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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投考了。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我是工人，非常乐意去。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给我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所以，我这一次‘投机’没有投到。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这一次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又问当年在编辑部里煮红烧肉的事，他乐了：“当时《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都非常穷，就用电饭锅烧一锅红烧肉请兄弟姐妹吃。我喜欢做饭，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里有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做饭。家常便饭就是我太太做，我太太是北京人，擅长包饺子，不会做菜。我是穷人出身，从十三岁我就做学徒了，当做饭的人的下手，所以会做饭。王世襄做饭不得了，我后来跟他学了不少。他告诉我一条经验就是，做饭必须自己买菜，必须要早晨菜市场刚开的时候，就去挑最新鲜的菜。挑回来以后，自己洗、切，然后下锅炒，这样才能做出像样的菜来。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当时住在芳嘉园里，我早晨陪他去买菜，他骑一个自行车出来，带一个菜篓。王世襄做菜是‘大家’了，但是有一道手艺我实在是学不会的。王世襄做菜经常买两斤，只挑其中最好的半斤用。那我不行，我小家子，我最多是买两斤菜扔掉半斤烂的。”

对“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这个说法，他更有得说了：“大多跟我有联系的作家都‘好吃’。不‘好吃’的，我们就慢慢引诱他，让他‘好吃’。所谓不‘好吃’，不是他不爱吃，是因为饮食习惯。我的老长官陈原先生是广东人，老家口味重。有一次我陪他到沈阳去，辽宁教育出版社请他吃饭，他就告诉我，那才是老派广东菜，他对港派的广东菜一点也看不起。有一次，我办得不是很妥当，我请王蒙吃大闸蟹。我发觉，王蒙平时很爱吃，但是一吃大闸蟹，他速度特别快。我们上海人就意识到了，大闸蟹吃得快的话就是他不能欣赏其中的奥妙。我一想，他是北方人，我怎么请他吃大闸蟹呢？南方人吃大闸蟹的时候，特别是女士，要把大闸蟹里边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察’到啊。”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2）

1979年的一天，几个读书人聚在陈原的病房里商量办一份杂志。大家觉得噩梦醒过来之后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这个园地，便是一份讲真话不讲官话的杂志。陈原曾撰文回忆当时众人的共识，那就是：“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豪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杜绝棍子！”（陈原：《界外人语》）这一年的4月，“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读书》创刊。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为这份杂志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激情。一年后，沈昌文进入《读书》编辑部。

李怀宇　　现在谈到80年代读书和思想界的历史，少不了要谈《读书》这本杂志。许多人都会说，你编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沈昌文　　《读书》是这样的，我是躬逢其盛而已。《读书》创办的时候，我还在干别的。一直等到1980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才加入《读书》杂志。《读书》杂志已经出版了一些时候，我们那个年龄大概都算是“工作需要”吧（笑）。当时，陈原他们一些老人家已经把《读书》办成了，我只不过是接过手来，按照他们的路子走。我并不是很有文化修养，不是很干练。我的长处就是很“听话”，那些老头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听话”到什么程度呢？最后是老头不讲，我也知道他大体什么意思了。或者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说什么了。陈原老喜欢讲外国话，他的外国话大概就几个词，我就知道老头要说什么了，当然老头就很得心应手了。《读书》杂志的创意等，我都没有怎么出力（笑）。

李怀宇　　当时的《读书》编辑部，好像一些编辑都不是文科出身，吴彬原来是工人，赵丽雅原来是卡车司机，后来都成了知名文化人，这种风气是怎样的？

沈昌文　　当时《读书》奉行一条“干部路线”，这条路线现在当然不能用了，就是要“好人家”出身。所谓“好人家”出身，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招人的时候，像你们这种年龄的在当年没上过大学，都是经过“文革”，上山下乡。所以，我们选择的就是家庭成分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的“家庭成分好”不是毛主席所说的“家庭成分好”，不是“贫下中农”、“工人子弟”，而是要知识分子家庭、文人家庭，这样，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很多文人。比如吴彬，她刚开始就叫我们叔叔阿姨，因为她是吴祖光的外甥女，在吴祖光家里长大的嘛。比如赵丽雅，她从小跟祖父母长大的，受了熏陶以后，能够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写信写得很好，写信的语言都不是工农兵语言，而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语言，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地道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语言。这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受用，我也很受用。她给金克木教授、张中行先生写信，特别是张老，觉得很难有一个编辑能够这样给他写信。当时也招了一些有高学历的，反而在编辑工作上没有成就。这是当年《读书》一个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地方，今天当然用不到了。

李怀宇　　这些人国学的功底深，西学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沈昌文　　西学方面没有找到人，主要依靠外边的，冯亦代、董鼎山这些西学的专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总来我们《读书》杂志看看、聊天，他们也很需要那种氛围交流，大家谈得来。

李怀宇　　这种风气很重要，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二流堂”、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黄永玉的万荷堂都是这样。大家不是同一个专业，在一起交流，有一种大的文化观念。

沈昌文　　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要交流，我们就是不断地搜集研究这些事情，然后才想出一个题目来。所以，到现在我还欣赏，文化工作思想上要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要尽量吃饭、尽量可以说坏话，然后用不用稿子就是你的事情。这样，就比较容易成功，容易在圈子里树立影响。比如金克木教授，那都是几十年不说话的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氛围里就说话，他说起话来简直是不得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啊，都握手说再见了，他还要说十五分钟，至少十五分钟。因为他的聪明用不完啊，肚子里东西太多，憋了很久。所以，跟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打交道，必须采用这种松散的方式。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3）

李怀宇　　现在文化界多是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很少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这一辈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种观念了。

