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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毛主席呀！毛主席……”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似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有满腹的话急要向毛主席诉说，但又说不出来。父亲常常和我们谈处世作人之道，他总是称誉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朱总司令待人宽厚；少奇同志的党性修养；周总理忘我工作、关心周到……这些都是他身体力行的。

“文革”初期，他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叫我们选些重要的抄给他看。我们抄了一大本子，他看时面都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在第2　次抄给他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时，他看了几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以后不要再抄了！”那一时期，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专案组要父亲写揭发材料，父亲写好后要王婷帮他誊写。他说：“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他的手迹我们至今仍珍藏着。他所写材料，严肃认真，按照历史的原来事实，实事求是。即使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压力。

在养病期间，他和人民群众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他说：“我是广西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几件实事。”为了给贫困的广西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力争给广西一个出海口，他四处奔波游说，坚持把钦州、合浦、北海等地从广东省划过来。他经常说，家乡海南经济非常落后，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父亲曾向海南的同志介绍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经验，推广种植咖啡、胡椒等，并在文昌县亲手种下胡椒和柑桔。他在百色地区视察时，亲自到贫困的老红军家中看望。一次走在途中发现身后的警卫员提着一个热水瓶。他生气地说：“怎么能拿着热水瓶去看望群众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群众养育了我们，现在胜利了，群众的水就喝不得了吗？”在山区看到公路边的山林起火，他立即叫司机停车，让全体随员和群众一起灭火，直到把山火扑灭了才继续往前走。

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婚姻以及家庭中的困难。帮助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条件，使他们在他身边工作几年后能够到专门的学校去学习，好担当更重要的工作。逢年过节都把工作人员请来和家人一起会餐。平时亲友送来南方的时新水果或家中包饺子、蒸包子也让子女给工作人员送去。60年代初，警卫员小孙山东老家受灾房屋倒塌，父亲拿出200　元给他寄回老家去修房。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尊重保姆的劳动，他说，没有保姆帮你们带好孩子，你们就不能安心工作，要把阿姨看作是一家人。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刘阿姨突然发现患了晚期子宫癌，父亲叫司机开车送她到医院检查治疗，又把她哥哥从上海接来，给他们钱送她回上海继续治疗。刘阿姨的病终于在上海肿瘤医院治好了。

父亲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的态度体现了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人性。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一谈到自己的母亲总是非常动情，眼中充满泪水。他常对我们说：“要孝敬母亲，没有娘的孩子最可怜。我幼年家境贫寒，母亲很年轻就死了，不久两个幼小的弟妹也死了。”父亲的前妻是被敌人打死的，他常说阿娘是一位极贤惠的母亲。解放后他曾多次到广东给前妻扫墓。对我们的母亲韩碧更是视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伴侣。母亲长期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在完全不知道父亲下落的情况下，靠着当理发工人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抚养远之，历尽艰辛。1939年7　月经组织上安排，母亲带着远之绕道越南，经广西、湖南、江西，长途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就在到江北指挥部途中，刚过长江，在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扣押，坐了7　个多月的牢。1945年母亲生下小妹妹远明，万没想到聪明可爱的小妹妹在一岁半时突然得了急病，根据地缺医少药，母亲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死在怀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母亲受到极大刺激，她精神失常了。以后严重的神经分裂症不时发作，弄得父亲日夜不得安宁，也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健康。不少同志善意地劝父亲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父亲始终不肯。他说在家里大家都很体贴她，又有两个心爱的孙儿陪伴，对她的病有好处。母亲怎么闹，他都不发火，还经常陪她到风景幽美的地方散心，尽量使母亲心情愉快。在父亲关怀照顾下，经过多位著名中西医治疗，母亲的病逐渐好了。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后，父亲告诉我们“五月初九是母亲的生日，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让她高兴高兴。”我们给她买了一套绣花绿绸衣服，母亲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至今。从此以后，每逢母亲的生日我们都送一件她最喜欢的东西，孙子们每年也都给祖母送生日礼物。

父亲还把两位孤寡姐妹接到北京家里，一直供养到她们90多岁，安然辞世。

父亲对儿子儿媳及孙辈都是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疼爱。他首先要求子孙们不脱离群众，不搞特殊化。他对儿子找对象毫无世俗的门第观念。我们在上海工作时，每逢年节，他或亲自或派人到北京一个小胡同里的破旧大杂院中看望儿媳的家人，有时送点布料，有时送点钱资助他们。

父亲工作忙，年迈有病，但他无时不在关心我们。我们在学校读书，在工厂劳动，在农村搞四清，不管在哪里，都常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和我们谈家常，和我们同志式地讨论问题，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向他们学习，鼓励我们上进。

他的长孙张小龙参军后，发现食堂和仓库里有很多老鼠糟踏粮食，写信要家里帮忙买些鼠夹。爷爷见信后非常高兴，买了许多老鼠夹寄给所在部队，并写信给小龙表扬他关心集体，爱护国家财产。

一次他看到孙子小健的作文本放在秘书的办公桌上，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把小健喊过来生气地说：“我们培养你，希望你做一个有用的人，诚实的人。你为什么叫叔叔帮你写作文？”小健连忙对爷爷说：“作文是我自己写的，叔叔一点没帮忙。”爷爷听罢，脸上有了笑容，高兴地说：“这篇作文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好，爷爷错怪你了。”爷爷疼爱孙子，孙子也最爱爷爷。空闲时祖孙一块游泳，下棋，打扑克。孩子们生病他比我们还着急，孙子参军他亲自送行，孙子们入了党，他亲笔写信祝贺鼓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在儿孙们的心目中是世界上最慈爱最值得敬重的人。

