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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奈何！　　组委会经过研究后就此事作出如下反应：　　1。对李国文、张洁、从维熙等六位作家在文稿竞价活动初期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2。六位作家当初担任“监事”一职出于自愿，如今退出也是他们的权利，组委会不加任何干涉。　　3。虽然这六位作家不再担任监事工作，但组委会决定仍将文稿竞价活动的简报寄给他们，以使他们了解活动的进度情况。　　之后，一篇以《深圳文稿拍卖风波内情》的文章披露了六作家退出活动的理由，今天，重读他们的理由，依然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作为当事人，王星对六作家的一些言论和退出原因自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相信读者看了以下的言论，也会对事情的脉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刘心武说：“我一开始支持这次活动，是因为活动的本身，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是对现行稿酬制的一次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这次文稿竞价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明确，它不是每天营业的文稿公司，怎么可以在开槌之前有文稿交易？”　　刘心武显然对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怀疑。不能说刘心武不懂法。但是，文稿竞价活动是经工商机构批准的，经营范围是“文稿交易”，经营时间：自1993年6月1日至1993年12月31日，在一个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文稿竞价活动都可以按规定进行，为什么不可以在开槌前有交易？另外，“竞价过程”是法律顾问团与保险公司合作制订的，它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如果真的违法了，自有执法机构依法追究。　　作家梁晓声说：“炒地皮经常会炒出天文数字，没料到文稿竞价也会有天文数字，我感到不能理解，也觉得可笑，文稿竞价的初衷是把最好的作品推向社会，而不是标明哪一部作品等同于多少钱。”　　第一，梁晓声感到可笑的是，文稿竞价会炒到比地皮还高的地步，文稿怎么会比地皮值钱？第二，把好作品推向社会怎么能以钱来衡量？一个简单的道理，作家与画家一样，都是在创造精神产品，画家的画可以明码标价，公开拍卖，作家的作品为什么就不可以标榜值多少钱呢？本次活动就是要给文人一个惊喜，使优秀作品的价值得到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以量化的数字来衡量的。　　作家从维熙说：“社会给了文人一次超越自我的机会，也吁请全社会对作家们的精神劳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可如此高价‘叫卖’的轻率之举，损害了作家的社会形象。我不禁要问：‘文人还会被尊敬么’？”  　。　想看书来

下部（5）

据一般规律而言，受人尊敬的作家一般都是高价作家，无论是严肃作家，通俗作品作家。好的东西会有好的价钱，这是连儿童都懂的道理。　　作家张洁说：“叶楠也认为：‘叫卖’，不适应中国国情，有失作家的身份。”　　这二位作家的观点比较温和，但很含糊，究竟什么样的叫卖方式适应中国国情？作家的身份又是什么样的？是否和普通人不同？当中国的不少贵族作家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坐在宽敞的居室里抒情或回忆文坛琐事的时候，中国，依然有不少下层劳动人民饥一顿，饱一顿，在为生计劳碌，这才是中国国情。另外一点，霍达本人只不过为自己的作品标了个100万，她并没有大声“叫卖”，就算她大声叫卖了，估计其声音也不会超过80分贝。相信没人会因为她标了100万，而认为她掉价了，没身份了。　　另外，六作家声明中所言的“研读再三，不免心生惊惧”，惊惧什么呢？惊什么？惧什么？霍达、包括任何人都有为自己作品标价的权力，如果因此而惊惧，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太脆弱。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这边厢，六作家“激流勇退”，颇有大义凛然、一身正气之状，引得文坛内外热闹非凡，那边厢，霍达亦无所畏惧，针锋相对。她说：“文稿竞价本身就是自身价值的标榜，别人退出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　　六作家中途退出毕竟是王星和组委会不愿意看到的事，然而，如果真的为了某种理由要求退出，这是无法强求的，王星在冷静地考虑如何尽可能地消解由于六作家退出而引起的负面效应。　　正在这时，组委会接到霍达打来的电话，她称不日将来深圳，参加《秦皇父子》的成交仪式。霍达的来电，自然出乎王星的意料。　　有人卖，有人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止或制止它的成交才是不正常的。　　经过了解，王星知道，《秦皇父子》的买主是深圳市三洲实业公司，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但公司老总唐大进一直热心于文化投资，他曾投拍过电影《南拳王》和《红尘》，《红尘》的编剧也是霍达。唐与霍达的合作不是第一次了。不过《红尘》合作的方式不是买下版权，而是以协议分成的方式合作，即以视影片的票房价值决定双方利益分配的大小。而这次购买《秦皇父子》是购买版权。唐大进介入文化则是以投资的角度介入的，是一种规范的商业行为。　　《秦皇父子》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几年，于70年代完成第一稿，剧本名为《公子扶苏》，曾先后发表于《花城—电视电影增刊》及《中外电影》上，当时即已引起电影界的强烈反响。由于该剧拍摄需要大投资、大制作，所以，作者在达不到制作标准的前提下，宁可不拍，所以也一直未出让版权。客观地说，在这次参加文稿竞价的作品中，《秦皇父子》具有显而易见的分量。　　就在霍达电话告知她即日来深圳成交的消息不久，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也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国家统战部一位领导打的，他问厉书记：“深圳文稿竞价活动免征个人调节税、所得税一事是否属实？”　　厉书记说：“这事详细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有什么问题吗？”　　这位领导说：“是这样的，全国政协委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霍达同志的作品《秦皇父子》几天后将在深圳成交，我们不愿意看到成交之后因为税的问题出什么差池；如果真的减免税，我们将正式转告给霍达同志。”　　其实，免征作家个人收入调节税、所得税已通过新闻媒介和文稿竞价相关的文本表述得清清楚楚了，这个电话的意图，是在向深圳表明，霍达的作品不存在可不可以成交的问题了。　　厉有为书记随即便打电话给税务局邵明钧局长，问有没有免税这回事。　　“有啊，是我亲自批的。”邵局长答复说。　　厉书记便吩咐杨广慧部长过问此事。　　组委会随即便得到了这一消息。  

