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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人带着武装人员到了干校，以召开干部会议的名义，派通信员吴德琴把魏定远叫到会场，当即逮捕押回地委，进行审讯。

当时的地委书记李毅由于患病，没有与地安机关住在一起，在另外一个村子养病，他不能亲自主持这项审讯工作，便于另外几位地委部长一齐推举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负贡对魏定远的审讯，说他过去做过除奸工作，对审案子有经验。从此，王须仁便咸了湖西“肃托事件”的关键人物。王须仁是河北省东鹿县人，曾于1933年正北平“晨报”上登过“*启事”。七七事变后，他混入北平流亡学生中，到了鲁西南的单县。他在过去究竟是什么人，以及怎样钻入党内的，现在还不得而知。王须仁接过审讯大权以后，大搞逼供信。他既不追问汉奸日特，也不追问国民党特务，一上来问魏定远是不是“托匪”，魏不承认有此事，接着就用残酷的肉刑，施用鞭打、老虎凳、灌水，直至电刑｛用手摇发电机）魏定远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托派”王须仁等人为了扩大战果，接着就逼问还有谁？不说就再度施刑。于是又供出了所谓‘托派”的组织，说托派的组织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等。又说在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叫做苏鲁豫边区特委是受山东省委领导的，在托派苏鲁豫区特委之下，还有铜山、砀山、丰县、沛县、金乡、鱼台、单县、曹县等县托派的组织。又说托派组织的名称，对内叫做“国际无产者联合大同盟”，对外叫做（中华复兴党）等等。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魏定远是在严刑逼供下按照共产党的组织系统编造托派的组织系统的。

在魏定远的口供中，还供出了一个所谓“托派外围组织”——“文艺作者协会”（即文协）本来这是干校学员的群众文艺团体，是由魏定边远发动组织起来的。这个团体经常给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的《团结报》写稿。这根本不是什么密秘，而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的群众组织。

除了所谓“托匪”的组织逼供出了一些人。王须仁认为他已取得了伟大成就。地委书记和其他几位部长对魏定远的口供均深信不疑，不仅不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核对事实，弄清真象，反而陷入更加惊慌失措之中。这就给暗害分子王须仁以可趁之机，弄得越发不可收拾。

根据魏定远的口供，马上又逮捕了郝小光，对他的审讯，又是由所谓有经验的王须仁主持，如法炮制，又是用那一套极为残忍的逼供方法。郝小光在酷刑之下，也承认了自己走“托匪”，而且也在逼供之下，编造了一套所谓“托派的组织系统”。

可是郝小光编造自一套于魏定远编造的一套出入很大。这种情况并末引起地委领导同志的警觉，反而根据王须仁的判断，认为在苏北和鲁西南潜藏着两套托派组织。于是地委的领导问志认为面前的敌情更加严重了。在审讯魏定远郝小光后。九月三日，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谷亭镇开会。军政委员会，是根据党中的央指示成立的。它由主力部队负责人和区党委负责人组成，主要是负责处理边区党政军重大问题，协调军队党和地方党的关系。这次出席会议的有，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区党委军事部长张如，*部长王文彬，主力部队参加会议的有：四大队队长梁兴柞，政治委员王洪鸣，开完会后，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向出席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各位领导汇报了发现“托派”的情况。大家听了汇报，感到问题重大，便决定大家集体参加审讯。参这次集体审讯的除全体出席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同志外，还有正在湖边地委帮助建立政权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长陈筹，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等。实际的审讯者，仍是王须仁。把魏定远郝晓光带上来，王须仁给他二人每人一支烟，要他们好好讲，于是白子明开始审问。记过魏浩二人所讲的口供，与李毅向把们回报的内容一样。因为当时并没有怎么动刑，所以参加会审罚人，也都信以为真。最后白子明指示李毅要“慎重”处理，至于如何“慎重’并没有具体讲，就同王文彬等几位部长回单东南区党委去啦。

这次会审最大的恶果是苏鲁豫边区的最高党政军领导人，都被这一假相所迷惑，都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观了“托匪”，他们对于王须仁施用残酷肉刑，不仅没有制止和批评，而且还称赞王须仁的“能干”使王须仁更加事无忌惮。这就为这一案件的恶果发展埋下了伏线，开了绿灯，以至最后连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人自己也都打成立了“托匪”有的甚至被杀害。

三、演成一场罪恶的大屠杀

魏定远郝晓光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且各自供出了一套组织后王须仁继续用酷刑逼问“托派”组织中的人员。他们二人供出了二十多个“同伙”，其中包括刚有区党委派来干校受训的曹广善，丰县的青年部长李伟身，沛县的党员干部孟昭琦、盂昭立，鱼台县的干部闻奋喜，湖边地委的干部史谦（即史维先），更有慎者还有地委妇委书记（即妇女部长）常俊亭，还供出了没有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朱新民，王天章（二人均在家中）等，还供出了牛敬安，马敬亭，魏成义，单子英，以及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工作的孙大光，唐高瑞等。

