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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中山国很特别，这个袖珍小国曾经以小胜大在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历史奇迹，但我认为其实可能与它的古老家族地位特殊有一定关系，不一定是别的小国家明里暗里让着它，而是它更集中了一批高等级文明有效支持了它的发展。甚至，以这样明显属于特例的国家很可能有特殊的宗教在支持也未必。

在以色列的12支系里除了Livite还有1～2个名义上的神圣家族，比如从埃及出来有埃及文明背景的约瑟之后。在摩西时代，尽管利未人掌握了实权，但他们通常还是要给约瑟家族一些面子，因为按照世俗的解读，这个家族才是真正的王族。我在《向东》一书中曾经把摩西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必然，目的就是让利未族翻身，但同时他们却也没有彻底推翻约瑟后人。中山国我怀疑恰是有类似的根源，尽管不一定大家能记得远到埃及的事情，但许多周围国家愿意给他们留个面子或许是可能的。不过这个面子越到后来越难见到，所以中山国终于在战国晚期彻底被灭。实际上一种文明、一种格局都在这个事件里标志着他们在中国的彻底结束。随之，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如秦这样没有什么贵根的新人恐怕最是厌恶类似的旧人旧根基，所以从文化上消灭他们是他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在大约3500年前到2200年前，也就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文明时期。许多标准与传统得到奠定，也有一些古老传统彻底破灭消亡。中国地区尤其明显。秦国在这个结束期统一了中国其实并非偶然，我相信中国的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全球连动的一个环节。

秦始皇作为新文明的代言人对旧文化进行清洗有充足的道理。并且他的清洗未必是专门对于先秦旧史的隔绝。

今天对于先秦的无知或失忆完全也可以由其他因素造成，比如文字的不完备，地理概念的演变和不统一，甚至是人们对于地理历史的懵懂无知，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混乱而停止了与中东的正常联系等，这些都有可能使今天难以找到夏商周与红海的联系。或许某些看似平常的文字需要重新破解，只要转换思维就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出现。

我认为，古代人的迁徙活动，除极少数人有地理概念外，大多数人并没有今天的具体地理知识，所以即便有文字想记录也困难。但记录的不方便并不等于迁徙的不方便，这要分开看待。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这个事实本身令人足够惊讶和耐人寻味。或许这里隐藏着秦始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先秦之所以不称“皇帝”并非没有概念，而是皇帝在“西方”，中国的最高首领只能为“王”，但秦始皇打破了这一切，这是一种与过去决绝的态度，是一种与西方断绝联系的表态，同时他把联系的证据以及维护这个“礼制”最严格的儒生也给坑杀了。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怀疑，“秦”（qin）也有可能来自“锡安山”（tsion，锡安有许多不同的拼法，主要看哪个群体使用该种语言）。

围绕一个“锡安”与“大卫城”或者“耶路撒冷”，按照拉尔夫的解说有这几个拼写或称呼可能与其有关：Zion，Zoan，Zian，Tchian①。我将其对应在中国，则有更多的怀疑。“Zoan”更接近中国的“中”；“Tchian”更接近“China”，本来“T”在“Tchian”中就可以不发音，实际上就是“chian”；无论是“chian”本身还是其中的一个字母的可能错位（为china），都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想像空间。按拉尔夫的意思，这不仅是一座以色列的城市名称，而且还是古埃及的一座要塞的名称。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异地命名。既然在古代中东已经有两个“锡安”，那么在中国古代再发现一个也不是什么意外了。

秦始皇的族系，假如要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说法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放进我的体系里，他就是约瑟的后人，与“犹太人”或者“但人”都不属一个派系，属于以色列人中的王族世系。

对于中国古代就已存在的“夷”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最初它多与山东的“东夷”联系在一起。“夷”与“商”联系在一起。“夷”与“海”、与“海外”联系在一起。顺着山东的“夷”，我们来到南方的“夷”，比如古代福建泉州这里曾经聚集过大量来自阿拉伯等西来的外国人，就有“夷夏杂处”的说法，“夏”当然是指“中国人”，“夷”就是指从非洲或者阿拉伯半岛到福建这里的沿海国家民族的人，或者就是“外国人”。这里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商代”统治者曾经被“夏人”当做“外来者”、“外国人”，并且他们来自“海上”。

