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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薄的报酬。结果，律师和医师这些职业，就不能象现在那样受尊重。

通常叫做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正处在律师和医师在上述假设下所可能有的境况。在欧洲各地，这些人大部分是为要供职教会而教育出来的，但有种种原因，使他们不能取得圣职。所以，他们的教育一般都是出于公费，而他们的人数到处又是那么多，使得他们劳动的价格，通常极其低微。

印刷术发明以前，文人靠其才能获取报酬的唯一职业，就是充当公私教师，换言之，把自己学得的奥妙而有用的知识，授与他人。这种职业，比印刷术发明以后，为书贾执笔卖文的职业，确是更有名誉，更有效用，而且一般地说，甚至是更可获利的职业。要做一个出色教师，所需要的时间与研究，所需要的天资、知识和勤勉，至少必与著名律师和医师所需要的相同。然而，出色教师的普通报酬，却比不上律师和医师所得的报酬，因为前者的职业，挤满了靠公费受教育的穷苦的人，而后者的职业，则由从自费受教育的少数人充任。不过，公私教师的通常报酬，现今虽然很少，但若那些为面包而执笔卖文的更贫苦文人，不赶出市场，而加入竞争，那末这些教师的报酬，无疑比现今还要微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学者和乞丐，似乎是非常接近的同义语。当时各大学校长，似乎常给他们的学生发乞食证。

在从前还没设置这种奖学津贴，使贫困子弟为从事神学、医学及法学这三种职业而受教育的时候，卓越教师的报酬，似乎就比上面所说的大得多。苏格拉底，在所谓反诡辩学派的演说中，曾谴责当时教师言行不一致。他说：“他们对他们学生作极堂皇的诺言，说要把学生训练成为有智慧、幸福和公正的人，但对这样重大的功劳，他们只要求四迈纳或五迈纳那么微薄的报酬。”他继续说：“教人智慧，自己无疑地应当是有智慧的。但是，一个人以这样低的价格，出卖这样高的货色，定会被人訾为大愚。”在这里，苏格拉底对当时教师报酬，确没有夸张的意思；我们可相信，当时教师的报酬，正是他所说的那么多。四迈纳，等于现今十三磅六先令八便士；五迈纳，等于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土。雅典当时对最优秀教师的普通报酬，必定不少于五迈纳。苏格拉底自己向学生每人要十迈纳，即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据说，他在雅典讲学时，有一百个学生。我认为，一百个是他在一个时期所授的学生数，即来听他叫做一系列连续讲演的人数。象雅典这么大的都市，象苏格拉底这样出色的教师，象他所教的又是当时那么流行的修辞学，学生一百人，并不算太多。所以，对于每系列连续讲演，他必定得到有一千迈纳，即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土。在另一个地方的普鲁塔克说，他的通常讲金，有一千迈纳。当时其他许多卓越的教师，似都曾获有大宗财产。乔治阿斯曾以纯金制成自己的金像，赠给德尔菲寺堂。我们不可认为，他自己的金像，与其身体是同样大。乔治阿斯的生活方式，和当时其他两位有名的教师，即皮阿斯及普罗特格拉斯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图看来，都很华丽，甚至接近于豪奢。柏拉图自己的生活，据说，也很阔绰。亚里土多德是亚力山大王子的师傅。王子及其父腓力普，对他报酬的隆厚，那是一般所公认的。但亚里土多德却以为，回到雅典再开学园，更为上算。当时传授知识的教师，也许没有此后数十年那么多。此后数十年，竞争的结果，也许使教师的劳动的价格，以及世间对他们人格的尊敬，都稍稍下降。但最杰出的所享受的报酬和尊敬，似乎总是比今日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大得多。雅典市民曾派遣学园学派大师卡尼阿边及斯多亚派大师提奥奇尼斯出使罗马，其使节的尊严，真令人羡慕。当时雅典虽失去了以前的壮观，但还是个独立有名的共和国。此外，卡尼阿迪是巴比伦人，以嫉妒外人充当公职著称的雅典人，居然在这种场合，派遣卡尼阿迪，足见他们对这位大师尊敬到了什么程度。

上述那样的不均等，从全体看来，对社会大众，也许是利多害少。公职教师的地位，虽不免因此稍稍降低，但学艺教育费的低廉，确是一种利益，大大抵消了公职教师地位的降低。如果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学校和学院组织得比现在更合理，那末大众由此受到的利益将更大。

