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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中国人的道理是变来变去的，随时在变，即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做不同的调整。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国人进行祭祀等活动时，最有时间观念了。

很多领导抱怨他的干部们不准时，每次开会都拖拖拉拉的。其实这是领导自身的问题。如果国家领导人要会见这些干部，他们会迟到吗？当然不会，因为情况不同。

需变主从关系为主伴关系

我们原来把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视为主从关系，现在时代不同了，我认为应该改为主伴关系，领导做主，下属陪伴领导。

主伴关系更利于组织发展

以前，领导和下属之间是主从关系，领导者完全做主，下属要绝对服从，很专制，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方便沟通，几乎是领导的“一言堂”。而且，上下级的界线划分得过于清楚，大家受等级观念的限制很难一条心。因此，以前企业的组织力有限。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把主从关系改为主伴关系，即下属要陪伴领导，领导还要做主，一个团队没有头领，各自主张，步调不一致，那就变成有团没有队，有组织而没有组织力。但是，为了适应民主时代，“主”的定义应该有所改变：工作的时候，领导理应是“主”；工作以外的时间，就不一定以领导为“主”，领导也应该适当放下自己的身份，和下属打成一片。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不同性质的情况，“主”与“伴”应该适当调整。

“主”应随着情境、随着情况改变，这样有助于促进全员参与。这里的“主”，指的是主要负责的人，而不是发号施令的人。成为“主”的人应该具有哪些能力呢？

让我们以曹操为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曹操的人生最高峰是在什么时候？我认为，他最风光的时候不是他封王之时，而是他率领83万大军南下攻打吴国孙权之时，史称赤壁之战。有人会认为曹操在赤壁之战时大败而归，那时应该是他人生的低谷。其实不然，曹操之所以输了赤壁之战，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他在那个时候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必会马到成功，而且打败孙权，将为他统一中国奠定稳固的基础。然而事与愿违，他铩羽而回，之后再也没有大的举动，而且再也不敢雄心壮志地要统一全国了，因此，我认为赤壁之战时是他的人生最高峰。

一个人处于最高峰的时候，往往踌躇满志，做事非常张扬。《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这一段描写得非常精彩：曹操在大军出发之前，举办了一个誓师大会，目的是激励士气，“曹操正谈笑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乌鸦夜啼就是给他的一个警告，但曹操没有警觉，依旧雄心勃勃。他没有想到，自己将会一败涂地，这是其一。徐庶很有远见，他知道火烧连环船以后，大家一个也逃不掉，为了自保，他赶快要求去守关外。大家都知道，“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句俗语，就是说曹操用计把徐庶骗回来以后，他“誓不为设一谋”，此时却突然要求去守关外，曹操却没有怀疑，按理说，像曹操这种疑心重的人却没有想到徐庶这一反常举动的用意，很奇怪，这是其二。

我一直认为，上苍是很公平的，当有重大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它会不断地给你一些征兆，问题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当时，曹操太过自负，丝毫不以为意。直到黄盖要来投降的时候，程昱点明黄盖是诈降：“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倘有诈谋，何以当之？”曹操才恍然大悟，但是，为时已晚，“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三国演义》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见微知著。领导在作决策之前，一般会要求数据准确，信息充足，殊不知，此时这些信息已经毫无用处了，因为等你把所有的信息都搜集齐备，已是时过境迁，这些信息都已过时了。一个领导者，一定要能根据少量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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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4）

主伴关系即主从合理配合

主伴是从主从演变过来的，合理的主从关系就是主伴关系。那“主”跟“从”怎么配合才算合理呢？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从有形的方面看，做主的人应该负全责，但从无形的方面追究起来；做从的人才应该负全责，否则，团队就没有组织力。实际工作中，是干部帮助领导作决策的，而表面上让领导来作最后的决定，这样的团队才是高效的团队。如果在团队里，凡事唯领导马首是瞻，其他的人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或者只是提供个人意见，而不参与任何决策，这个团队是非常弱的。因为领导不是神仙，他只是一个凡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往往一个错误的决定会改变原本有利的形势。

第二，做主的人最好是通才型的，而不是专才型的，否则他就会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很容易偏激。而做从的人是能兼顾各方面的“专”，而不是单一的“专”，否则几个人都偏到某一方面去，忽视其他方面，也等于为自己设置一个陷阱。如果做主的人和做从的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团队是不周全的，就像一个不完整的人，很难健康发展。一个正常的团队，要能面面俱到，你不能指望领导做到这一点，他也不可能做到，而是要有一个由各种专家组成的完备的团队，他们可以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供科学的建议。

做主的人要尽量把自己变成通才，千万不要总强调自己的专长，可以说，做主的人只要有专长，就会有偏见，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做任何事情只要做久了，就会有职业病。一个搞财务出身的总经理，经常会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他做什么都要先考虑财务，财务应该是财务经理负责的，不是总经理考虑的事情。

第三，做从的人要站在“不从”的立场来“从”，不能站在“从”的立场来“从”，即做从的人如果存心要顺从，存心要听“主”的话，甚至揣摩他的想法，那就糟糕了。我一直认为历史上没有坏的皇帝，只有可怕的爪牙，因为没有一个皇帝登基以后就下决心搞垮自己的社稷，他总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而搞垮社稷的，是那些出馊主意的人，即所谓的佞臣。

有很多干部喜欢揣摩上意，讨好领导，甚至谄媚，这样做只会把领导害死，这就叫爪牙。一个好的干部要站在“不从”的立场，才能合理地“从”，站在“从”的立场就是完全盲目地服从，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几千年来，只出了一个魏徴。

人们一般将魏徴视为忠臣的典范，但做从的人千万不要学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几千年只有一个“魏徴”，就说明了问题。魏徴是很特殊的，他有幸碰到了唐太宗，如果换了别的皇帝，他早就被杀了。我们读史书就可以知道，魏徴对唐太宗讲话，态度很过分，完全是教训的口吻。所以，“不从”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我归纳成四个字，叫“适可而止”。意思说，做到差不多，就不能再坚持了，做从的人还是要给做主的人留有面子，尊重他的立场，最起码在其他人面前，维护他的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的。

案例

总务处处长的顺水人情

某个学校的图书馆规定了关灯的时间，时间一到，就会强迫学生离开，这样做是因为电费非常高，而学校经费有限，必须厉行节约。但是，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不便，学生不断争取图书馆要24小时开灯。校长迫于形势，想答应，又因经费的问题掣肘。

一个学校有没有经费，不是校长应该操心的事，而是总务处处长的职责。校长本可以说：“无论有没有钱，该做的事就要做，没有钱你总务处处长要想办法，不然你这个总务处处长就是失职。”但是校长没有明说，他很高明，只是征求总务处处长的意见。总务处处长考虑：如果学校多花一点电费，能够培养出一个爱迪生来，也很值得，而且现在的形势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如卖个人情，经费的问题只能另想办法。于是，总务处处长很痛快地答应了，给足了校长面子，后来总务处处长不但通过其他途径从校长那里申请到电费，还做到专款专用。这是校长对总务处处长的回报。做从的人一定要记住适时给做主的人卖人情，人情前还要加两个字，变成“顺水人情”。

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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