《夷岛志略》这本书更为“夷”进一步做了注解，这里的“夷”就是指上述的外国或特指与海路有关的外国人或外国地方的。北方陆路向来罕见这样的指称。最典型的是，从中东到中国东部的必然通道上的台湾自东汉以后就长期被命名为“夷洲”，这里肯定是个重要的中转站。隋朝开始夷洲又改为“流求”，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明朝，改为“小琉球”。联系到考古学以及地理的一个事实是，在日本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之间存在着钓鱼岛和“琉球群岛”。在殷商出土的众多人头骨中，许多人类学家对于他们的人种归属提出了许多看法，威廉·W·豪威尔提出：“安阳人种与海南岛的现代中国人和北海道、琉球的日本人最接近，而不是欧洲人、美国印第安人或波利尼西亚人。①”这一发现很形象地给我们指出了海上通道的可能存在，以及这些人大致把文明扩散至哪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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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疑云（2）

意义清楚了，那么发音呢？为什么是“yi（夷）”？万物必有来源。它是外来语吗？是“东方”（east，在语言同源的基础上），还是埃及（Egypt），或是也门（Yemen），甚至是埃塞俄比亚（Ethiopia）或者以色列（Israel），甚至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伊特鲁西亚（Etrucia）古国？非常巧合的是以上几个名称全部第一个音节可以音译为中国的“夷”。这个语音的分析会非常复杂，我只是抛砖引玉，并不打算深究，这会牵涉到大量问题，比如何时起用这个名称，在他们的本土语中是否同英语一样或接近发音，中国当时又是如何发音的等，大概这个话题已经够人研究半辈子了。不过我知道“埃及”尽管第一个音节很匹配“夷”，但却是来自3000年前的希腊语，假如超过这个期间更古时出现“夷”，就可以肯定与其无关。假如最后的结果证实“夷”来自曼德海峡两岸我将十分高兴。同时也为商朝统治者来自红海一带找到了新的证据。

对于中国历史的神秘失忆，除了秦始皇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考虑。就是中原地区夸张记述了他们的历史。张光直先生在评价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巨大差异时曾经说过②：“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周人有文字流传下来，说中原是华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蛮夷，蛮夷没有留下文字给他们自己宣传，所以我们几十代的念书的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我说受了周人的骗，上了周人的当，并不是说周人有意欺骗我们，商周的人都写了许多书，说他们自己的事，自然不免给他们自己吹嘘一番，这些书后来又给儒教编辑修改，以适合他们的古史观，所以传统的上古史的基本资料就包含许多不可靠的成分……。”

后来迁居台湾的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李济先生则从另外一方面说：“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醒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①

一个有形的长城截断了中华之源，秦的其他无形的思想是否造成了今天有关华夏更大的混乱？这是个值得深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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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信奉什么宗教（1）

某些资料显示，秦时期并不禁止与海外的联系，甚至有中国的学者认为秦是中国最早有记录前往红海等地交往的朝代。那么我们缺乏的记录或者断绝的时期当在春秋时期，这是一个历史黑洞。而这个黑洞的制造者很可能就是秦始皇这个暴君。甚至他所建立的王权形式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照搬古埃及的形式。但是他信奉什么宗教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推测秦始皇尊崇萨满教。但是萨满教中也有分别，有不同的派别与团体。秦人崇尚狗，并且认狗为祖②，这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信号。

大约起源于2600年前的波斯祆教就崇尚狗。但中国的正史认为祆教进入中国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西来说之所以在中国站不住脚，或者说干脆研究都很困难，就是因为许多相关的历史都错了，一环错环环错。假如要确立“同源说”，需要推翻的定论太多了。起码从我这里，更正祆教进入中国的时期是非常肯定的。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也肯定不在传统所谓的汉代，要早得多，现在来具体给出佛教的时间或许还比较困难，并且不是本书探讨的要点，但是在未来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公式以计算出一种文明要素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得到传播——这个“公式”的研究要在全球同源的理论基础之上才能进行，许多相关问题在那时就会变得容易得多，而且会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这就是为什么要严肃而坚持讲出历史真相的原因所在。

有一本新出的所谓“汉族史诗”《黑暗传》①，很可能与祆教教义以及希腊神话有关，不过我还没有见到，推荐有志研究者有机会进行比对。在祆教教义里“黑暗”是最先生出来的，与“大地女神”结合后才生出来“光明”，所以从祆教看世界之始为“黑暗”而不是“光明”。基督教却是先有“光明”，后有“黑暗”。

