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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苏珊有个北好莱坞中学同学说：“她那么全神贯注——甚至一丝不苟，如果你可以说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丝不苟的话。苏珊——当时没有人喊她苏茜——从不做无聊的事。她没有时间闲扯。”从苏珊高中拍的照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来，摆姿势拍照的时候，她不去模仿南加州的那种友好的神情，她表情平静安定，但眼神十分机警。

纪德看起书来胃口很大，是个“孤寂忧郁童年”的产物，特别容易兴奋，喜怒无常：“我像一把音调得很准的竖琴，根据诗人一时的异想天开，演奏起一首快乐的谐谑曲，或者一曲忧伤的行板乐段。”坐拥书城，他不断地拿起几本同时看。看书理书对他是一种感官的、舒服的体验。他信奉的理论是“艺术世界是超越时间的心境的安宁，一种人创造的健康。”他为那些受命运摆布的人物所吸引，那些“出生在土星的标志下”的人物，比如俄瑞斯忒斯。对桑塔格和纪德来说，记日记（人们不仅是写日记，而且是记日记）是对理解命运的确认。他献身于戏剧、艺术、政治和音乐，成为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苏珊·桑塔格后来回忆，十四岁的时候，她主要的工程就是保护自己免受当代社会的愚蠢将其吞没的威胁。她四处觅友，希望他们与她志同道合，一起致力于纪德所谓的艺术崇拜。

没有人完全达到苏珊的严格标准，但是，有两个男孩——彼得和梅里尔——对其美学激情产生共鸣，而且他们俩也是孤独者。彼得是个难民，血统上部分是匈牙利，部分是法国；苏珊发现，他们不在“草地上打滚、拥抱”的时候，可以交流有关他们死得充满刺激性的父亲的轶事。他们一起骑自行车，看电影，在一起争论政治——尤其是关于亨利·*第三党总统竞选活动。彼得个头很高，是个优点；对苏珊来讲，这是个先决条件，因为苏珊的个头高出大多数男孩许多；她中意的人，她需要仰视才行。

苏珊的另一个伙伴梅里尔是个金发碧眼雪肤的男孩，聪明伶俐，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理想中人”。她非常喜欢他，“想和他在一起，或者希望他和我在一起。”遗憾的是，他比苏珊矮，好在她的激情是智性的。

拜访托马斯·曼是梅里尔的主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刚结束的时候，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人物，看上去表情威严、冷峻。他作客白宫，受到新闻界的热捧。谈起文学和政治来，他俨然是一个流亡的国家领导人。当曼作为一个平民，从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时候，遇上一队骑自行车巡逻的警察，他们把他一路护送到他在伯克利作演讲的场馆。对于桑塔格，一如对于千百万读者那样，《魔山》是一部“改变人的书，充满了新发现和新洞见”。这部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流亡者——正如桑塔格自认为的那样——他们在消蚀自己，就像是夺走她父亲性命的“遥远的别处”一样。桑塔格的意思是，《魔山》使她不再相信母亲所说的肺结核是一种“羞耻的疾病”这种鬼话。在《魔山》里，“思想就是激情”，桑塔格如是说，这就为她自己将小说创作散文化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种写法将在《火山情人》中“开花结果”。

别处的一个世界（3）

桑塔格是个“得过哮喘病、现已康复的孩子”，是“半个孤儿”。她认同曼笔下的“孤儿主角”——汉斯·卡斯托普，“一名合我那没有保护的心灵之意的英雄”。如果说她不像汉斯那样“简单”或“平常”，那她却有着他那极其认真和温顺的举止（她妈妈管她叫“好哇两只脚”　）。他们都知道生活中如何以礼待人，同时又保留自己的一份孤独；他们均受到监护人的看管，而这些监护人都自以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益。但是，《魔山》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种在南加州很难听到的“自由而充满激情的谈话”。

文学是苏珊别处的世界。“他＇曼＇在的地方，我都不在。我是指欧洲。”这不是她母亲收集早期美国家具、享受南加州阳光的世界。有一天，梅里尔打电话给苏珊，说他已安排好与托马斯·曼的见面。苏珊觉得与曼联系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便盘问了曼一家对打电话去的反应。兴致勃勃的梅里尔声称没有任何问题，曼的号码就在电话号码薄上。但是，苏珊没有对任何人讲这次约会，心里对约会会有什么结果感到忐忑不安。

拜见托马斯·曼的想法令人感到沮丧。她对文学的敬畏竟然降低为两个功未成、名未就的高中生和这位神圣作家之间的见面，这让她感到羞辱。她不希望生活与艺术之间有此交易——众多文学爱好者都不想有。这样的见面毁掉了一种理想，毁掉了阅读的纯粹性，是粗俗的。它暴露出对传记所怀有的一种低级趣味：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对书呆子实施的一种报复行为。

