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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正在这时，富农许盼牛背筐柴禾回来了，见我向他妈提要求，把柴禾往旁边一扔，气乎乎地走过来，劈手夺过他妈手里的饼子，狠狠地瞪我两眼说：‘不要？不要就拉倒。’

“我当时想跟许盼牛明来，可又知不是他的对手，就蔫不叽地溜走了。心想，拉倒就拉倒，咱们走着瞧。我他妈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何福贵讲到这里，又改口说：“不对。”从兜里摸出个红皮本来，翻开后大声念道：“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贫农怎么还识字？有文化？”晓民惊讶地问玲玲。

玲玲摇摇头，满脸的疑惑。

晓民心里就像罩上了一层疑云。在他当时的想象中，贫农是理所当然的穷人，穷人一般是没钱上学的，上不起学又怎能识字呢？

“就在当年的麦熟，等富农分子许盼牛的麦子收割上场，晒干垛好后，我在天黑瞅了个空子，偷偷地从他家麦垛旁走过，放上一炷点燃的香，香中间捆三根洋火，香烧到洋火处就能呼地将麦子引燃起来。我站在远处，麦垛很快着了起来，烧了个他妈的净光。你看咱们谁合算？”

何福贵讲到这里，跟支书说：“我拉肚子，还得跑趟厕所。”

玲玲看何福贵跑远了，凑到晓民耳边，低声说：“他一定是昨天吃饺子撑的。”

一位年轻教师很会见缝插针，从学生中间站起来举起语录本，领着学生高呼起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他们的反抗精神！”“打倒地主富农！”“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口号声在院子的上空久久回响。

许盼牛站在那里，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

何福贵从厕所出来，边走边系裤腰带。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用卫生球似的眼睛瞧他，可他仍是满不在乎的样子，又瞥一眼低头猫腰的“阶级敌人”们，坐在台上又继续做报告。“春雷一声震天响，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土改工作队开进了咱们村，平分工作开始了。那些房好地多的地主富农，还有那些上中农和中农，都胆了小，害了怕，装起穷来，有的甚至吓跑了。

“我在工作队手里，成了一块香饽饽，有的贫农不敢斗争，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个窟窿，有的抹不开面子，怕得罪人。我跟着工作组跑前颠后，敲锣打鼓，站岗放哨，封门抄家，翻腾东西。我什么也不怕，得罪人算什么？分东西为啥不要？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当时我分了现在住得这处砖房，分了像腰窝油一样肥的几亩好地，分了牲畜农具，还有其他的零散东西。贫农当时最吃香，我就找上了媳妇。我尝到了新社会的甜头，走在街上，没人敢瞧不起我，有人还讨好我，甚至是巴结我。我那时是多么地扬眉吐气呀！要不媳妇常对我说：‘这一辈子要多搞几次平分，咱们就更好了。’

万各庄　四（5）

“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万恶的旧社会，我过着要饭讨生的日子，吃得是残汤剩饭，穿得是破衣烂裳。新社会，我们整天吃白面，喝香油，隔三差五就改善一顿，不吃肉饺子就吃肉包子，一咬一流油。卖馃子卖烧饼的来了，别人都舍不得买，我们一买就吃了上顿还有下顿的，有钱就舍得花。俗话说，有钱不花，丢了白搭。人一辈子吃了喝了才是赚头。我不再穿破衣烂裳，媳妇比一般人穿得好，穿得时髦……这一切，都应该感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他老人家从苦海里把我解救出来，我何福贵就没有今天。谁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就把谁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砸烂他的狗头，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入社之前，咱们村也是一家一户的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农们，小农经济思想严重的中农们，逐渐发起家来，粮食多了，牲口肥了，置了大车添了农具……像我这样的贫农，逐渐穷了起来，穷得几乎连稀的都快喝不上了……咱们村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我不再像土改时吃香了……夜里做梦时，我都盼着搞土改闹平分，像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呀盼……我没能盼来搞土改的工作队，但盼来了区委的杨瑞华，他是下乡搞社会调查的，看到我这贫农吃不上饭，又要成为叫花子了，不但向上级申请了补助我的粮款，还把我做为一个典型，写了《如果不走集体化道路，贫农就会重吃二遍苦》的报告，汇报给上级，县上领导非常重视。正因为有了我这样的贫农典型，才推动了入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单干是独木桥，入社才是阳关道。入了社就是好，别看我不会耕耩锄刨，可每年不少挣工分，不少分粮食分柴禾……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真是太及时了，就像下了一场及时雨。入社前，媳妇跟我闹离婚，入了社，有地跟没地一个样，都能有饭吃，媳妇也就不再跟我闹了。假如不入社，要不像我这样的贫农，就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重新过上要饭讨生的日子，重新被人瞧不起，不像现在，吃得白白的，胖胖的，壮壮的……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对我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对我的恩情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得非常及时。咱们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田民生被揪了出来。解放后他就当村长当支书，单干时，我地里打下的粮食，自个儿都不够吃，他还非让我交公粮不可。他像地主一样心狠，根本不管我这贫农的死活。我不想交，他就让人把我捆在大树上。你们想想，这是什么阶级立场？这是长了谁的威风？灭了谁的志气？这纯粹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大长了地主富农们的威风，大灭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志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把富农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顶风臭八十里，我们贫下中农才吃香……罚富农分子们的工分，补给了我这样的贫农……剥夺富农们的劳动果实，是非常符合情理的……我一次又一次尝到了新社会的甜头。”