秦始皇崇尚黑色广为人知。有人认为位于今天阿里地区的古象雄文化实际上可能属于波斯“大食文化”（非“大食国”）。“大食”分“白食”与“黑食”，而那里的“苯教”属于“黑食”。并且，从许多方面看，西藏苯教受到祆教影响。苯教与祆教同属萨满教之一种。“苯教”因教徒头裹黑巾，俗称“黑教”，后来的西藏人又被称为“番”（bo）人，颇可怀疑为“波斯”之“波（bo）”。“黑”及其萨满教特色都让人觉得在中国西北发家、崇尚黑色、喜欢巫术、尊狗的秦嬴很可能信奉了祆教或苯教。

他这个“嬴”更兼来自“青阳”之“少昊之姓”，愈加可疑。可疑归可疑，不足为据。“嬴”更像是崇拜“月神”的部族，中国（主要是藏区）形容古代“大食”地理位置为“西方月亮降落的地方”，这个以女性为祖或者仙女下凡而来的“嬴”人还真的很让人怀疑与波斯国里“大食”部落的关系。不过由于波斯本身就包含了犹太人、埃及人，所以不要只局限于怀疑与“伊朗人”有关。

我总怀疑秦始皇那个奇特而著名的“十二旄冠”很可能与西方文明或这个途径的传播有直接关系。在今天依然封闭的阿里地区，在特别的节日里当地人竟然戴着如秦始皇一样的“　十二旄冠”！不过，阿里地区是只有女人才戴那样的帽子，这个“秦始皇冠”到底是谁学习谁的？其根源在哪里？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男女互换的风俗我们又不是没见过。

还有一个证据或可证明至少在秦始皇时期中国就已经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和氏璧的故事。和氏璧的主角之一是秦始皇，另外一个主角是赵人蔺相如。和氏璧还引出中国的一个著名成语“负荆请罪”。但这个“负荆请罪”看来并非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或传统，而是一个外来风俗。本来“肉袒伏斧”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以“负荆”作为谢罪的象征呢？

在《圣经·新约》中，耶稣临刑前戴了一顶带刺的荆冠，这表示他是罪人。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火种给人类而犯天条，他被宙斯捆在高加索山上受罚，他同样戴了一个荆冠：“Vitex　agnus…castus”“洋牡荆做的冠”。我认为这里的两个不同地区（中东与希腊）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神在“犯罪”时同样戴“荆”，不是偶然，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荆”的出现一定与“罪”联系在一起，“荆”可能潜在已为“服罪”的代名词，但只是没有人这样来总结，甚至没有被人们“发现”。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这段话很清晰地表明了这个故事发生于先秦战国末期。并且，他们与秦始皇是同代人。原文中，廉颇本来想挑衅蔺相如，后知他宽怀大度为国家忍辱负重，“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荆”与“罪”看来为一固定搭配，并且流行于远古时代的不同广大区域：东亚、西亚、地中海。假如“负荆请罪”与耶稣故事以及普罗米修斯神话为同源，那么“负荆请罪”的习俗在中国至少有2250年以上的历史，最起码也存在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死于公元前87年）生活之前。假如我们不那么严格的话，从“负荆请罪”的故事直接发生在秦始皇当朝，完全可以肯定秦始皇时代已经知道希腊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祆教在产生之后马上就进入了中国根本不在话下。从这里再次推测秦始皇因信奉萨满教而焚书坑“不语怪力乱神”之儒，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大。

秦人信奉什么宗教（2）

既然他为了求仙能够让徐福带500个童男童女远赴东海，他自然能为求仙而派人去西域求拜。想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因而遭到了许多人，尤其是不信神鬼的儒生的非议，为了杀一儆百，他干脆对他们进行了斩草除根的行为。

今天史学界对于祆教进入中国的时期断定在大约公元6世纪是有错误的，并且连带引起了更多的误解。有的误解还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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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北突现以色列失落部落（1）

我看到一篇题为《以色列失落的部落惊现印度》的新闻，刊登在　2005年4月6日《北京科技报》①。随后我google到英国“The　Times”在4月2日的报道：“Lost　tribe　from　India　dreams　to　return　to　Israel　after　2；700　years　of　exile”（见后面英文节选）。他们基本上在讲述同一件事情：印度东北地区大约7000人的一个部落在确认了他们为以色列后裔（约瑟之子“玛拿西支系”）后期望迁回以色列，事实上一些人已经迁徙过去。根据一些国外的学术研究资料看，这个问题已经搁置有许多年时间了，现在以色列的大拉比终于正式承认他们拥有以色列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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