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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它也可能是“Sinai”（西奈半岛）的异体，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祖先来自西奈半岛这里。那么，假如“秦”一词源自“Sinai”，则可说秦始皇与以色列或者中东可能有直接关系，“西奈”是以色列人的圣山，以其而立很有意义。“秦”（qin）的最初来源可能为“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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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与“周穆王”（1）

中国周朝时期有一件事与两个人一直引起史学的争论。这就是“周穆王”西巡拜访“西王母”的事件。这个“西王母”会是声名显赫的示巴女王吗？

“周穆王”之所以称为“穆”很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我还是想提请读者注意，从阿拉伯地区到中国转化的汉人除了许多人转姓“蒲”（取Abu）、“苏”、“李”、“安”等等，姓“穆”会更容易理解，因为在阿拉伯地区以“穆”打头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在也门某些古代国家首领就是“穆卡拉布”。“穆王”这一称呼就有双重的理由推论来自也门附近的“穆王”。

周穆王生活在西周时期，此时为太平盛世、礼仪社会，距离“礼崩乐坏”还有相当长的时间。首先是国内的稳定给他的出访造成了合适的条件。然后是外部国际条件。当时所罗门王国（无论在埃及也好在迦南也罢）以及萨巴王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它的所属国首领到外面去做国际访问，安全应该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还会在沿途得到很好的招待。当今哪个小国愿意没事招惹美国呢？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列子·周穆王》（段二）“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贻后世。”

《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国隆之葬，以诏后世。”

关于周穆王西游昆仑，有人说此“昆仑”为中国新疆“昆仑”，那里在古代是有一些发达的古城，但是足够远到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十九万（周）里”吗？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从南部阿拉伯半岛出发有一条文明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河北上进入中国昆仑山的。或许这个地方有过很重要的中转，昆仑是萨巴王国的一个必须中转站。按照中国的说法，西王母就位于中国新疆的昆仑山附近。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不足以有个级别高到让中原穆王亲自探望女王的可能，因为这里距离人类的整个文明核心地区太远，穆王应该从这里沿印度河继续前进。我推测，故事中的“赤水”应该为“红海”，而“赤水之阳”恰好就是红海之东的也门。而“昆仑”也有可能是阿拉伯半岛某地。实际上“昆仑”在中国古代就代指过“阿拉伯”。比如“昆仑奴”就是指来自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或许正是有太多的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沿上述路线而到达中国的昆仑山一带，所以中国才有“昆仑山”这个名称也未必。

周穆王翻越的“流沙”很可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可能是“阿拉伯大沙漠”。他赶往探望的人很有可能是当时全球共知的示巴女王。也可能正是由于示巴女王的名气太大，才导致东亚的一国之君动身拜望。

“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意思为：登上高丘仰望红海对岸的黄帝宫殿所在。不过这个确实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

我以前推测过“黄帝”可能是“雅各”或“约瑟”，“颛顼”可能为“约瑟”或“约书亚”的音译。这几个被我推测的人物都因与埃及“牧羊王朝”的关系而曾经生活在古埃及。这提示我们，当时尽管海路畅通，但大多数人可能自西北陆路而进入中国内地，蒙古人一直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也是一个证据。从DNA测试看，今天的蒙古人与新疆居民（例如维吾尔人）的血缘关系很近，是不是连带说明了一些问题呢？这个基础是新疆的部分居民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他们早期又生活于埃及的“牧羊王朝”，与蒙古人其实同为“炎黄”后裔。

以上似乎太为曲折，从另外一个中国境内的曲折故事可以比较看看，并且这个故事与其既有关联也很有趣。

我认为内蒙古赤峰一带的“夏家店文化”与亚伯拉罕的后人有一定的联系①，不是因为“夏家店”与亚伯拉罕之妻子“夏甲”同音，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考虑，主要是因为3000年前那里恰好还生活着一个叫“燕亳”（Yanbo）的民族，我认为它很可能与“亚伯拉罕”（汉语拼音Yabolahan，英语Abraham）直接有关，“燕亳”就是“亚伯”。在大约3000年前，黄帝的后代据说被周人安排在今天的“燕地”，也就是天津附近，他们之间相距大约300多公里，不算很远，我的意思是，很可能“黄帝的后代”与“燕亳”或许是同一群人。围绕这个话题还有更多的疑云或证据。历史上的“吐谷浑”既是人名也是国名，“吐谷浑”也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我认为“鲜卑”或许是“希伯（来）”人，只是另外一个叫法而已。在这同一个地区，有双重的理由怀疑他们是同一个根源，一个是来自“亚伯拉罕”的“燕亳”人名，另外一个是来自“希伯来人”的“鲜卑”族名；前者来自人名，后者来自族名，但后来都演变为族名了。难道这仅只是巧合吗？对应得如此工整？还有这个地带更北的一个“西伯里亚”没有提及呢。东北亚方向可以总结为一个“西伯文化圈”，怎么去解释他们的关系与现象，我认为结合起来看才是好办法。

