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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刚提出拟去青海访马步芳时，朱绍良就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我住在兰州普通的旅馆里，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兰州活动，很讨厌。但也还建立了些关系。这不是过去就有来往的关系，而是知道来了代表青海督办的人，主动到旅馆来找我的。有一个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部队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可以和回族上层来往，他家就住在兰州。这些人朱绍良也不敢动他。与马仁山见面后，我就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很不满意。他希望孙殿英部真能进甘肃到青海，希望利用这个力量有点活动。虽然有朱绍良的监视，我与他也还见过几面，我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西北活动，以后这个人就到了孙殿英部队。关于他到孙部的事，我以后再说。另外找我的还有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这种人也在争取之列，我说他先来孙部也可以，等孙进去以后来也行。这些人与当地都有关系，有些活动力量。

我在兰州顶多住了三五天，还是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没有多停，孙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见杨虎城。在西安又遇到旧友陈子坚、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他们都是主张反蒋的人士，都赞成孙殿英部队进西北。

福建反蒋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才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就等于宣布了与蒋的冲突开始。福建反蒋政府成立之前，孙的部队已集中到包头附近，准备配合福建的行动。十九路军宣布反蒋同时，孙开始进攻宁夏，我回去正遇上这个时机。我从甘肃出来，孙的第九军团司令部也到了包头，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跟孙见了面。这时，他正紧张地准备部队从包头向宁夏进军。西北方面，包头、宁夏，平绥路一过大同向西，人烟很少。包头人口稍多，但向包头以西，武源、临河就很荒凉。武源以西有很长的路，差不多有几百里没有人烟，走路的人得按站（约几十里一站）走，过站就没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简单的大车店。越往西骆驼越多，这一带的部队要带帐篷，每人都有一种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还得有顶皮帽子。大部队行动，军需供应很不简单。

在包头的部队人数很多，李锡九也跟着部队到了包头。因李年事已高，孙本人？？不要他随军长途行军的，劝他留在后方，但李老先生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走。

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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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1）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1935年上半年，彭文的母亲去世，我跟彭文回她老家湖南岳阳去吊唁老人，不久即回到北平。从1932年2月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我便常住在北平，这期间我住在北京图书馆后西安门内养蜂夹道、勤良巷一号的时间最久，开始也住过鞑子营和南长街，但时间不长。公安局登记的名字是化名金注东。几年的生活主要是靠彭文在两级女子中学教书来维持，有时组织上也稍有接济。

这时，北方各地的抗日反蒋活动仍没有停止。直到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虽然发展到潼关以外，又在河北设了行营，但山东是韩复榘的，河北是宋哲元的。宋、韩都脱离了冯玉祥，但还不是蒋的嫡系，蒋的嫡系还没有占领黄河以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其侵略步伐，华北危机，国难日深，人民普遍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北上抗日的红军。

在上海，我的关系属情报部门。上海？？负责人是刘子华（一度到了法国或德国，解放后任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现已故去）。1934年夏秋间，我再到上海，见面的已？？不是刘子华、胡老八，这次是见到了王世英（后来的中央监委），这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当时他化名老陈。这次与我同到上海的有武志平，非党员，因为它在孙蔚如部队曾代表孙蔚如到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因此带他到上海和组织谈谈，？？向王世英介绍后，王世英也和他见了面。由于上海的环境太坏，到1934年下半年底或1935年上半年，机关迁到天津，成立了北方联络局（前身是上海中央情报处，是中央军委的派出机关），负责人是王世英。1935年他到了北平我的家里，他告诉我以后关系转到天津，由他联系，从此关系属于天津北方联络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为止。几年中和北方联络局的成员接触的有王梓木（解放后辽宁省委）、南汉辰、陈雷（解放后山东省委）、邹大鹏等，王梓木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