父亲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烈士子女和几个没有父亲的子侄们。红七军烈士张逸秋的女儿张念环，在父母牺牲后流落在广西一地主家当使女。解放后父亲派人多方寻找，几经周折才把她救出困境。他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把她培养成为一名军医。念环常对我们说：“张老就和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他爱整洁，外出时非常注意军人仪表。平时在家里衣着十分朴素，衣服鞋袜破了，补了一遍又一遍。他经常自己洗内衣、袜子，饭后自己洗碗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劳动。3年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并在每个房间里贴上亲自写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纸条。他常对我们说：“生活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钱能养人，钱也能害人。用得当可为人民做好事，用得不当会使人成为腐化堕落分子。”他在厨房的墙上贴着“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想有时”。至今我们仍坚持人走灯灭，用洗过澡的水洗衣服，然后再冲马桶，用洗菜和洗米的水浇花。

亲爱的爸爸虽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挚爱，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的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并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张云逸将军轶事　丁芒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期间，曾替已故张云逸大将代笔过几篇文章。1964年冬，为了进一步修订《百色起义与红七军》及《一次重大的失策》两篇文章，也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我随张老来到广西南宁，住在东郊的一座宾馆里。张老曾多次邀请当年的老战友来此聚会，并带我去各处拜访红七军老战士。因为和张老住在一起，闲谈的机会多，话题有时就不完全局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有时是在散步，有时是在车中，因此，许多材料只是事后凭记忆写下来，加之他一口海南官话，听不很清楚，往往只能记个梗概。可惜“文革”，期间，我这些宝贵记录本被抄劫一空，至今思之犹觉痛心。

这里仅凭记忆，记叙张将军几则鲜为人知的轶事，以纪念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险为黄花岗烈士张云逸将军是海南岛文昌县人。16岁（1908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旋秘密参加同盟会。1911年初夏离开陆军小学，投身民主革命。前一年，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辛亥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赵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募集经费。选骨干800　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0余处。时张云逸年方十九，即踊跃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因事泄，清两广总督张鸣歧严加戒备，被迫改变计划。1911年4　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死伤过多，被迫退却。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100　多人，英勇牺牲。

当时清军围逼，张云逸身边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严，虽化装亦无法出城。张乃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独自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觅求突围道路。返回时，见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枪杀于路口。张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篮掩身于路人中，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

后来，广州人民收殓烈士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称“辛亥广州起义”，震动全国，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

张将军曾幽默地对我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在盛大的欢迎后面张云逸将军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　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手下的刘仲容联系，请他为之先容。6　月上旬，即辗转乘飞机抵南宁。

他原担心此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如不积极，将费一番唇舌。谁知下飞机一看，白崇禧竟亲自恭候于前，南宁各界人士杨旗鸣号欢呼于后，旗上大书：“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莅桂！”声势煊赫，气氛热烈，实出意外。

接着，白崇禧前导，请他登车。却是敞篷汽车。白请他居中站立，自已则毕恭毕敬侧身一旁，径向南宁市中驶去。街道两旁已预有布置，学校、机关、人民团体列队挥旗，鞭炮齐鸣，不断高喊“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的口号。到人群稠密处，白崇禧干脆请张云逸下车，携着他的手，面露笑容，缓步通过，时而举起相握的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一直被追捕残杀。现在李、白发动如此盛大的欢迎，张云逸立即意识到：固然有人心倾向团结抗日的因素，也显然是李、白在故意张扬其事，是对蒋介石表示的一种姿态，以便讨价还价。果然，后来从刘仲容那儿了解到：李、白和陈济堂曾于前一年（1936年）掀起反蒋、抗日的“六一”运动，遭到蒋介石的围攻，直到9　月才和平解决。从此蒋介石施展故伎，分化桂系，扩展其在桂势力的活动，益发加剧。对张云逸此次来桂，李、白专门召开高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党巩固国内和平、团结抗战的主张，并且以此要胁蒋介石。

张云逸分析了上述情况，两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谈判从6　月12日开始，26日就达成了纲领草案七条。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敦请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张云逸将军是民主革命老战士，和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有旧，例如薛岳，就是他小时候坐在一张课桌旁多年的同班同学。因此，当国共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的时候，党中央就派陈毅同志和他分头到南方八省联络我党游击部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负责湘鄂赣各省，张云逸同志负责闽浙粤诸省。在奔走联络过程中，他们都随时与中央取得联系，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可就在这之前，张云逸还为组建新四军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立刻去澳门，邀请叶挺同志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自从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潮汕，在三河坝地区遭到失败以后，就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10年，但仍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张云逸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平安到达澳门，并按党中央告知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叶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广州就相识。张云逸的到来，对苦闷的叶挺来说，不啻大旱之遇云霓。张云逸详细向他介绍了十年来的情况，以及大敌当前，党中央适时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到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党中央决定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来担任。张云逸随即出示了党中央的的敦请叶挺的电报。叶挺接电看后，激动不已，神情昂奋，立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同志会见。从此结束了他10年幽居的历史，重新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张云逸从澳门回来后，继续执行他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任务，促成了新四军的组建。

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敦劝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因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阴鸷险毒的秉性，认识不足，均思以诚待他，或可感化，结果适遭其害。共产党有见及此，均曾谆谆劝诫，而不被接受，致成憾事。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登机去南京，以示“兵谏”之诚意（国民党说成是“负荆请罪‘），事前未和当时在西安的我党代表周恩来商量，终致囚居终生，这已是众所周知，而对杨虎城，我党也曾作过最后诤劝，这却鲜为人知。

原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遣送欧洲“考察”，七七事变后，于当年11月下旬，又满怀抗日壮志，匆匆返回祖国，奔赴国难，准备请缨杀敌。路过香港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别去拜访了他，后又设宴款待。张向他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们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也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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