第三，欧洲政策，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移转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移转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学徒法令，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地方不能由一职业转到其他职业；同业组合的排外特权，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职业不能由一地方转到其他地方。

我们时常看到，一种制造业的劳动者获得高工资，而另一种制造业的劳动者却不得不满足于最低的生活费。前一种制造业，处在前进状态，不断需要新的劳动者，后一种制造业，处在衰退状态，劳动者的过剩，不断增加。这两种制造业，有时是在同一都市，有时是在同一都市的邻近地方，但相互间却不能有丝毫的协助。在前一场合，有学徒法令妨害其相互协助。在后一场合，有学徒法令和排外的组合，妨害其相互协助。可是，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制造业，操作很类似，设无此等不合理的法规，从中作梗，劳动者就能很容易由一职业转到另一职业。例如，织素麻的技术与织素丝的技术，几乎完全相同。织素羊毛的技术，虽略有差别，但因为这差别极其有限，麻织工或丝织工，亦只要学习数日，就能成为差可人意的毛织工。因此，假若这三种主要制造业中，任一制造业陷于衰退状态，该制造业的劳动者，可改就其他两种繁荣的制造业之一，而他们的工资，在繁荣的制造业中不会过高，在衰退的制造业中，亦不会过低。诚然，英格兰今日麻布制造业，通过特别法令而开放了，人人都有从事这业的自由，但由于该业，没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大力推广，所以这对其他衰退制造业的劳动者，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就业机会。在实施学徒法令的地方，衰退制造业的劳动者只好请教区救济，或以普通劳动者的资格从事劳动。不过，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更适合于做类似制造业的工人，而不大适合于做普通劳动者。所以，一般地说，他们宁愿请教区救济。

什么妨害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也同样妨害资本的自由流动。因为一种行业上所能使用的资本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行业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不过，同业组合法规妨碍资本由一地移到另一地的自由流动，在程度上小于它妨碍劳动的自由流动。不论何处，富裕商人要在自治城市中获得经商的特权，比贫穷技工在自由城市中获得劳作的特权容易得多。

我相信，同业组合法规妨碍劳动的自由移动，是欧洲各地共有的现象。而济贫法妨碍劳动的自由移动，据我所知，却是英格兰所特有的现象。自有济贫法以来，贫民除了在所属的教区内，就不易取得居住权，甚至不易找得工作的机会。同业组合法规所妨害的，只是技工和制造工人劳动的自由移动。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我现在就其起源、发展及现状，作一些说明，也许不是无益的吧。

英国贫民，一向是靠修道院施舍，修道院破毁的结果，贫民得不到此种施舍。后来，虽几经设法救济，但均无效果。伊丽莎白女王三十四年，颁布第二号法令，规定各教区有救济其所属贫民的义务，并规定每年任命管理人，会同教区委员，通过教区税，征收足够救济贫民的金额。

按这法令，各教区都不得不赡养所辖境内的贫民。但一个人怎样才算是所辖境内的贫民呢？这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时间内，有了略不相同的答案，直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十四年的法令，才确定下来。该法令规定，不论是谁，只要继续不断在某教区住过四十天，就可取得这教区的户籍。但在这四十天期限内，治安推事二人，得依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的陈诉，把新居民遣回他最后合法居住处所的教区，除非新居民租有每年十磅地租的土地，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担保脱除原属教区户籍而治安推事认为满意的保证金。

据说，此种法令曾产生若干欺诈行为。教区职员有时贿使区内贫民潜赴其他教区，并在其他教区潜住四十天，获得户簿，以图脱去原属教区户籍。为矫正此种弊窦，詹姆士三世第一年，作以下的规定：不论何人，在新教区获得户籍所必需的连续居住四十日，一律以他以书面向当地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报告他新居地址及家族人数之日算起。

然而，教区职员对于自己教区，未必都象他们对其他教区那样公正办事。对于这样闯进教区的人，他们有时默许他们闯进，接受书面报告，而不采取任何适当处置。由于教区各居民，为自身利益，都要尽可能阻止这样闯进的人，所以，在威廉三世第三年，又有以下的规定：那四十日居住期，只从那书面报告，在教堂于星期日作礼拜后公布之日算起。

