的往来就此中断。

假如不是距离今天很近，而且有文字记录，我们也不可能对“郑和下西洋”有所了解，即使是口口相传恐怕也只能视为传说。其实，即便是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也有许多需要清理的谜团，许多事实如今也变得“众说纷纭”起来。相对应的，3000年前的历史就更是一笔谁也理不清的糊涂账了。但毕竟我们还有想像的翅膀与逻辑工具，多少英雄好汉用血泪写就的历史真相不容如此轻易沉渊。无论多么困难艰险，一旦意识到这一任务，打捞历史就成为我们这些后人不可回避的义务。当然了，我作为个人更想知道：我从哪里来。

今天我收到一封匿名读者来信，在谈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对中外旧石器的特点进行比较后，他说：“另外，郑和下西洋我认为是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很明显按历史角度来说，在那个时代，很需要这样一次确认。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是明朝，正是中国刚摆脱蒙古族的侵略，民族刚刚走上复兴，我想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时代特征是相似的，极其需要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所以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目地就是让他搞明白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不是伟大。现在，凤凰卫视派船走原来郑和的路，不也正是在做一次民族的自我确认吗？但是很遗憾，郑和没有到达欧洲，他并没有觉察到欧洲兴起的可能。……这次长途跋涉，可以说是失败了的，回来之后，中国依然在做自己大中国的春秋梦，直到清代。”我觉得这位读者的心得很有趣。

“民族确认”，我想他可能把我的行为也归类为“民族确认”了，因为他在上一封信中认为我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复兴”是个贡献，这很出我意外。近几天我与一个自称是“民族主义者”的年轻人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联系，他同样对中国的“复兴”抱着强烈的责任感，但是却激烈反对我的研究，或者说他不能接受我的研究结果。他说即便我的结果是正确的他从情感上也不能接受，不过他捍卫我说话的权利。他还说，假如这就是科学，那他诅咒所谓的“科学”给他感情上造成的伤害。他大概只希望情感上的“复兴”，认为科学可以不参与“复兴”，或者说“复兴”与科学发展无关。唉，假如他生活在古代有多好啊，那儿距离无情的科学还有一段安全的距离。我知道他首先是应该诅咒我的，因为他的一个伟大梦想在我的出现之后濒临破灭了，或者说受到了损害。月亮假如没有望远镜那是多么美妙的存在，科学使完美与古典浪漫受到了威胁。第一个踏上月球的科学家不知道是否听到过来自月神崇拜者的诅咒。世界有冲突，此事古难全。我打碎了许多人的美梦，但是也有人以为我给他们开启了另外的历史浪漫旅程。

我确实处于越来越多的矛盾声音之中，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民族领域，或者学术领域，我不断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有把我当成当代伟大圣人的，也有把我当成讨厌的学术骗子的。来信的读者多数是赞扬我的，少数是批评我的，网络上的情形则相反，形成了鲜明对照。对这一反差我的解释很简单，给我写信的人多半是我的真正读者，因为他们写信基本上都是开口就说读了我的书云云，并且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就附在书的《后记》里。而网络上的人多半只是看了几眼网络新闻就开始发泄观感了。我对此并不担心，那怕只有一个人喜欢我的书就够了，更不用说已经有那么多的人在支持我期待我。同时，经过这些纷乱，我深切感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截然相反的观念支撑的，矛盾与冲突充斥着这个世界，我既不能平复关于中国文明历史的争论，也不能平复关于我的研究的争端，它们将永远继续下去，所以我终于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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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1）

在阿拉伯世界人名后面加“丁”这个发音习惯很常见，“丁”的意思是“宗教”，如“塔吉丁”、“萨法丁”、“萨拉丁”等。

核查中国的商王列表，18代（30个）商王中竟然有7人名中有“丁”。请注意，他们与阿拉伯地区的命名顺序都是一样的：名后带“丁”，“丁”出现于名字的最后，一个例外都没有。他们是：“太丁”、“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康丁”、“文武丁”。

对于这个“丁”或许还有人认为我又在牵强附会，因为在商王名字里，“天干”序号反复出现，“丁”只是“甲乙丙丁”之“丁”。这个“丁”是属于“天干”，但同时不可否认，还有一种可能——它正是因为“宗教”（或“信仰”）的含义才被纳入“甲乙丙丁”的“天干”序列。①