这一文化区中的族群属于什么人种呢？苏轼题唐画诗《书韩干二马》曰：“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赭白紫骝俱绝世，马中岳湛有妍姿”。看来唐宋期间鲜卑为“赤髯碧眼”的白种人。不过在今天的汉人中间已经很难看到“赤髯碧眼”之人，只有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才有一些痕迹，与中原地区的汉人通婚以及他们的四散迁徙是这样的人种特征消失的主要原因。唐代诗人岑参有诗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也似乎说明了中国北方多为同一类人。并且，特别提到“紫髯绿眼胡人”的音乐之“悲”，在中国境内最著名的“悲声”恐怕就是刺人骨髓的新疆音乐了。

“西王母”与“周穆王”（2）

今天的“慕容”姓是“吐谷浑”支系的后代，对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慕容”家族进行DNA对比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许从这里我们能找到“黄帝”的线索也未可知呢。对于今天的萨巴犹太人后裔与中国的周族后裔进行大规模的DNA比对，或许也有意外的收获。据说中国的“王”姓多是周人血脉。当然“子”姓可以假设为商人看看。建立一个姓氏DNA对比基因库肯定也可以解决一些民族起源与迁徙史问题。

许多人猜测过周穆王事迹的真伪以及游历道路，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甚至有一位温玉春先生从地名角度论证了“穆传”故事发生在山东省，这就不是“西巡”而是“东游”了。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应地名。据说“他的论证很有道理”。我也说说我的看法，说不定更有“道理”。

我在《历史也疯狂》中强调指出，我同意山东是商人的大本营，他们本为“东夷”，后来才入主中原，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肯定了商朝的起源肯定与也门附近地区有紧密联系。商朝看似“东”来，实际上绕了一个弯子，宏观上找根源依然属于“西”来。古人死后埋葬一般头朝向远祖的故土，而“东夷”人据说都朝向东方，连山东的也如此，这说明他们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海上，因为山东以东就是大海，并且他们来自再东的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那里没有同期比中国更高级的文明，只有绕一个大弯到中东去才符合逻辑，并且那时的人们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这可能是他们“短视”大海源头的原因所在。古人迁徙时有异地取旧名以纪念故地的习惯，把故乡的名字在新地方重新取一遍，作为第一站落脚的山东这里有些地名与“西方”的故地应该是相同的。假如周穆王实际上西游到了也门方向，温玉春先生却发现他们到了山东，确实是可以“很有道理”的。

异地取同一个地名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比如西晋末年汉族南迁，身在南方怀念北方桑梓，政府为了安抚思乡北人不得不在南方州郡设立了许多原为北方的州郡名称，如“南兖州”、“南徐州”，“南雍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发生过大面积在北方命名南方州郡的事情。可见仅只依靠地名相似是一种“孤证”，“很有道理”未必等于“真理”。当然任何严肃的探索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有力的反驳却是残酷的。温先生的考证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之“西”的有些地名在山东被再次命名了，并且这个文化现象可能潜在说明了古代曾经有东西方人口的大规模迁徙。这个判断前提是，周穆王确实“西”游，而不是“东”游至山东。

我前面是说过，商人死后头朝东是一种“短视”行为，忽略了真正的根源在“西”。那么这里怎么古人就清晰认识到了穆王是“西游”了呢？因为穆王没有走五迷三道的海路，他去时走的陆路。

穆王“西游”时间为公元前989年，穆王在位55年，出游时间为“穆王13～14年”。看来出游时穆王正年轻力壮，“西游”所用大约两年。古代阿拉伯地区一些探险家和旅行家一般类似距离的陆路行程，假如不出意外也是大约2年就可以来回。如公元10世纪一位名叫伊本·法德兰的阿拉伯人去莫斯科以东的萨格里白（疑为“萨格勒布”）传教就是经过11个月抵达的，而作为国君准备充分想必就更便捷迅速一些。从各方面判断，我认为穆王西游是历史事实，而他所拜见的“王母”有可能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示巴女王，时间上很接近，路途假如很近也根本无需花上两年时间！

示巴女王与所罗门联姻时间有人推算为公元前950年，其时女王还能生育，起码年龄在大约12～60岁之间，有传说她当时仍是处女。公元前989年距公元前950年相距39年，穆王拜见示巴女王在先，所罗门召见示巴女王在后。他们之间的年龄有点悬，但基本解释得通，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圆满解决某些疑点。假如其中一个年代有误就会把我们引向歧途，不可全信，也不可全否，还是给以后勘误留一点空间。否定得太快太坚决本身就是一种“不严谨”。

