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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不仅是粮食，其他物资也全面紧张。因为1959年到1960年度中国棉花大幅度减产，5月7日，全国棉布定量由每人24尺减到22尺，半个月后每人再减1尺。这一年，由于纸张供应量减少、质量下降，很多报纸、期刊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一个月内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　390名，同时终止派遣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停止供应急需的重要设备。这无疑使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年的国庆节没有举行阅兵仪式，因为“1960年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

1963，凋谢与“大写”

《李慧娘》的成功令61岁的孟超又一次焕发出生命的激情，甚至有些飘飘然的春风得意。出生于山东诸城书香门第，在1961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的孟超凭借自小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将明代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剧《李慧娘》。

《序曲》中唱道：

南渡江山残破，风流犹属临安。

喜读箨庵补《鬼辩》，意气贯长虹，奋笔诛权奸。

拾前人慧语，伸自己拙见，重把《红梅》旧曲新翻。

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

写繁华梦断，写北马嘶嘶钱塘畔。

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笑里藏刀杀机现；

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快人心，伸正义，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

这出戏描写南宋末年因赞叹忧国拯民的太学生裴舜卿“美哉少年！壮哉少年！”而被奸相贾似道杀害的侍妾李慧娘的幽魂解救裴舜卿于危难之际，又大骂祸国殃民的贾似道的故事。

然而，这一年的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3月16日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报告指出《李慧娘》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这些助长迷信，毒害少儿心灵，妨碍群众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鬼戏”有停演的必要。而且新编剧本一律不得采用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5月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被江青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署名“梁璧辉”。“梁璧辉”者，“两笔挥”也，指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俞铭璜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张春桥。文章说，孟超改编《红梅记》为《李慧娘》，不但没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相反却发展了糟粕。而之前自称没有鬼魂不看戏的康生，也摇身一变，大反鬼戏、旧戏。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会上，他点名批判、诬陷《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强令孟超“停职反省”。1966年，演出《李慧娘》的单位——北方昆曲剧院宣布解散。

事隔4年后，即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我在上海请柯庆施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就这样，一朵“鲜艳的‘红梅’”凋谢了，一个人的命运被“攻破”了。

而文艺界的噩梦正是从这年年初开始的。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两天前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这与江青的思路是如此的一致，她感慨地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庆施”。她对柯庆施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做基地！

“大写”有两个含义，一是大写特写，一是崇高。前者如“大写十三年”，后者如白求恩、雷锋。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文章《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并发表《雷锋日记摘抄》，作为对上一年因公殉职的雷锋的纪念。

雷锋，一名湖南省长沙望城县安庆乡（现雷锋镇）普普通通的贫农的孩子，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最终成长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转登。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而雷锋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质朴、真诚的思想：“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地坚守着你生活的岗位？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965，“几年离索，错错错”

这一年是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开始的。

正因为如此，这一年7月，在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争论告一段落后，听从何香凝的规劝主动要求闭门思过的梁漱溟的一些话显出了一个人的高贵气节。

据当时20出头的小组秘书汪东林回忆，在7月10日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的发言，梁漱溟不仅不提“阶级斗争”反而说自己“笨得很”，到了1950年还不承认“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这个话，还说记得1950年某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主席赠了一面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的锦旗，“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倔强如斯，又怎能逃过一劫？

1966年8月，红卫兵冲进梁漱溟家，勒令72岁的老人站到一边，并将上前劝阻的梁夫人一顿毒打，随后将梁漱溟拉去批斗，罚跪于主席台上。而他的家也已被洗劫一空。1968年，他被赶到两间小破屋中，并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在林彪坠机身亡后，“四人帮”借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而运动中梁漱溟的沉默被人揣测为两者有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经历了上百次批判，批梁收兵时还要来个总结大会，当问他可有感想时，梁漱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

“文革”结束后这个直率而倔强的老人面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唯有苦笑道：我梁漱溟不要说是在“文革”中，就是早在1953年，就已经不买“两个凡是”的账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他幸运地度过“文革”也许要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而给予他和众多人不幸的那一刻正是开始于这一年的11月。

这一年还有一位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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