下部（6）

天要下雨，随他去；娘要嫁人，本无妨。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如果《秦皇父子》届时实现以100万元成交，无疑将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0月15日上午，文稿竞价组委会在市委宣传部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会议，这个会议是由总监督杨广慧部长建议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组委会副主任李骏和总策划兼秘书长王星汇报了前期工作的情况：卖方方面，经审读委员会审读筛选，在正式公布的30部候选作品中，买方市场已初步落实了十多部，并有3家正式报名办理了竞买手续。　　首席法律顾问傅志伟汇报了修订作者授权委托书和律师见证书的情况，以确保本次活动在法律的行为上的规范，杜绝后患。　　会议通过了从30部候选竞价作品中挑选出的20部文稿列为10月28日公开竞价的作品，作品目录即日送到###集团付印。另有作家出版社和十月出版社有五部文稿欲参与竞价，由李骏负责在三日内办好一切合乎活动章程的手续，包括授权委托书和文稿的审读，并于23日前印出内容简介。　　鉴于不久前的六作家退出监事的行为，杨广慧部长强调，离响槌之日越近，工作越要严谨，防止漏洞，并指令市政府外宣处副处长、组委会副主任李小甘要直接参与组委会的具体工作，负责组委会与市政府的联系、沟通。　　中午12点半，《秦皇父子》的成交仪式在国贸大厦42楼深圳物业集团会议室举行。　　霍达偕先生一齐来到成交现场，买方代表、深圳市三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叶德华出席了签字仪式。　　由于六作家事件，王星担心杨广慧部长不会来出席这个成交仪式。可是，就在王星火急火燎赶往成交现场的时候，他腰上的BB机响了，一看，是杨部长在呼他。　　王星说自己要立即赶赴成交现场。　　杨部长说：“我也要赶过来，安排在哪里？”　　听到杨部长要来参加成交仪式，王星煞是激动：　　“国贸42楼，当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的地方！”　　他大声地对杨部长说。　　乱云飞渡仍从容　　六作家加速了《秦皇父子》的成交　　王星之所以对杨广慧部长参加《秦皇父子》的成交仪式感到激动，是因为他代表的不是个人；他是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也是李灏同志亲自“钦定”的本次活动的总监督，他的参加代表着深圳市委的态度。　　成交仪式上的霍达，冷峻中有一丝倨傲，全然没有一部剧本卖了100万之后的激动与喜悦；你可以认为她是矜持，也可以认为她在故作镇静。　　成交仪式理性得近乎刻板，大家全然没有意识到，眼前正在进行的一件事，将载入中国文化产业化进程的史册，它完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霍达在成交仪式上讲了话。她说：　　“文稿的标价，是作家以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合理报酬的一种形式。此次文稿竞价活动是一次面向海内外的版权交易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海外的稿酬标准作为参照。按国际惯例，电影剧本的稿酬一般是影片投资额的5％～8％。像《秦皇父子》这样规模的大型历史剧，预计拍摄投资将在4000万以上，其5％到8％是多少？这是很容易计算的。所以，《秦皇父子》作为一部上下集的电影剧本，标价100万是一个适度的、切实可行的数字，有人买，并最后成交，已经证明了其合理性。”　　有人愿意买，并最后成交，没有比这更自然而然的了。　　文学作品虽然属于精神产品范畴，但它仍具有商品属性，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已。迄今为止，我国的法律似乎还没有哪条规定说精神产品不能标价和买卖。这些问题，今天看来是那么简单和正常，可是，在文稿竞价开始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文稿竞价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探索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否或怎样与市场接轨。以文稿竞价活动的顾问王蒙为例，虽然他没拿作品参加文稿竞价，但他却表示今后他的作品如在几家出版社同时想要而又在符合他选择标准的情况下，他将采用文稿竞价的原则——价高者得。再以“六作家”之一的从维熙为例，竞价活动之初，他便以30万字的纪实文学《一路悲歌》报名参加竞价，自标价为千字千元，可以说，从维熙的开价在霍达之前是严肃作家中最高的一个。按说，这部作品如果按底价成交的话，也会有30万元，按从先生自己的逻辑，这无疑也属于“轻率叫卖”，结果，因为顾忌他的“如此高价叫卖的轻率之举损害了作家的社会形象”（从先生语），组委会便成全了他的人格和形象，不得不把本来准备推出的《一路悲歌》撤了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下部（7）