西安事变以前这几年，我们虽在北方有些活动，只是实际效果不显著。我在北平主要是隐蔽利用一些社会关系，搜集情报，了解华北各方军政活动，策动反蒋。组织也交给管理过个别人的关系，有时也临时给点任务，如王世英在北平要我给南苑一个学兵团送信，信是送给周大鹏的。这个时期，杂牌军队仍然有反蒋活动，我们在北方也搞了些反蒋活动，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时，曾利用蒋宋矛盾和华北日本进行侵略的紧张形势，促成宋哲元在华北建立情报网组织。“双十二”前后，？？过王世英交给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准备利用张克侠（？？林业部副部长）在宋哲元部队（华北政委会）做参谋长的关系，派我打进宋的部队情报处，利用宋在华北的情报组织，建立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由我负责。七七事变之前，我已？？和宋哲元的参谋长张克侠接了头，？？他介绍和他们的情报处长见了面，可是，还没有进去工作，七七事变就发生了，这些事也就中断了。（叔叔靖实秋回忆：他（靖任秋）于1934年春回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才离开北平。在此期间我和兄嫂一起居住，共同生活。我知道兄嫂都是共产党员，有时他们在家中开会，我就在门外放哨，常联系的如刘秉琳、武伯昌等我都认识。有一次国民党派便衣到家中搜查，无所获而去……靖叔平）到了“双十二”，情况才有变化。“双十二”我们得到消息很突然。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北平有些社会关系，“双十二”把蒋介石捉住，我在北平当天就听到这个消息。一提捉到蒋介石，高兴得甚至跳起来。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6年，将近十年，天天屠杀共产党，破坏革命。听到捉到他，真是高兴得发狂。可是，很快就听说要释放蒋介石，那时我们都很不理解，捉到为什么不杀？为什么还要放他？认为应当杀掉。很快，党内就有通知，对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作了很多解释。从大问题看，我们也就清楚了。如果杀掉，正中了反动家伙们的计。何应钦在南京作积极的用兵打算，一是想消灭张学良，更主要的是：打得厉害就不能留蒋，等于促蒋必死。中国必然陷入混战，实现抗战就不可能。内部必先一致，才能抗日，这个道理很清楚。

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2）

此时，孙殿英已到了北平，北平正活动反蒋。宋哲元知道孙殿英地下有些力量，就派人把孙找到北平来。孙在山西一点不能活动，等于受到阎的监视，连他要出山西都不行。他要想在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下出山西可不容易，阎把他放到那里看着，必要时再用。　　　孙殿英离开山西走得很别致，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工于心计。他不告而别，又怕自己没有武装，万一路上遇到危险，出点问题怎么办？军阀靠武力靠惯了，社会上也确有这种暗杀的事，他就带了两个佩枪的便衣卫士。他的两个便衣，在山西省内没有人检查，可是坐火车离开了山西，到了河北省铁路沿线，遇见检查怎么办？他想，离开太？？，他就到了宋哲元的地盘。他索性就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护照。你猜他怎么开的？他这时又没有官职，他就利用自己的名气，用“孙殿英”三字，开了一个条子，证明卫兵是他孙殿英带的。出了山西遇到宋哲元的人，宪兵队不承认他，也会知道他，不会轻易难为他，只会向宋哲元报告，一报告就没事了，因为宋正想找他。他的估计不错，他就这样从山西平安来到北平。这些人都有钱，拿出点钱来养活一批人不成问题。他到北平后住北兵马司，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花园，小楼，花厅都具备，在晋祠的很多人都跑来了，过去跟过他的人也陆续来到，他拿出一点钱来养一批人是不成问题的。宋哲元本来想利用他，也就不怕孙周围人来得多。我那时在北平活动，也沾了他的光。我们在那里活动，带半公开性质，宋哲元也不干预。几年当中我能在北平呆得住，就仗有这么点关系。

“双十二”之后，张、杨很快就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恩来同志到了西安，形成张、杨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我党在这当中是具有指导地位的。“双十二”时，除恩来同志到西安，红军也向西安接近。张学良并不害怕，他准备在潼关？？敌，就和红军携起手来抗拒国民党部队。孙蔚如看到这个情况，赶紧给我电报，要我去他那里。从“双十二”到释放蒋，有半个月时间。大体上我是在过旧年时接到孙蔚如的电报，过了年才去的。第一，过去是那么个关系；第二，看见张、杨友好合作，大体还是听我们党的，我想如果我去，对孙蔚如起点影响，对整个形势有利。离开北平前，？？王世英决定，将我在北平的关系交给萧明（解放后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1936年春节过后，我就到了西安。先跟杨虎城见面，接着和孙蔚如见了面。那时，形势已定，蒋已释放，决定一起抗日。南京何应钦派策划内战的阴谋，在蒋回去后，也有所收敛，全国正在酝酿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孙蔚如？？来邀我去西安的意图也有所改变。2、3月份，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自1928年在上海见面后，已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我的工作关系在他那里，北方联络局也是受他领导的，他很了解我。

