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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对策则是“以己寘【填】之”｛124｝，亲自坐镇北京以应付边患危机。

促使朱棣迁都的这三个原因，它们所占比重分别排一排的话，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实力为第一，好大喜功为第二，摆脱在南京的不快为第三。

朱元璋在定都问题上，曾颇费斟酌。他打下金陵（南京）后，在那里当了吴王。后来统一全国，究竟选择何处为京师，暂定南京，考虑来考虑去，考虑过开封、洛阳和长安，十年后（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布南京为“京师”。因此，说朱元璋对南京情有独钟，认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实。

不过，朱元璋对南京并非情有独钟，不代表他会选择北京。在南京以外的数种考虑中，北京不在其内。朱元璋以光复汉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在当年他以徐达为统帅发军北伐发布的文告中表露无遗：“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125｝朱元璋提的这些口号，连清末革命党人也还在用。他是以中国被元蒙统治为耻辱的，而元大都则正是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在灭元之后，他特意将大都改名“北平”，取其“平定北虏”之意（无独有偶，清亡后，国民政府亦将北京改名“北平”）。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断不肯将他的汉族政权中心设于曾经的耻辱之地。同时，他在南京、开封、洛阳、长安之间斟酌，亦是沿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之统”这一思路来做定夺。考虑开封，纯粹因为它是明以前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所在地（南宋的临安属于沦陷之后的偏安之地，不算数），但从地理形势和位置考虑，实在不佳，故而放弃。洛阳、长安，则是千年来“中国”最正统的建都之选，朱元璋很想延续这样的历史，但也因种种原因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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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36）

最后定于南京，可以说是朱元璋既坚持恢复“中华”、又“与时俱进”通盘考虑的结果。除了地理与“王气”这方面的考量（对此，刘基、陶安、叶兑、冯国用等许多人，早就做过各种论证，说金陵虎踞龙蟠，兼有长江天堑，相当得天独厚），金陵自三国时代以来，也有多次做国都的历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统治，大部分时间没有沦于异族之手，“中华”文明传统保存得比较好一些。至于“与时俱进”，实际自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商周秦汉之际北方的发达与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带为中心，渐成中国财赋之区和主要物产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集散地】”｛126｝。如抱着旧理不放，仍将国都建于长安、洛阳，固然颇能体现“中华”光荣传统，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与民力的问题将是严重的。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顺应历史变迁之举，有其必然性。此后，从明、清、民国至当代，国都之选始终在北京、南京两地之间，客观地说明了南京所具有的这层意义。

此外，还有一点。

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国、治国的基本理念。朱元璋虽很愿意以民族复兴英雄自居，却并非一个头脑狂热者，更非好战黩武之徒。他的思想，混合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自大与闭疆自守这两种因素，而有趣的是，这两种因素把他推向一个结论：中国———此时“中国”的含义基本是指传统上的汉族国家———应该做的，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好日子。汉族中国的扩张，在汉唐两代达到顶峰，此后不仅丧失了这能力，似尤缺乏这样的兴趣。宋代版图是历来统一的中国最小的，也许因无力扩张。但朱元璋终于凭借武力击退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势而论，他本极有资格以政治军事强人的姿态，做一番开拓疆土的美梦，但是他却选择了偃武修文。｛127｝他郑重地在亲自颁布的《祖训》里申明他的考虑，并要求子孙后代遵行不悖。他是这样阐述其理由的：

四方诸夷【野蛮人】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边缘、局促而可怜】，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其地穷瘠】，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其人文落后】。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包括蒙古在内的北部“蛮族”，对“中国”历来的威胁几乎全来自这里】与中国边境密迩【迩，近也】，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防备】之。｛128｝

品味这些话，真是好玩至极———既骄傲自大又相当谨慎保守，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不免对他们担惊受怕。打个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穷而又爱撒野的邻居所包围的富人，心里很不屑，也很不安。把这些话通俗地翻译一下无非是：

这一带唯独咱们生活富足，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去抢别人的东西，倒是四邻肯定对我们很眼红。他们如果来偷来抢，是他们自讨苦吃，因为我们有钱又有势，倒霉的必是他们；但倘若我们以富足之家，去跟这些穷鬼一般见识，惹是生非，也极不明智，属于自寻烦恼。所以，家人必须牢记：关起门，悄悄过自己的好日子，不许生事，不许仗势欺人；但过好日子的同时，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对北边姓“胡”的那家人，更应提高警惕。这家人诚非“善茬”，多少次打上门来，将来恐怕也积习难改，咱们得学些武艺，用于防身。

由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调面世，不搞扩张主义，对周围“四夷”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边境，也以防御为本。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征之国”，从东北的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和印度###半岛凡十五国，都在其列，独将当时横亘整个北方、西北方的“鞑虏”排除在外———但这也是以防万一敌人来犯，吾仍保留迎头痛击之权利，而非主动与之开战。