顺藤蔓延，马上逮捕了曹广善，曹广善曾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自首过，现在是重新参加革命，又被扣上了“托匪”的帽子。在刑讯中他又胡说了一套，他的口供与魏定远、郝晓光又不一样，于是王须仁便采取了新的措施，指名逼供。如问“XX”是不是托派？曹说不是，于是就用刑，—边加刑，一边问是不是，直到说是才予松刑接着又问另一个，以求得更多的口供。结果就用这种办法，将曹广善活活打死。有人分析，可能是王须仁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口供后怕翻案，有意将曹广善打死的。从喉咙的事实看，有一定道理。指名逼供这是王须仁等在审讯中的发展，是使“肃托”在党内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这时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参加“肃托”并且很快与王须仁勾结起来，王凤鸣—上来，就主张采取坚决措施，主张多杀一些，王须仁有了主力部队政委王凤鸣的撑腰和配合，就更加疯狂起来了。

按照口供派军队持名单逮捕了王天章，朱新民等人，经审讯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口供，遂后深夜将他们枪杀。接着又逮捕王民三、徐中舒等，审讯中他们只承认参和过“三清团”，其他无结果，也随即把他们枪杀，他们还逮捕了从“胡团”来干校学习的营长李高松和政治干部孙兴民，“胡团”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冯子固属下的一个团。团长叫胡子良，故称胡团。这个团是在我党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胡团中有我党的总支委会，各连指导员均系我党党员，王须仁等杀害了“胡团”这两个党员干部嫌不够，又利用区党委委员，政府工作部付部长陈筹的威望，要陈带人到“胡团”以“受训”的名义指名要走了朱光松，杨文成两位连政治指导员，到谷亭镇即将二人逮起来，如法施以重刑，结果王须仁巴我党在“胡团”工作的党员大部分列入他的“托匪“名单之后，就把这两个同志杀害了。我党在“胡团”工作的王立然根据总支书记朱煜如的部署再次到湖边地委了解情况，并向地委提出对“肃托”的意见。王立然到地委见到李毅、陈筹、王须仁，提出对“肃托”要慎重，要把事实搞清楚，如果搞错了自己的人，那可不得了。这时由于王须仁、王凤鸣的勾结，李毅已经感到不好控制局面了，所以未加克否。而王须仁在一旁则斜着眼睛看王立然，插嘴说：“你们不要受托匪的包围”。王立然一看不妙，没有再说什么，回到部队立即召开总支委员会议，作出决定马上把部队撤离湖边，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时，朱煜如、王立然等已经认识到是搞错了，所以又向区党委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再次提出希望他们要慎重，不要搞了自己的人，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负贡的革命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勇气。但是这份意见书，并末被区党委重视和采纳，意见书被压了起来。

在这向时，王须仁等把史维功和常俊亭二人当作进攻的重点，这是他们进—步杀害党内干部、扩大他们的“战果’’的关键。因为史维功是鱼台县委书记，常俊亭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如果把他们二人打成托派，就可从此杀向地委直至区党委领导机关了。

在魏定远、郝晓光的口供中，本来没有供出史维功的名子，只有一个史谦（即史维先），王须仁则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硬说史维先就是史维功。为此多方搜集史维功的所谓“罪状”，这些罪状是：（1）苏鲁豫区党委调史维功来鱼台县委工作时表示不满，没有立即服从命令，拖延了时间。（2）来鱼台县委工作后，鱼台县的工作发展缓慢。（3）说上级不会使用干部，不会估计干部，上级对他的批评不接受，这是有意制造上下级不团结。（4）担任鱼台县委书记后，虽然经常与地委在一起活动但与地委的关系不密切。（5）曾对人说史映溪（女干部）是兄妹关系，而史映溪则否认此事。（6）与常俊亭的关系密切，史维功要调女干部姚焕敏到鱼台七区去工作，王须仁不同意，而常俊亭却允许将其调走，所谓这些“罪状”都走日常工作的问题，与作为“托派”的问题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甚至这些“罪状”是否能够构成错误都很难说。而王须仁等却作为“托派”的证据，不经上级党委批准于九月九日逮捕了史维功。

他们给常俊亭罗列的罪状是：（1）与有问题的吴云汉关系密切（是什么问题？没有说）。（2）召集妇女干部会议，不通知组织部，外出指导工作也不通知组织部。（3）史维功要求调姚焕敏到鱼台工作，常未报告组织部就允许啦。（4）常是文协负责人之一，和魏定远的关系很密切，并时常到男生训练班去以征*员的名义召开会议和请客等。除上述所谓“罪状”，王须仁还搞到了区党委宣传郡宣传科长兼《团结日报》社社长朱华分别给常俊亭、魏定远的信，现将这封信抄录如下．