托马斯·曼看上去的确像一位庄重的老文人。对苏珊来说，他很像他摆好姿势拍下的照片（曼传记里的照片上他在笑，没摆姿势，几乎与普通人一样）。他极为严肃，说起话来语速极慢，桑塔格还是第一次听人讲话这么慢。谈话经常冷场，尽管梅里尔和苏珊获得了机会，当面向曼表达了对其作品的酷爱之情。苏珊担心他会问到她没看过的他的作品。好在他没有问。他谦和、得体，也令人感到乏味。桑塔格记得，他讲话好象写书评。她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藏书，不是他这个人。他将话题转到他们的学习情况时，苏珊快难以忍受了。这个身材高大威严的人对她那可怕的中学教育能够知道些什么呢？他知道驾驶员教育课程吗？他知道老师布置学生阅读《读者文摘》吗？知道乱扔在学校草坪上的安全套吗？他知道躲在隐秘处卖大麻香烟的奇卡诺　男孩吗？他知道她的一个同学持枪抢劫加油站吗？

北好莱坞中学有一条漂亮的拱廊和一个院子，因此有点大学校园的味道。一九四七年，苏珊入学时，全校有两千多名学生。苏珊当了一年校报——《拱廊》——编辑，同时也担任“出版总干事”。她以政治和校园生活为题撰写社论，同时写影评。她主张一种得到两党支持的外交政策，主张致力于发掘新的联合国的潜力，这是一个机构，旨在避免“侵略与绥靖政策之极端”。有些人认为应当“在别人向我们扔炸弹之前，先将炸弹朝他们扔过去。”桑塔格痛斥这种心态。有人认为每个*者都是共产党人，她对这一歇斯底里的*表现表示痛心。她非常理解读者，向他们推荐奥利维尔（Olivier）的《哈姆莱特》：“如果你们哪个人认为它令人感到厌倦，或者学术性太强，那么，你很可能会改变主意。……在这部片子里，有大量吸引人的情节和动作，足以填满一百部好莱坞片子。”她也喜欢《红河》（Red　River），说该片“展示了一个魅力无限的西部……有＇蒙哥马利＇悬崖和一万头牛的特写镜头。”她还发表了一首谜样的诗，令人想起她孤独的感受力：“凝眸静谧……再吸气呼气。”

别处的一个世界（4）

但是，她别的投稿没有什么美学的或者土星式的味道，相反，它们是清醒、真诚、关心公益事业的。与桑塔格合编《拱廊》的琼·库兰记得和她合写过一篇社论，提议学校附近安装交通灯，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关注，并采纳了她们的建议。罗伯特·洛记得，苏珊在一节课后，会来他的教室，与她的导师、校报顾问、二十五岁的塞达·加拉佩迪安认真讨论很长时间。苏珊和加拉佩迪安小姐似乎忘了时间，一直讨论到第二节课——洛和他的一些同学开心死了，他们巴不得英语课推迟上课。苏编辑在代表毕业生所作的告别辞中盛赞加拉佩迪安：“让我们将粉红色矮牵牛花献给加拉佩迪安小姐——我们那白里透红、光彩照人的师长。我们大家都极其粗心，都具有恶魔般的幽默感，她一一照单全收。”

苏珊知名度越来越高，使得她在总干事位置的竞选中胜出；她是三个候选人之一。这也让她在学生会有了一席之地，是范·赫斯特提的名，因为她注意到苏珊的功课是全优，而且《拱廊》记者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愿意为你们的利益而辛勤工作，我相信，苏·桑塔格是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她几乎一直被称作“苏·桑塔格”，她写文章也是这样署名的。

苏·桑塔格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她任期内的学生会主席——阿特·索尔——不记得她。其他学生只模糊地记得是有这么一个非常舒服（如果说不太友好）的同学。但是，那些记得她的人则记得非常清楚。梅尔·罗斯曼回忆说：“她是我的初恋情人，尽管我是单相思。”罗斯曼见到桑塔格的时候已是北好莱坞中学毕业班学生，他并不知道她比他小，她看上去是那么成熟。弗雷德·马戈林（除了校报上的文章，苏珊·桑塔格别的作品他一个字都没有读过）记得“好看的”桑塔格是学校少数几个犹太女孩之一，她这个人“总是独来独往，从不随大流”。当时，她常常见马戈林、梅尔·罗斯曼，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包括一位马戈林记得是名直率的共产党女孩。“不管是什么原因，”马戈林说，“我对苏珊的记忆一清二楚。苏珊笑的时候，那可是满屋生辉啊！”他记得，只要天气允许，她总是穿雨衣。“她会大步流星地走过，而不是漫步。她不需要趋附什么人，她非常自信。”她不打情骂俏，没有男朋友，不出去约会。用马戈林的话讲，她保持了“一种男性般的独立”。当问及是否见过桑塔格家别的什么人的时候，马戈林说没有，“认识苏就足够了。”

桑塔格是学校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是一个世界友谊协会和滑稽戏俱乐部的会员，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了。她发表过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参加过论题为第三党的必要性的辩论。她代表学校参加了世界友谊演讲赛的半决赛，就“我的邻居是谁？”的主题发表演讲。不过，尽管她才华出众，没有哪个同学认为她是个怪人。大多数同学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她。她看上去傲慢吗？没有人记得有个叫苏珊·桑塔格的学生有一丁点讨嫌，除了体育老师——简·萨利文。简记得苏珊“狂妄自大”，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逃避体育锻炼上。