我在《历史也疯狂》一书最后一文中说过，“甲”就是“太阳”崇拜，“乙”就是“蛇”崇拜。也就是说，“丁”这个字在具有“天干”顺序含义的同时不排除它有以“宗教”、“信仰”的本意进入商王的命名习惯，并且位列“第三”。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因为第一个原因就轻易抛弃这条线索。

我觉得以往在研究史前史时，人们过分强调“严谨”，过分注意学术研究方法在伦理层面的价值，惟恐被一些无聊的人指责为“牵强附会”、“胡说八道”，而不敢利用现有资料大胆试错，轻易否定了一些本来已属难得的证据，结果使得史前研究裹足不前。我再一次强调，史前研究由于资料难得，需要多使用所谓“牵强附会”的“加法”，而不要使用“严谨”的“减法”，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自寻短见。中国人恐怕过多注意“小心求证”这一端，而忘记要“大胆假设”了，这可能正中了朱大可先生所说的“中国史学界正在成为猥琐考据或庸俗实用主义的天堂”的结论。

假如上面的“丁”大家认为是特例而不足为证，我们还有其他的例证可以继续补充论证。假如仅只因为说服力薄弱而放弃这些证据，在我看来简直是犯罪。其实中国“天干”的起源本身还是个谜，或许弄清楚“天干”的起源后，商王名字里的“丁”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商王名字里还出现了“甲”，“乙”，“丙”等一系列“天干”。按照张光直的一种推论，30位商王很可能并非出自严格的一个家族，而是几个王族轮流执政，那么被称呼为“丁”的这个家族可以考虑来自一个家族之内，他们因为统一的一个信仰或者一个命名习惯而出现于商王的队列之中。其他称呼为“甲”的可以考虑有“太阳”崇拜，称呼为“乙”的可以考虑有“蛇”崇拜，名字带“丁”的一方面可以考虑是某种宗教的特指，比如“萨满教”等。“干支”体系的运用被商的后裔非常看重，这似乎是一个与商朝基本同期而起的一个文化现象。

有关“丁”的疑问可以继续留意，它不是惟一得到怀疑的问题。商王名字中还有更为惊讶的发现。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再说他们是巧合似乎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太多了，加起来他们将是四个元素的巧合：两个字以及他们的顺序。

同时期也门贵族和国王都有叫“祖”的习惯，比如也门人说“祖·里丹”，意思就是“里丹”这个地区的“领袖”、“国王”等。“祖”的意思为“最高领袖”、“大酋长”等。商王里面竟然有5人次以“祖”命名：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

“祖”的使用规律只出现于也门人名的前面，而这5个中国商王名字的“祖”竟然也全部出现在名前，两地的命名规律一模一样、分毫不差！“·”这个分字符是现代人发明的标点符号，假如商王知道我辈的标点使用方法，那么以上中国商王的名字将是：“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甲”。继续的推论是，中国在商朝期间有十个按照天干分出的不同地区或家族。实际上很可能是九个州围拱于一个核心的王。

无论是“丁”还是“祖”其实都能看出来，这都不是商王的名字。除“汤”之外我们还知道“纣”实际上就是“帝辛”。所以上面提及的多是商王的封号，更能看出来“祖”实际上就是类似“大酋长”或“国王”的一种称谓。我猜想，或许在商朝时期，某些“大酋长”具有祭司的身份，某些朝又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他们的名字有一些分别。我们知道“武丁”在为王的同时也具备“大祭司”的身份，在甲骨文里不断出现的由他主持甲骨占卜的记载也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许多人说从商朝的宗教信仰系统里隐约可看到“上帝”崇拜的痕迹，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商朝的“上帝”古音接近“Shadai”，与同期犹太人的发音接近。还有人认为甲骨文的组字规律里似乎隐藏着《圣经》的某些宗教意味，甚至有专著出版解释类似的见解（指“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The　Discovery　of　Genesis”），比如“贪婪”的“婪”指一个（女）人在林下受到诱惑，就是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对照也门当时的情况，应该说这是比较可信的。很早也门地区就接触到了犹太教，不过他们主要还是拜物教。这也合乎中国商朝的情况，因为占卜是犹太教不允许的，商朝却同时盛行占卜。不同的文化因素有时会统一在某种文明中。无论如何，中国的商朝宗教是个可深加探索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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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2）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得出结论，中国的商朝从文化到政治王权以及经济命脉，甚至宗教，与也门“麦因王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两地文字的关联，殷墟中阿拉伯绥贝的大批出现，还有明显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石雕人像在殷墟的出土，都向我们表明：中国商朝一定与古代南部阿拉伯地区有着频繁联系！

