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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相识，顾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李怀宇　　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李怀宇　　张充和与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过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他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李怀宇　　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后来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阅读了大量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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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4）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李怀宇　　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沈从文先生给你起的？

周有光　　“周百科”是沈从文开玩笑的话（大笑）。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笑）。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十张纸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缘定今生，他们决定在1933年4月30日结婚。婚后，他们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两千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抗战胜利后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周有光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

李怀宇　　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有左倾思想。1933年，我就去日本，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河上肇已被逮捕了。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两年就可以。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战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银行里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业余读书。当时很用功，一下班我就到纽约著名的公共图书馆读书，晚上10点才回家。晚饭也在图书馆里吃，很便宜。图书馆非常好，因为每天都去，图书馆的人就问我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经济，他们就以为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就给了条件很方便的“研究生房间”，我借的书不会被拿走，可以放在里边。我就利用每天下午晚上来读书。周六周日我在大学里听课。工作的原因，我没有修学位；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所以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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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5）

李怀宇　　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　　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中国朋友是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李怀宇　　1949年你为什么回国呢？

周有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能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当时，中国解放后，在外国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外国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中国和美国相差得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笑）。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藏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笑）。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的待遇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风浪不断，文化人的命运随之起伏。周有光坐看云起后追忆：“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李怀宇　　回国以后，你在各界都有很多朋友，记得你的《新陋室铭》中说：“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你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　　我的朋友圈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早期在银行工作，当年银行界的大人物我都认识。解放后回国，我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兼任新华银行的总行经理和秘书长，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第二业务处处长。所以，当年银行界第一代的大人物我都认识。由于我在大学教书，特别是解放后政府把华东地区很多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把我也调到那里，所以我也是财政经济学院的教授兼研究处处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很大，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所任职。很讽刺的是，我调任“文改会”后不久，就开始“反右”，上海的经济学教授一个一个都被划成了“大右派”，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当然是“反动”的。我调走之后，就与经济学没有关系，幸免于难。“反右”把我上海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打倒了，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自杀了。我在上海最为器重的博士生也自杀了。当时我不知道，事后一年多我才知道。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重庆的轿子——下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中，天天都有死的危险。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我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6）

文艺界我也有一些朋友，丁聪、曹禺、吴祖光都跟我有过不浅的交往。我曾经跟吴祖光在四川做过邻居，曹禺更是后来天天在一起工作，而丁聪年纪很小就跟我们很要好。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1955年至1956年，我在北大开文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

周有光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其中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文字，而且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李怀宇　　你原来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　　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授。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教课，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这个改行是偶然的，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可是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语言学、文字学，特别是文字改革都有兴趣。青年时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20年代，我写了一些文章在新语文运动的杂志上发表。出于这些原因，他们邀请我到这里来工作。这个改行，在兴趣方面是常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大家对于建设新中国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提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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