库兰、洛和其他人都记得这所进步学校里有一支生机勃勃的、大多年轻的教师队伍。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课程和老师。他们记得当时不存在偏见——最近一次老同学聚会上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

别处的一个世界（5）

但是，梅尔·罗斯曼的回忆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少年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前者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世界。

当时没有青少年文化。我们每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地狱里。我们谈论许许多多让我们心往神驰的事情；我们讲到许多我们关心、恐惧和希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谈论与我们家庭的关系。那些事情，还有性，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去讨论，连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谈。那些话题完全是禁忌，我们自己也常常连想都不敢想。也许，我们因此才对我们看的书、听的音乐那样充满激情。

偶尔，老师也会闯进这个私密世界。对于罗斯曼和桑塔格来说，这么一位老师就是索菲娅·莱辛。苏珊听莱辛的英语课，莱辛曾邀请苏珊上她家作客。多年后，在桑塔格一次签名售书会上，莱辛向她作了自我介绍。“我无法告诉你那个时候她对我意味着什么，”桑塔格回忆道，“我们俩聊了很久，都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起居室的样子。壁炉上挂着一幅保罗·克勒　作品的复制品。”

弗朗西丝·加纳，一位受欢迎的英语和法语老师，戏剧教练，经常旅行，她同时也是老道的先锋文学读者，是她另一个重要的智性导师。她女儿琼·加纳·泰勒说：“妈妈成了桑塔格的第二个母亲。她和苏珊一见如故。我是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才听说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她，她们俩经常呆在一起。”苏珊去加纳家拜访过，发现欢迎她的弗朗西丝是个为“非传统”所吸引的老太太。弗朗西丝·加纳曾对女儿讲过有个叫苏珊的有点儿反叛，她没什么朋友，她不是一个双手合叠、坐在课堂里机械地听着老师布置作业的女孩。平日里受到管束的桑塔格此时畅开心扉，加纳太太得知她与母亲的相处有问题，与家人并不亲近。加纳太太断定苏珊·桑塔格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苏珊在芝加哥的时候，她们俩通信，”琼·加纳·泰勒回忆道，“妈妈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这成为她们之间联系的纽带。”

苏完全有别于她的同班同学。她不是孩子般的娇小可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不是那样的，比桑塔格低两级的作家贾梅克·海沃特记得，“她俊俏得令人赞叹：皮肤黝黑，表情严肃，眸子里流露出超常的智慧，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比现在的短，卷曲得厉害些，精致的双唇随时准备张开，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这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愤慨。”苏的眼神表明她完全能将心比心，替人考虑，但是，海沃特在后来与已成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几次紧张而又匆忙、有冲突的相遇中，再也找不到她的那种品质。海沃特曾与桑塔格一起担任笔会管委会成员，他发现桑塔格不友好。就像笔会管委会主任卡伦·肯纳利告诉海沃特的那样，苏珊经常对朋友大发脾气，“当着大家的面一甩手，‘砰’的一声，将他们拒于她的生活大门之外。”

杰克（当时，收养他的人家叫他“杰克·马克斯”）与苏有共同之处，即爱争辩、爱思考。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很强硬”，崇尚理性。杰克是个浪漫主义者，非理性的辩护人。“苏想把我拉回到天真的现实主义世界中去。她偏爱莱昂内尔·特里林那种男性的、直率的风格。”她年长几岁，而且博览群书。她向他提出挑战，看他能否证实他的观点，能否找到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一般总是她赢，总以一句类似“正如T·　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的话来结束辩论。她激怒了杰克，但也迷住了他，坚持要他看“看不完的小说和文章”。她使他受到教育，把他锻炼成更有力的对手。而他呢，反过来也给她介绍了一些作家，主要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和朱娜·巴恩斯；他认为，这两人能够治好苏过分依赖逻辑的毛病。他也赢过几场辩论，他把T·　S·艾略特写给他的信（同意杰克将一本书献给他）拿给她看的时候，她气疯了。这下，他真的是胜她一筹。

海沃特记得，社会研究系系主任哈利·谢普罗吸引了苏参加政治讨论。谢普罗让杰克感到恐怖。这位理性的老师让许多学生害怕，因为他传出话来，说自己曾经是一艘德国潜艇指挥官。这种人物性格倒很适合凶狠的谢普罗先生。他大胆地讨论*主义基本原理，海沃特记得，苏“通过这些讨论似乎茁壮成长起来”。

一九八三年，帕特里夏·罗加尔特·罗思致信《洛杉矶时报》，向谢普罗和他教的第十一年级公民学班致意：“他会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要求你做出符合宪法的辩护。如果哪个学生不明白宪法是人类设计出的最伟大的文件，那么，他可就要倒霉啦。”有次，谢普罗布置作业，让学生写一个杰出的美国人。有个学生交上一篇论亨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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