或许有人会在这里希望我评价半年前出版的《向东》一书的体系，因为这里的叙述与那本书里的“夏商周”起源有一定差距。本书采用的是直接的世俗话语，而《向东》一书采用的是《圣经》的宗教话语体系，两者采用不同“语言”描述同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南辕北辙，但事实上可能存在着许多我们尚未看见的关联。企图否定《圣经》的联系不仅为时尚早，而且从逻辑角度又像是在犯“严谨”的错误。不要急于去否定那些没有充分根据否定的资料，包括《圣经》。《圣经》不仅是我们几乎惟一的资料来源，而且某些部分还是相当可信的资料来源，我会一遍遍重读《圣经》来补充我的思考。

估计会有人再次提出人种问题，我有个简单的说法。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居民有同宗的成分，他们最终有些差异也是正常的。人种或面貌的成因很复杂，首先是因为环境的相对隔绝造成的各自特点。3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与中东人发展成目前各自的样子更是有情可原。同时还要加入人口流动的因素。至于中原地区的人种形成，每一次来到中国腹地的人们都会把男性战俘杀掉，留下女性，久而久之，中原的人种特点显示出的实际上是这个地方的女人原有的特点，而不是后来到达这里的（男性）征服者的人种特点，这个因素一定也要考虑进去，因为“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人的。

中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指新疆人，他们部分人在我看来属于以色列在2700年前“失落的10个部落”，他们是整个家族全部迁徙而来的，男女配偶多是原汁原味的欧罗巴人种。这就是中国境内东西部差别形成的主要原因。一般回民则因为在婚姻中不与外族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人种特点。实际上大家多数都是同源，只是到达中国时间的早晚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才使几个群体看起来不同。几千年来不同的饮食习惯相信也是可以改变一些面貌特征的。假如说“回民”是唐以后从阿拉伯地区而来的人，那么中国汉人很大一部分就是从4000年前一直到唐代的早期“回民”，两者的区别只取决于时间早晚与混血程度。

但无论如何，我关注“差异”胜过关注“统一”，为什么东亚地区有相对统一的特点而与外部形成整体的差异，我认为大约在夏前后可能有一个民族曾经在东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由于这个群体的人口基数很大，所以大多数的后来者都被他们同化为今天的所谓蒙古人种。我推测他们为夏人，或者距离夏很近的之前的一批人，是来自红海的黑白混血人。

假如有人问到“三代”时期外来民族的密度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建国后的外来人口问题。我们以黑人奴隶贸易的结果来看就很清楚了，即便远隔重洋，即便黑人极力抗争，依然有如此之多的黑人最终在美国落地生根。黑人在美国今天的成分或许可以约略可以看做“三代”移民在中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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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也门历史对夏商周联想（1）

无论“夏商周”与阿拉伯地区有着怎样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夏商周”只是中国在3000年前的国家或民族之一。“夏商周”存在期间附近的方国成千上万，它们三者仅只是最大而已，不可一叶障目以为天下只有“三代”。中国古代的文明以及人种形成要比我们想像到的复杂得多。

张光直先生曾经说：“据顾祖禹（1624…1680年）的统计，夏禹时代有国万余；到建立殷商的成汤时，存者三千余国；至灭商的周武王时期，商余一千八百国；东周初年（公元前771年），存一千二百国；迄春秋末年（公元前481年）仅剩下百余国，而可称大国者唯十四”①。

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世界“小国林立”，并不是今天想像的那样统一，它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自由散漫状态，更给人口的频繁自由流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当初的也门地区实际上也差不多，几个王国错落并立。

常常翻阅“夏商周”三代王表，我产生了一些迷惑，但也有了一些新的设想。

从现有的“三代王表”看（参见本书结尾“附表”），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统一共性。比如“夏王”多为单字，商王多用“天干”，周皆为“王”。从夏商周一直到秦来看，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升格”：夏、商从王表上看其实他们都没有被称呼为王，他们只有名字，很可能这个期间的首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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