“你所创作的散文……，已经试露，甚得社会人士的好评、奇誉，请以后多写佳作，以光篇幅，更希望培养文艺作者，是所至盼——致常俊亭。”

“文协的组织尚未成立，也不勤于创作，如此下去，将促我坍台，使我难堪，……”刘吼风、李葛嵩乃写作能手，即希望将其吸入组织。致魏定远”（因系抄件，个别字可能有误）。

本来这两封信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而王须仁等人则认定信中所说的话是暗语，理由是李葛嵩（鱼台县抗日*政府科员）并不会写文章。朱华为什么说李葛嵩是写作能手，派人问了一下就会搞清楚的而王须仁等却根本不想这样做，却一口咬定朱华的信是暗语。又联系到，刘吼风本是区党委派到湖边地委宣传部做干事的，而史维功却坚决要留他做鱼台县委宣传部长。

这样一来就把朱华、史维功、常俊亭、魏定远、姚焕敏等人联系在一起了。于是便与九月十日逮捕了常俊亭、姚焕敏等人，日夜进行审讯，其手段就更加残酷毒辣。

由于王须仁等在审讯中指名逼供，同时采用大灌水，火烧、过电、坐老虎凳等等及其残忍的肉刑，而被审讯者又毫无思想准备，在酷刑之下“招认”了。这样王须仁等通过被审讯者的“口供”，竟把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和各特务连的指导员等等都列入了“托匪”名单。更有慎者，他们从对魏定远等人的审讯中又逼供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宵鹏、参谋长李发、教育科长张基隆等人，都是‘托匪”，并说区党委宣传部是“托匪”的窝子”。

这样一来，所谓“肃托事件”就直接发展到地委领导内部直至区党委领导机关内部去了。

九月十一日，在谷亭镇召开“反托大会”，除地委机关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鱼台县县委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王须仁等强逼所谓“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王须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被打成“托匪”者无法翻供，以巩固所谓的肃托成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制造紧张气氛，为其在地委内和区党委内进行大屠杀准备舆论。

王须仁大造舆论说“托匪”如何狡滑如何两面派的。如有的同志工作积极肯干，他就说这是伪装，是为了骗取领导信任。有的人工作干劲不足，自由散慢，他就说这是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人们感到在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相信的，都可能是“托匪”，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由于这时王凤鸣随主力四大队转移到湖东去啦，王须仁还不敢放肆的大干。这时地委书记李毅和区党委政治工作部付部长郭长臣等人已经知道在审讯中供

出了地委军事部长尹夷僧，宣传部长袁汝哲等是“托派”所以也表现非常惊慌。但是他们还不敢马上逮捕尹夷僧和袁汝哲，因为这些同志在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特别是在游击四大队和所属一大队中有较高威信，怕弄不好给自己惹出乱子。所以他们在“反托大会”之后，便确定由谷亭镇向南阳镇转移，以靠近主力部队部队，王须仁正好利用这种情况，以图与王宏明进一步勾结起来，进行一场大屠杀。．

尹夷僧、袁汝哲二同志并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托派”的行列，仍然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这时尹夷僧、袁汝哲的任何行动，都会被他们看作是阴谋活动。所以，在行军的部署止，尹、袁提出夜里行动，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敌后形势下，当时不管部队、机关、学校等一般都是在夜里转移。但王须仁却马上指出，这是个阴讯。说尹夷僧、袁汝哲提出在夜里转移是“托派”的阴谋，是准备打我们的黑枪。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白天行军（先走）。还说这一行动粉碎了托派的阴谋。

到了南阳，第二天哀汝哲照样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正好镇子上有家老乡结婚，按风俗习惯是要放炮竹，因镇里住了部队，怕引起误会，所以镇公所特意向领导作了报告。王须仁等立即断定这是阴谋，是尹、袁要组织暴动。李毅、陈筹等也确信不疑，，更加慌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试问，他们既然要搞暴动，为什么又要来送信呢？王须仁布疑兵阵，把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却说成是“托派”有计划的阴谋行东。陈筹、李毅等人则跑进这个疑阵，陷入草木皆兵的慌乱中，于是他们决定，马上逮捕尹夷僧、袁汝哲。他们首先研究了袁汝哲。袁汝哲的“罪证”是：（1）工作能力差。（2）作为组织部长的王须仁数次布置作为宣传部长的袁汝哲，写日语的标语，袁均未照办，（3）在“肃托”中，除参加一次对魏定远的审讯外，其他活动均未参家。（4）反托纲领始终没有拟出来。（5）XXX供出他后，表现与平时不大相同。

他们又研究了尹夷僧同志的“罪证”是：（1）在苏支四大队担任组织科长时，曾组织过读书会，限制老干部参加，后领导制止，帮说这是有意制造新老干部之间的隔阂。（2）行军时没有计划是有意制造混。（3）说工作不积极，没有补充棉衣，没有购买子弹（4）在砀山工作时没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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