自我开价是一种沽售行为，价格高低，应该、也只能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调节，不能用行政手段去干预，也不能随意去指责。　　无论如何，《秦皇父子》确实引发了一次危机，不过，也由于某些人的干预和指责而加速了它的成交，反而促成了一个里程碑的诞生，这可能是反对者当初始料不及的。　　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　　当王星在国贸旋转餐厅举起酒杯的时候，他真切地感到，真正的高潮可能还没有到来。　　谁，能阻挡成功——高悬了半年之久的“千古第一槌”终于敲响　　风云突变　　旷世策划差点流产　　酝酿了半年之久，历经无数周折的文稿竞价的高潮即将到来。该落实现场了，这个现场必须是一个有足够容量的场地，并进行精心装饰与布置。　　竞价日期一推再推之后，终于确定在10月28日举行，经审读委员会推荐的22篇作品，亦相继在《深圳特区报》、《投资导报》及香港《明报》等媒体公布，组委会的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除接待一批又一批的记者与作家之外，还必须进一步与买方确定购买意向，认定竞买资格。　　经过精心考虑，王星决定将竞价现场设在深圳会堂。深圳会堂是深圳市委、市政府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正常情况下可容纳1700多人，考虑到当日国内外记者甚多，再加上闻讯前来的各省市的作家、编辑、出版界人士等，深圳会堂具备了满足这类大型活动的功能与条件。　　与深圳会堂的联系简洁有效。他们同意优惠提供会堂，供这个海内外广泛瞩目的活动作为竞价现场。　　竞价现场需要考虑的因素极多，为有条不紊地操作，经总监杨广慧部长钦定，10月28日的竞价会现场由王星担任总指挥，伍德亚、历剑担任副总指挥，现场工作小组在10月26日即着手准备了。　　这些工作包括：现场布置、现场控制、记者引导、礼仪接待、竞价程序、交易程序、法律认证、工作人员调度、突发事件处理、发言稿、新闻稿等等，千头万绪。　　伍德亚负责竞价现场的布置，条幅、横幅、音响、竞买席位、记者席位、贵宾、嘉宾席位的划分，现场气氛的营造等。　　历剑在准备竞价文稿的最后审定，竞价作品的排序确定，并全天候地与取得竞买与竞卖资格的人士的联络与沟通。　　而王星，则必须会同傅志伟律师研究确定相关的法律程序的履行细节，制作律师见证书及相关的法律文本。　　就在一切准备基本就绪之时，10月27日，组委会突然接到有关指令：　　将竞价地点临时由深圳会堂改为深圳市图书馆影视厅；除深圳的三报二台外，其他海内外记者概不允许进入采访竞价现场；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王星和组委会的工作人员都被突如其来的荒诞震惊了。　　眼下最实际和最当务之急的是：化愤怒为饭量、化悲哀为力量。图书馆就图书馆吧，他们必须感恩，因为毕竟还没有让这次活动在菜市场举行，虽然限制了记者采访，他们依然要叩谢皇恩浩荡。但话说回来，即使在菜市场举办又有何妨，买卖完文稿还可以顺便买点菜回家呢！　　原来，就在文稿竞价即将举行的时候，上边突然下来一道密旨给深圳市委，限制此次活动，意思是撤消这个文稿竞价。　　深圳市委感觉到这个指令有点不可理解，不仅因为文稿竞价只是文化领域的一场改革，还因为这个改革举措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个活动，此时若贸然叫停，势必将引起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与深圳改革开放的形象是不相符的。但是，上边的旨意又不能不顾及，于是，才被迫宣布改变活动地点。这点，想必大家后来也都可以理解了。　　可怜的伍德亚主任，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他，又不得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撤下深圳会堂的现场，冲到图书馆的影视厅。影视厅不大，能容纳三百多人。但这也够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望着老伍疲惫不堪的身影，王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竞出个名堂来，给那些居心险恶、意欲扼杀这次活动于摇篮的人以一记使其大小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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