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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3）

一路上丝毫不感到苦累，年轻和激情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走50公里。

快到井冈山时，一些路口和渡口有解放军劝说我们不要上山了；　因为山上人太多，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我们坚持要去，他们也就没有强加阻拦。

上了井冈山，因为我们自己带着行李，只要有个房间住就可以了。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住了十多个红卫兵，因为累了倒头便睡。天亮醒来，房里多了成倍的人，自己的被子里不知何时钻进了二三个人挤成一团。原来放在地铺边上的鞋子，早被挤到门外去了。我们在井冈山上吃的第一顿饭是飞机空投下来的馒头。后来在老乡家里吃的红米饭南瓜汤感觉非常香。

走过大小五井，在当年毛主席坐过的石墩上坐坐，看看朱德当年挑粮的扁担。这些原本并不陌生的故事，在课本里读到和在实地看到，感受大不一样。井冈山很美；黄洋界上，站在当年红军的战壕里，寻觅着曾经的红军痕迹，看着山顶竖立的纪念碑，碑上毛主席的诗词，仿佛听见了轰轰的炮声。

江西瑞金是当年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中心。站在“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的红井前，我们长征队的12个人，每人喝下一碗井里冰冷的凉水，心里却是热乎乎的。给我无比震撼的是当年的苏区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烈士纪念馆，陈列着红军烈士的名册。那一本本一页页一排排长长的烈士名字后面，注明某某战役牺牲，跟随红军长征后没有音讯……看着那一串串名字，我非常震撼，试着想象这成千上万名字后面对应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什么模样，想象这么多生命逐渐消失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的情景，我被自己的想象震撼了，有种触目惊心的痛。

走在通往遵义的途中，记得是湖南桂东县时，我们听到了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长征队发生了分歧，有的想继续行军到遵义后再回昆明，有的想就地解散，乘车到上海一游。我想跟着去遵义，可另一个女生不愿再走了，我只好回丽江。

回想起这段经历，我从没有后悔过。上海北京可以常去，而这些走过的地方要想再去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很赞赏自己15岁时的决定，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身上没带什么钱，一个女孩子跟着一帮半大小子，跋山涉水，徒步走了上千公里。我想，后来我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坚定一根筋地非要参加一个什么“革命组织”，而忍受一个十多岁孩子本不该忍受的精神上的磨难，或许可以从上面的经历中找到答案。那段时间里，一种精神信念意志，感染渗透培植了起来。

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时，家里人惊喜万分。母亲说你总算回来了，你爸爸看到院里一起去北京的孩子都回来了，就你一个女孩子家出门两个月了没回来，外面乱纷纷的，就说这个姑娘怕是回不来了。我心想，怎么会呢？我爸参加红军时才13岁，还没我大呢，他爬雪山过草地，我不过在革命老区走走。现在什么年代了，又没有打仗，怎么回不来呢。

回到家的日子很无聊。虽然同学们都陆续回来了，可学校并没有复课。每天无所事事，偶尔到空荡荡的学校里转转，心里空落落的。一时间从大串联的激情澎湃中跌进了迷茫之中。

所有的图书馆都封闭了，找不到别的书看，只好每天背诵毛主席诗词。想到“*”前军分区大院的图书室里有好几架书，是放电影的叔叔管着，就到他那里去泡蘑菇，抱回家一摞摞的小说，成天看小说。《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几乎所有中国经典革命战争小说都是那时候看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4）

有一天同学约会，说学校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要造“当权派”的反，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听了很兴奋，总算有事可以做了。

然而不久我迷惑起来，街上贴出“油榨”父亲的大字报，他可是老革命。好在他是军队干部没什么事。接着，学校里的老师，一个个被揪出来，因为一些搞不太清楚的，杂七杂八的罪名：“右派分子”、“大毒草《玉龙第三国》的作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批斗，被关禁。才听说某个老师在关禁时触电自杀了；又听说某某老师跳进了学校的水塘身亡；接着又听说某某老师割断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而丽江一中的女党委书记则把自己挂在了窗户的顶杆上。一天刚进校门，听说高中部的体育老师从学校实验楼顶上，双手抱膝前滚翻式跳下楼来，头部着地身亡。路过实验楼时，我看见楼前台阶上那滩有些凝固了的鲜血，成串的问号往外冒：这些老师都是坏人？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他们要自绝于世？不应该同情他们对吧？我迷惑不解，以一个十五六岁半大孩子的认知能力远远不能想清楚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记得是一天傍晚，天快要黑下来了，高中部教学楼那边一阵骚乱，跑过去打听，说是学校敲钟的阿八叔写了反动标语，被囚禁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他用敲了几十年钟的手拿起一块砖头敲在了自己的头上。鲜血溅了一地，两个担任守卫的初中女生吓得惊叫起来，几个高中男生好不容易才夺下阿八叔手中的砖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会再听到学校上下课的钟声了。

那段时间里，学校的老师接二连三地走上绝路的，一共有七人之多。我真的非常疑惑，是谁把他们逼得非走这条路不可？

在我参加“革命组织”后不久，父亲找我谈话，说上面有文件，要求军队子女不要参加地方的派别组织，部队要支左，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却做出一个让我后悔无比的错误决定。我决定留在战斗队里和“保皇派”战友们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愿意回家当“逍遥派”。母亲带着弟妹们想把我拉回家去，母亲甚至用伞打了我一伞把，也没有把我拉回家。

这错误的决定，让我白白地耗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为没有价值的争斗费尽心力。今天我翻看自己15岁至17岁时写下的日记，那些幼稚的、无知的、空洞的记叙反映了当时所谓政治的无聊荒唐。本是一个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最重要的生命阶段，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不幸的事。

人生中最关键处往往就那么一两步，走错了，你的人生轨迹就拐了方向。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又能有谁，能够看清楚，脱离现实，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呢？那时候，路怎么走，别无选择。后来，我常想，那时最好的选择是当“逍遥派”，起码可以看完军分区图书室里的那几架书。又常常想，那时要有个智者指点一下迷津，我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好，可那时，谁又能是智者？人们怎么都像中了魔一样迷糊。

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一错误决定，破坏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亲情。在我决定不离开那个“革命组织”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会给父亲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的倔强和泛滥了的“革命”激情，在我和父亲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痛痕。致使后来的日子，让我和父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亲近。“*”将人与人的关系破坏得如此深重，难以修复。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5）

我所参加的组织被定为“保皇派”，而部队宣布支持的是夺权的“造反派”。我们是少数派，被压制被围攻被殴打，越是这样，越激起了我们的逆反。我们冲出重围徒步到大理十四军部上访。领导不接见我们，我们就在军部广场上绝食。后来不得不把我们安排在三塔寺食住，等待接见。一天，十四军副军长接见了我们，并指名见我，说军长梁中玉要单独接见我。我知道是想说服我劝说我离开，并预感到父亲可能正在军部开会。我说：“我毛主席都见过了，不想见他！”

回到丽江后，父亲放出话来，要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并要我写检查书，否则就不要姓曾了。我听后干脆不回家了，住在学校里。是母亲悄悄给我点伙食费，时不时到同学家混顿饭吃。如果下乡演出，就在老乡家吃。现在已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好像没有为吃饭问题发过愁。从此以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总有些生分。后来我在部队当兵时，父亲给我的信里说，“你不要了家人的亲情”。哪里是不要呢，自己还以为是在扞卫什么革命路线呢，泛滥的激情和幼稚无知混合在一起做的一些蠢事让人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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