何福贵讲得满嘴流白沫子，头上都冒了汗。他抹了把汗水，又朝厕所方向跑去。从厕所回来，喝了杯水润润嗓子，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广大的贫下中农同志们……”

台下的人更加不耐烦起来，甚至有人溜出会场。支书第三次仰脸望望太阳，太阳早已移向正南方。他告诉何福贵：“晌午了，到此为止吧！”

何福贵结束了他的报告。

四位知青走在回集体户的街上，其他三位都说收获不小，受到了深刻教育。晓民沉默不语，心里打上了一个个问号，难道贫下中农在解放前都像何福贵一样，要饭逃生？解放以后，不走集体化的道路，就靠着卖地过日子，地卖光了，只能是又去要饭逃生吗？

万各庄　五（1）

下乡后第一天参加劳动时的情景，晓民至今记忆犹新。

太阳升起老高了，村庄上空响起第二遍钟声。晓民下乡插队的多年，不管是夏天或冬天，还是农忙或农闲，每个生产队一般要敲四遍钟。早晨一遍，早饭和午饭后各一遍，这三遍是社员们集合出工的，晚上的一遍是召集社员们记工的信号，分菜分柴禾分粮食还要单独敲。时间一长每个生产队的钟声就能准确地分辨出来，有的宏亮，有的悠扬，有的尖利，有的沙哑……它是由钟的质量和所挂的位置决定的。

晓民吃完早饭，像第一次进校门时一样兴奋，一样新鲜，急匆匆地朝第六生产队集合地点走去。张鹏、玲玲、周四爱分别朝一、四、八生产队走去。这是昨日听完忆苦思甜报告的下午，支书亲自安排的，并领着他们认识了各生产队集合地点和队长。不让他们在同一生产队劳动，支书说这是工作和革命的需要，有利于注视各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第六生产队社员们多少年如一日地在队部门前集合，等待队长分派农活儿。那是生产队房子与民房隔着一条东西道的丁字路口。民房座落于高出地面一米多的庄基上，生产队的房子在东西道北面，高出地面半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这里形成一个上下坡，坡上是一条南北小街，六队的农户大都居住于此。在当时，全队共有二十二户人家，一百三十余口人，由谢、刘、何、田、许几个家族成员组成。社员们在坡上坡下等待分配农活儿，队长常在坡上清点人数，或是发号施令。

集合的人都没来，只有敲过钟的队长蹲在西坡上，手里卷个喇叭筒，卷烟的纸皱巴巴的，两面都写着字，烟荷包是由输液的塑料袋改制的，点燃烟后招呼晓民说：“来啦！”

晓民朝队长点点头，站在东边的坡上。

队长叫谢文聪，他三十多岁，眼睛里透露着一股精明强干的神气，强健的体魄蕴藏着充沛的精力。说话干脆利索，办事从不拖泥带水，为人正直，能写会算，是万各庄村上最早的初中生，也是八个生产队当队长时间最长的一个。

除了队长和晓民外，第三个到来的是许盼牛。晓民从知道自己被插到六队劳动时，就预料到要跟富农许盼牛朝夕相处了，他是从那天见到写有“万各庄第六生产队”的木槽子上联想到的。

“吃啦，牛叔。”谢队长对许盼牛招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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