伪君子朱棣（37）

朱元璋的很多重大决策，均与这一基本战略有关。如分封诸皇子，坐镇北部边境；如明朝处理外交关系特有的“朝贡制度”｛129｝；自然，也包括将首都定于南京。

南北朝以降，北方蛮族数次对中原的大举入侵，都受到长江这天然屏障的阻隔。严格地讲，这种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凸显出来。正是这样，自那时起，长江已渐成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次实际充当分裂时期中国的分治线，或潜在地被寄予这种期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势力也还提出过国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两边的设想）。作为决心采取守势的君主，朱元璋选定南京为首都是适当的。南京与北部边防之间的巨大缓冲地带，既是他的防御性战略所需，似乎也是一个退避三舍的标志，来昭示他无意扩张、“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治国思路。

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

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

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与“由”通】外藩入承大统，而于声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中都之制，立为京都。”｛130｝这番话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较自恋，曾以临濠为中都。李至刚等几个马屁精便搬出这一点，请求将北平升格为京都。这李至刚，洪武年间就受过处分，建文时期又因事下狱，做官记录差得很。朱棣上台后，由于李至刚“为人敏给”，“善傅【附】会”，颇得朱棣青睐，做到礼部尚书，“既得上【朱棣】心，务为佞谀”，“朝夕在上左右”，“甚见亲信”———　《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强调他“首发建都北平议”，作为此人“善附会”，“务为佞谀”的实绩。｛131｝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刚的建议绝非出于他本人，而是朱棣亲自授意的结果，甚至极可能安排李至刚做礼部尚书即是为了让他来提这样的建议（这类事由礼部尚书来提，最名正言顺）。李至刚建议一上，朱棣便即照准，“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132｝。于是，朱元璋拟定的“北平”地名，悄然变做“北京”———闻名遐迩的“北京”一词即于该日诞生，而从此明朝变成两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终明一世皆如此。只不过，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是南京，到后来则相颠倒，北京变成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两京制遮掩他已经决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第二个小动作：当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议时提出“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133｝。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探。朱棣欲借修订北京祭祀礼仪，给其以和南京同等规格，来观察群臣的反应。结果，礼部及太常寺两个职能部门专门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考古典之制，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134｝因为是集体讨论，李至刚一个人也无法左右大家的主张。不过，朱棣本亦不曾指望顺利通过，他只想探探虚实，看反对程度究竟如何。事实证明，反对者相当之多。这样，他也就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了。

第三个小动作：在动议提升北京祭祀规格碰壁后，朱棣弄明白的是，以合乎礼制和公开的方式推进北京的建都，阻力极大；他决心搁下这些“虚文浮礼”的争论，绕开规范化操作的途径，暂不触及北京的名分问题，采取实干方式，直接营建北京宫殿———既然北京是第二首都，造座宫殿以备“巡狩”，不算过分，没有不合礼法之处。至于规模如何，除了朱棣自己，无人知道；因为先期的准备工作是不事声张的，由朱棣专门委派几个大臣去办，并且与他单线联系。整个计划的实施经过如下：永乐四年八月，由淇国公邱福挑头上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135｝。又是一位铁杆心腹出面———邱福乃朱棣死党，叛乱起事之时首夺北平九门，后来武将受封，邱列首位———显然又系由朱棣亲自授意。邱奏当即获准，北京建宫殿之事就此“立项”。

伪君子朱棣（38）

第四个小动作：朱棣愉快地接受了邱福的“请求”，却并不着急动工。足够有耐心是此人的最大特点。为登上皇位，他忍了几十年，忍到老爸驾鹤归西，然后在朱允炆着手削藩时他又一忍再忍，忍至后者对他失去警惕才突然发难。即以迁都这件事论，从永乐元年他在廷臣那里碰钉子，到今天邱福提出造宫殿，四年过去了———尽管他日思夜想，却足足忍了四年！忍，对他不是难事，相反，他每每在忍中“阴”着把事情做成。此刻，他又祭出这法宝，“阴”着开始了北京新宫殿的营建。为什么要“阴”着？因为有个秘密不可早泄于人：北京新宫殿的规模将远远超出南京。如大张旗鼓地把一切做在明处，群臣马上会意识到，这么一座新宫殿不可能为所谓“巡狩”而建，一定是迁都的信号。因此，事情应该偷偷开展，“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则争取时间，二则届时万事俱备，给大家来个木已成舟，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邱福提议之后，表面上没有动静，暗中朱棣却派出几个官员去执行特殊使命———采木，新宫殿需要数量巨大的上等木材。工部尚书宋礼被派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被派往湖北、湖南，户部左侍郎古朴被派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被派往浙江，右佥都御史史仲成被派往山西，“督军民采木”｛136｝。这几个人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直到紫禁城开工。

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载，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靖难”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得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丈量】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因犯罪而流徙的人】。｛137｝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138｝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指边防军需】，省馈运之劳【人力物力取诸本地】，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139｝

【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140｝

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全部发往）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个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恩戴德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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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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