还有一个史料使以上的疑问得到解决。传说萨巴王国的国王在所罗门召见示巴女王之前都是女王，所以穆王很可能见到的是前一任或前两任女王也有可能。关于示巴女王的传说本来就可能是几位示巴女王的共同事迹，但我们一般讨论的女王则是一位名字叫Makeda的女人，是她前去拜访了所罗门。

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穆王西行应该是可信的历史事实。他在《中国通史》中说“穆王是个大游历家”，“一个天子不会冒险远游，当是西方早有通商的道路”等。我倒是认为，穆王未必是出于单纯的游历取乐，很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非“去”不可的理由，他进行的是一种国事访问。他本身名“穆”就很可疑地道出了回到故土根据地的信息。实际上后来示巴女王亲自到所罗门王国去也可能带有秘密的政治目的，有人说示巴女王的国家在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需要借助世界第一大国的国王出面摆平，他们通过联姻最后达成了协议。

据说，陈梦家曾经在殷商卜辞中发现有“西母”①一词，不知是否是“西王母”的简写。这个话题颇可深究。这就说明，不仅周朝有“西王母”，商朝晚期同样有“西王母”。而萨巴王国与麦因王国一直都实行的是女王制，到Makeda这个示巴女王之后才改制。

“西王母”与“周穆王”（3）

西方关于示巴女王的猜测也有很多。比如关于她的身份就有“公主说”、“女王说”、“神妓说”。关于她的国家则有“上埃及”“下埃及”或者“萨巴王国”说。翻开也门的严肃史书一般都能看到“示巴女王”与“萨巴王国”的评说。在众说纷纭之下，英国的拉尔夫专门写了一本《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其中的一个片段说，由于示巴与所罗门的特殊关系，他们俩生下一个叫“梅内勒克”的儿子，从此两国关系“密切得超乎人们的想像”②。

“萨巴王国”与“周朝”的联系不可低估。他们基本在同期共“始终”：大约公元前10世纪前后建立王朝，在大约公元前8世纪同时“变乱”。然后一个疑点是，它们都由一个发音近于汉语拼音为“xibo”的贵族建立了国家王权。还有，与中国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就出自萨巴王国的“南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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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性意识与库克船长（1）

中国古代有为了祈求播种丰收而要求夫妻在对应时间进行交媾的传统，并有相对公开的交合仪式，它们隆重而严肃。原始社会一直有许多类似的有关性与天感应的神秘传统，红海南段、古埃及都有“神妓”的说法，在印度则可能转化为“欢喜佛”——人们颇不习惯地在清净的佛寺看到一些男女交媾的雕像，只不过由于来自远古而被教徒们视若无睹，甚至在特殊的地方某些教徒仍以特殊的方式在人间继续神圣的身体奉献，人们也当它与淫荡无关，只以秘宗相对待。今天部分国家依然有类似的传统，并且就在中东边缘地带。200年前的太平洋岛国上也保存着“神圣妇女”的传统，这些人既神圣又“淫荡”，据说她们只与神交配。

这些全球广大区域同时出现的有关文化现象既可以解释为一种文化的统一性在时间地理中的传播，同时也说明了在原始条件下女性的特殊地位来自她们神圣的生育能力，性活动本身被赋予神圣感。在古代，某些交配活动是被看做神圣、纯洁的，而不是淫荡的。

中东地区许多古代女性，尤其在阿拉伯半岛，可以一妻多夫①。有人可能想到这是母系社会。但这与母系社会的特点稍有不同，因为它表现在性爱领域内女性的绝对优势，一般的母系氏族似乎只提到婚配的自由以及母亲地位的尊贵。在今天中国残留的母系氏族社会里女人没有多夫的特权，但中国的西藏地区有一些残留。西藏距离南部阿拉伯半岛最近处只有1000公里。

谁能想到今天把全身都包得严严的妇女在上古时期的阿拉伯地区竟然可以一妻多夫呢。不特这些妇女可以一妻多夫，而且据说在远古实际上是男子戴面纱，女人倒是袒露面容的，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某些地方还有男人面戴面纱的习俗。同一个地区，世界大转换，这就是历史，让人目瞪口呆。所以切忌拿今天的现实去僵化地比对昨天的历史，起码以今天的穆斯林妇女和示巴女王时代的妇女相比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拿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地位去和儒教产生之前的“三代”时期的妇女对比也是完全错误的，差别判若云泥。

或许库克（Cook）船长的故事②更能说明交配在远古或者原始社会所具有的神圣或怪异——有别于今天的意味，同时也可以方便地解释原始人或者古代人的思维与今天的巨大差异。

公元1778～1779年，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船长“库克”带领“发现号”与“决心号”在太平洋上的小岛间来回穿梭。他曾经领导过三次环游世界的探险活动，他绘制了新西兰、东澳、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岸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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