沈昌文　　这个我倒是觉得遗憾，我觉得特别是做出版的，更不能专业分工。要善与人同，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而且自己要甘心处于为人服务的状态。比如听大家讲话，谁说了一本什么书，我明天就要想办法找到这本书，跟他说去。赵丽雅最有这个本领了。这样子，完全不考虑目前的功利，都是为了长远的教化。对于出版来说，我还是相信，编辑要跟作者有一个长远的交往、文化上的认同，中外都是一样的。我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不如赵丽雅他们，但是我也很努力，尤其是现在。比如明天我要跟一个作者吃饭了，我马上查Google，网上去查查他最近的想法，这样谈话才有共同点，拍马屁也能拍到点子上啊（大笑）。我要说出，最近李先生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又如何看法。我可以全部同意，也可以部分同意，这样才能谈得起来。所以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有Google、有百度了。过去没有，但是也必须要了解。

1954年，一位出版老前辈曾彦修，是你们广东来的大领导，他曾当过南方日报社社长，我是他的秘书，他教我们“以文会友”，我一直受用，做编辑就要“以文会友”。你肚子里没文，作者就觉得跟你没有意思。你送他什么他都不高兴，就不如送他一本书，他真的想看到的一本书，但是买不到，十几块钱比你送他一个花篮甚至别的好多了。文化人啊，都不计较这些事情，要在文化上有认同。1957年以前，那些老前辈在一起聊天，聊的都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拿来主义”这些话头，聊到的作家学者都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这些人。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可惜到了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二十多年过去，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着《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了。

李怀宇　　从1957年到1976年大概二十年的时间，知识分子没有太多的园地去表达自己对文化的见解。改革开放了，正好有《读书》这样一份杂志，有这样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有这样一个氛围。你是如何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的？

沈昌文　　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自己的园地，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自然地提供一些园地……我当时也是适逢其盛。我经常跟编辑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说，我比你们幸福多了。你们现在苦恼的是，你们有一些开放的做法受到限制。我们在80年代做编辑，经常是上边跟我们说：“你们开放得还不够。”（大笑）这就应该感谢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管我们最多，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我想你也应该很高兴挨这种批评吧（大笑）。以前有这种批评，现在是没有了。我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应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按说我的专长，我在编辑部多年负责的是马克思主义史，我特别研究苏共的马克思主义史，我当然是斯大林主义者了，不是任何异端思想。但是，真正让我转过来，还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李怀宇　　那些老先生都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都知道什么是科学民主。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五四的文化气氛在1979年又回来了，那些老先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以后，把那种风气带到《读书》这里来了？

沈昌文　　是的，那些老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吴祖光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他们风格就不一样，但思想是一样的；姿态不同，思想还是五四的。

李怀宇　　当时《读书》杂志汇集了各种流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办成小圈子内的同人杂志，你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

沈昌文　　那些老先生非常注重各种流派的交流，不同的言论可以在一个杂志里进行讨论。我在《读书》杂志里边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远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给我反映，我觉得他的反映真好。所以，我对每一期的读者来信都非常注重，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读者来信，看看读者有什么反响。这些读者中可能有的是甘肃某一个县的中学老师，而我在北京的大机关里，以前根本不会在意他们。但是后来看了他们的来信，发现他们的思路跟我们很合拍，大家容易取得共识。这样的来信我还保存很多很多，有时间的话，我还想重新整理，现在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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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4）

沈昌文主持《读书》杂志，按他的说法是“出于无能”：“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只不过彼此都心甘情愿而已。”（《阁楼人语》自述）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同时，沈昌文善于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李怀宇　　你有时间的话，把跟这些人的交往再写一本书，不要只出一本《阁楼人语》哪。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搞外文翻译的，把外国的思想介绍到《读书》杂志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沈昌文　　外来的东西开头真正得益于冯亦代先生。冯亦代先生是真正的外国通，他了解美国，写过很多东西，他本身也有很多研究。并且，他善于启发别人来做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他给我介绍朋友，于是就开了很多专栏。后来，朋友约得多了，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图书。举个例子，比如《第三次浪潮》，我跟韩素音一起吃饭，我一点没有想起来要跟韩素音谈书。我就问韩女士：“我马上要到美国去访问了，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韩素音当然指点我，说：“你注意，第一要衬衫，第二要皮鞋。你不要以为披在外边的衣服要像样子，但是美国人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而是你的衬衫和皮鞋，这是身份的标志。”就在那次吃饭，她跟我讲了，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出版以后很有影响，大家都惊讶了。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

从《第三次浪潮》开始是美国新思潮。后来，我接受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现在对出版界还是有用：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新思潮的来源。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很多新思潮的前身阶段，更别说十几年前。所以，我们中国的问题跟那个比起来，我们觉得太远不可及了。像现在考虑新左派的观点一样，我对新左派观点也很佩服了，但那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发达了，自由主义变成一个普遍观念了。任何一个观念都有错误的地方，如果社会上普遍自由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了，新左派思潮应该说是很有作用的。这个观点也是在很多老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开始做。一开始是房龙，房龙一下子轰动了，一本《宽容》出来，一印便是十五万册。现在很遗憾，三联不印房龙的书了，都给其他地方印了。我记得《宽容》有十个译本，他讲的都是资本主义中期的事情，对中国特别有用。可能在美国已经不需要讲“宽容”了，如果讲“不宽容”反而可能还能引起注意。对于中国，尤其是当年，特别有用。

李怀宇　　你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三联书店可以借助《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发展出版事业了？

沈昌文　　对。主要是跟《读书》杂志连在一起，就是这些人，这些作者就是《读书》的作者。所以我现在还是主张，出版社要办杂志，通过杂志了解思想界的脉搏，最主要是知道脉搏，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当然，要有上面掌权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要把上面的精神跟各方面的思想协调好。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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