再返孙殿英部（1）

华北丢得这样快，国民党军队撤得这样乱，等我赶到石家庄一问，恩来同志又走了，留话要我到太？？八路军办事处找他，我就这么一路赶。山西地形难攻易守，过了娘子关，走路就不大受战争影响了。赶到太？？，才在八路军办事处又找到恩来同志。那时敌机已轰炸太？？，进办事处就遇空袭警报，恩来同志和我一起进了防空洞。洞很大，朱老总也在那里，那时八路军不少人在太？？。由于重视华北战争，恩来同志对华北可以建立关系的部队都不放松。恩来同志对孙殿英这支力量很重视，一谈便要我利用旧日关系，到孙殿英部队去工作，主要还是做争取孙殿英的工作，交代我任务：争取孙殿英坚持华北抗战，建立跟八路军的友好合作*关系。交代后，就叫我快些走。总理交代任务时有南汉辰参加。我也把孙和蒋介石的关系及留下和孙多谈一天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请示：孙参加过反蒋战争，失败后同冯阎一同退到山西，1932年又进攻宁夏参加福建政府反蒋，所以和蒋的关系一直是很恶劣的。这一次孙利用华北抗日的混乱局面东山再起，到石家庄一带后已有三千人上下的武装，？？一战区刘峙介绍孙和蒋见了面，蒋介石给孙部一个冀察游击司令的名义，实属万不得已，对孙还是极不放心的，就把孙的部队交给军统戴笠负责控制，指定孙和戴笠建立？？常联系，军统派了一个特务工作组带着电台到了孙部，长住在孙的司令部，实际代表蒋介石，负责监视孙殿英的活动，附带作军队的情报工作。这一特务工作的负责人是严家诰，这种情况说明他们还是很对立的，并请示如何对待这个特务工作。对于这种形势周恩来指示（大意）：　“一定要和他们来往，能打进去更好。”

抗战开始后，参加到孙部的有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在上层能和孙谈问题的有李锡九（共产党员），邢肇棠（1941年后参加共产党）和我。其他如姚亮（共产党员）、李琦（共产党员，较长时间内都是做孙部地下党的负责工作）、张磐石、刘植岩等。

我从太？？出来，孙部还在行唐一带，很快我就去了，实际也没有具体工作，等于先留在那里。这时孙的部队已？？继续向南撤退到了石家庄以南武安一带。

我初到没有安排工作。而他那里的情况已？？变化，孙刚取得国民党的名义，又有特务监视，我初到引起了孙对我去他那里的考虑，他虽然拿不出我是共产党的证据，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言论、行动。这时，孙殿英顾虑我们会不会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要靠蒋发给军费，补充弹药等，他不肯丧失这些东西。年底，上海失守前夕，他跟我商量，问我是否到南京走一趟，跟戴笠建立个关系，以方便今后工作。孙殿英恐怕我去他那里引起特务的疑忌，如果取得戴笠的谅解，还希望我留在他那个地方。我当时也认为，既到孙部工作和他们是不能不打交道的，而且总理也作了明确的指示。恩来同志的想法是争取各部分力量抗战，对国民党特务我们也不是搞对立，而是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抗日。防范是要防范，但不搞对立。根据恩来同志的提示，我想我可以到南京去，便欣然而去。孙在南京早已有了办事处，有个办事处主任叫刘曾若（解放后武汉市政府参事室），是孙殿英的常驻代表。刘还是比较进步的，旧日跟徐冰同志有联系。这个办事处主要就是跟戴笠发生关系，孙要钱，要东西，都通过戴。蒋答应发给时，也通过戴领取，蒋知道孙不好对付，只有用特务组织来控制他。戴的特务组织，把孙的一举一动都报告蒋介石。我跟刘曾若见面，把孙要我来的意图讲了。这时戴不在南京，他的机关报告他，他约我去上海见面。我从南京出来到了上海。戴的办事机构，把住什么地方最靠近戴，都作了安排，我住的地方与他们都有关系，可见所有的活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想，住到这里也好。它对国民党其他特务能带点欺？？性。前面说过，1933年时国民党特务已？？控制了上海的里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再返孙殿英部（2）

戴的特务工作，这时已？？很有点气候。戴笠和我见面的形式是请我吃饭，在座的有高崇民……民盟副主席。戴笠见面时绝口不谈往事，不谈到我的历史，却给我引见了特务组织中的一些熟人，暗示他是知道我的历史的。我记得看到许××。南昌起义的时候，许是二十四师参谋长，后来投降了国民党，加入了特务组织。戴把这些人向我摆出来，表示我的历史、面目，他都清楚，他请我做事情，看我怎么样。这些都是“尽在不言中”。这说明，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已？？颇为高明。当时正是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被迫和各党各派合作，我又是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和他见面，所以谈话时一般的，只涉及华北的情况，很多青年学生流离失所，到处流亡，应该收容这些青年爱国力量。很多人投向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国民党希望青年到他那里去。戴笠请我在华北替他收容平津流亡学生并介绍给他。走以前他送给我一本密码，一支八音手枪，约以后通讯联系。我以后没有和他通讯。

此时，上海战事已很紧急。苏州河以北已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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