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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者，鼓起你的勇气》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一个在旧社会被看作“店小二”的厨师，能够公开批评、揭发中央人民政府部长的错误行为，这让个体经营者感到振奋。

8月，天安门广场上的斯大林、*、恩格斯和列宁的巨幅画像被拿走，只是在重要日子时再放上。同月来华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快人快语，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1980年8月，*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

9月，北京市著名文化街琉璃厂，一个原本产品专供外宾的商店，已没有不让国内群众进入的“禁区”。天坛公园内一批商店也都摘掉了“只供外宾、华侨”的牌子。伤痕文学揭开时代的伤口，给噩梦初醒的人们以慰藉的温情。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爱情灵魂”的重要。

托夫勒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第三次浪潮》，在时间和空间的穿越中，以未来学犀利独特的视角，给打开国门之初的中国人心灵造成强烈的冲击。当时，郴州师专美术专业毕业后，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张跃接触到了原版的《第三次浪潮》，书中的思想或多或少连绵不绝地指引着他“创造未来”。四年后，张跃辞去公职开始创业，靠卖摩托车掘得第一桶金。多年以后，像张跃这样，当年阅读《第三次浪潮》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非公经济的中流砥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2）

西装、夹克衫流行起来，街头单调“蓝黑色”中跳跃着多姿的色彩。英国《卫报》4月14日报道，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块牌子，写着“出租西服”，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

报纸上，有人来信询问该如何看待交谊舞。当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湖南演出时，观众对舞台上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仅次于*。而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流氓歌曲”的批判声中，唱响全国。

这一年，朝气蓬勃。虽然，央视在播完《加里森敢死队》的第16集后，便停止了后10集的播放。停播给出的理由是：“这部26集的连续剧播放一半时，被认为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停播。”但是，解冻的中国，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当年的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

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

民企是粒种子，上面曾经盖着块大石板。后来*挥锤将石板打碎了，那我得赶紧吸收水分和空气，但绝不提出要别人浇水、施肥的苛求。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

“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到今天，我们有必要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作一个注脚。辉煌是注定的，但是我们同样需要铭记，财富故事也不是繁华都市里高楼大厦的神话，在农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一样有一群在此发迹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著名的刘家四兄弟，属此列。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改革初期靠的是胆量。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即使*挥锤将石板打碎了，他们也没有勇气吸收水分和空气。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刚刚起步。在政策的鼓励下，很多人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四处蔓延的贫穷也让更加坚定了某些人创业的决心。1980年发生在刘家四兄弟刘永行身上的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那年春节，还在学校上学的刘永行，家里仅有两块多钱，4岁的儿子要吃肉，买不起猪肉的刘永行买了一只鹅，不想被高兴坏了的儿子不小心放跑了。儿子哭闹着要吃肉，被逼无奈的刘永行开始修收音机挣钱，几天的工夫竟挣了300多元，儿子有肉吃了，刘永行的学费也有了着落。而正是刘永行的这次“外快”，让刘家四兄弟看到了创业的曙光。

1982年，刘家四兄弟陈育新（本地农业局技术员）与老大刘永言（在成都一家军工企业计算机室工作）、老二刘永行（在四川从事电子设备设计）、老四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一起，召开了刘氏家族历史上的“四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作出决定：全部辞职下乡搞实业。

创业需要资本，刘家四兄弟创业唯一的资本，是知识和技术。他们卖手表、自行车，勉强凑够了一千块钱。1983年，刘家四兄弟办起了第一家养殖场——育新良种厂。虽然挂着“厂”的名分，也不过是个体户。这一年，全国城乡的个体户已有了近136万，是1978年的9倍。刘家四兄弟也算赶上了经济时髦。当时，中国正流行吃鹌鹑蛋，四兄弟开发出了一套鹌鹑养殖繁育技术，摸索出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再用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养殖法。科学养殖一下把鹌鹑蛋的成本降了下来，他们开始盈利，成了万元户，养殖厂也开始远近闻名。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3）

养殖场大了，四兄弟喜忧参半。喜的是艰苦创业有了回报，忧的是人手不够。养殖厂亟需扩大规模，单雇工政策还很紧，不能超过8人。“傻子瓜子”年广久就曾因为雇工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难题，刘家四兄弟不想趟这个浑水。但企业要扩大规模，他们也只有在中央三原则，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中摸着石头过河。四兄弟揣摩着政策，打着擦边球往前走。刘永好这样说，“到底是包括我们4个内的8个，还是除了我们4个再加8个，结果说法是含糊的，没有人给我们说得清楚，我想可能除了我们4个，另外再找8个人吧，所以说我们打了个擦边球，我们就请了8个人，加上我们4个就是12个人，就这样一步步做过来的。”

1982年，*为年广久解决了难题，但并没有就雇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984年，*明确指出雇工问题“可以放两年再看”。两年到了，*还是说，“再看看。”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厂，就在“再看看”中不断发展壮大。

1988年，有了“私营经济”的提法，同时国务院发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经济终于得到正式承认。此时的刘家兄弟养殖厂年产鹌鹑达到了15万只，远销海外。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了刘氏兄弟的企业之后，欣然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所以，刘家四兄弟的育新良种厂更名为四川新津希望饲料厂。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的鹌鹑养殖业基地般地遍地开花。

刘家四兄弟振兴地方经济的“善举”，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难题：县里养鹌鹑的农户越来越多，市场趋向饱和，鹌鹑蛋的利润越来越薄。于是，四兄弟决定转型。1988年，他们转型到饲料生产，并于1989年成功研制出希望牌1号猪饲料，并以质量好、价格低的优势跃居四川省第一大饲料。然而，好景不长，转向的大气候又让四兄弟惴惴不安。1989年，私营经济到底姓“社”姓“资”的讨论又开始升温，全国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360万人，私营经济发展几乎完全停滞。很多好心人劝四兄弟把企业交给政府，当地政府给他们出了个缓兵之计，他们回去悄悄地继续做。

刘家四兄弟“悄悄”做了两年，迎来1992年的春天，*的南巡讲话让四兄弟异常振奋，他们的第二次创业高潮到来，成立希望集团。10年磨一剑，在四兄弟的经营下，希望集团蒸蒸日上，不断扩张。扩张中，四兄弟因经营思路不同而出现分歧。所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分家：除了集团在新津县的饲料基地作为大家共同的业务和资产保持不变之外，其余的资产则被平均分成四份，老大刘永言进军高科技产业；老三陈育新维持原有市场和基地的运营；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则共同拓展国内其他市场。

分家后的希望集团发展势头更足：希望集团在各地建立了12家独资、合资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产值高达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地，希望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饲料王。　但是，四兄弟还觉得分家分得不够彻底。1996年，他们开始了第二次分家。1997年11月4号，《中国证券报》有这样一个公告，“根据希望集团董事会决议，希望下设大陆、东方、华西、南方4个二级实业公司，分别由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负责。”

正如陈育新所言，这次分家是在明晰产权，扫清发展障碍，“实际上分家就是把家族企业的原来的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组织架构理顺了，以后发展就没有障碍了。”自此，老大刘永言负责中央空调市场，老三陈育新负责新津县生产基地的同时并涉足房地产领域试水，老二刘永行、老四刘永好则分别负责东北和西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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