伯恩搏土说：“书面报告公布后，继续居住四十日而获得户籍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此等法令的目的，不在于使移住人获得户籍，而在于使人不能潜入教区，因为缴交报告书，只是给这教区以迫令他迁回原教区的力量。但是，如果一个人有那样的地位，以致实际上能否迫令其迁回原教区很有疑问，那末他缴交报告书，就迫使教区在以下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第一，容许他继续居住四十日，不抗拒地给予户籍；第二，试行权力，命其退出。”

因此，这种法令，使贫穷人几乎不可能按继续居住四十日的老办法获得新户籍。为使一个教区普通人民，不致因这法令而不能在另一个教区安家立业，又规定无须缴交或公布报告书亦能取得户籍的其他四种办法：－，缴纳教区所课的税；二，被推选为一年任期的教区职员，并供职一年；三，在教区当学徒；四，被教区雇用，为期一年，而且在这整年内连续做同一工作。

谁都不能按这四种办法中头二个办法，取得户籍，而只能通过教区全体人民的行动，取得户籍。教区人民都懂得很清楚，把一个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按课税或选为教区职员等办法收容进来的结果是怎样。

已经结婚的人都不能按后二个办法取得户籍。做学徒的，很少是结过婚的，而已经结婚的佣工，又有明令规定，不得由于受雇一年而取得户籍。采用通过服务取得户籍这办法的主要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一年为雇用期的老习惯，这习惯，从前在英格兰是那么通行，直到今日法律仍把未经议定的雇佣期间解释为一年。但是，雇主未必都愿意因雇用佣工一年，便给他以户籍，而居工亦未必都愿意因被雇一年而取得新户籍，因为最后的户籍取消从前的户籍，他们可能因此失去他们出生地即父母亲和亲戚居住地的原户籍。

很明显，一个独立工人，不论他是普通劳动者或是技工，都不能通过做学徒或被雇而获得新的户籍。因此，当他带着他的技能进入新教区时，不论他如何健康，如何勤勉，除非他租有每年租金十镑的土地——这对于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是无法办到的——，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保证职除原属教区户籍而二个治安推事认为满意的保证金，否则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就可随时合其退出。诚然，保证金数目完全由治安推事自由裁决，但他们所要求的，不可能少于三十镑，法律规定，凡购买价值少于三十磅的世袭不动产的人不能取得户籍，因为这不够作为脱除原户籍的担保。靠劳动为生的人很少能提出三十镑保证金，而且实际上所要求的往往比这数额大得多。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那几乎完全被上述法令所剥夺的劳动自由流动，当局想出了发证书的办法。威廉三世第八年及第九年的法令规定，不论是谁，要是持有他最后合法居住的教区发给的证书，由该区委员及贫民管理人署名，二名治安推事认可，并注明任何教区都有收留他的义务，那末他所移向的教区，不得以他可能成为负担的理由，令其退出，只有在他实际上成为负担时才可令其迁移，在那场合，发给证书的教区，有负担其生活费和迁移资的义务。为使持证者所要居住的教区能有最大的安全，同一法令又规定：移居者须租有一年租金十镑的土地，或自行给教区服务满一年，才能取得户籍。这样，他就不能通过缴交报告书、被雇、做学徒或缴纳教区税而取得户籍。此外，安妮女王第十二年法令第一号第十八条规定，持有此项证书的人的佣工或学徒都不能在他所住教区内取得户籍。

这个发证书的办法在什么程度上恢复了被上述各法令所几乎完全剥夺的劳动移动自由，我们可从伯恩博士以下有见识的话看得出来。博士说：“教区当然有种种理由，责令新来者交出证书。持有证书而来居住的人，不能通过做学徒、被雇、缴交报告书或缴纳教区税而取得户籍。他们的学徒和雇工不能取得户籍。如果他们成为负担，他们所居住的教区，当然知道要把他们迁到什么教区去，而后一教区要担负他们的迁移资及迁移期间的生活费。如果他们病了，不能迁移，发证的教区须担负他们的生活费。所有这些，都非有证书不可。但所迁入的教区责令交出证书的理由，就是原教区一般不肯发给证书的理由。领证书的人民，大有被迁回的可能，而在他们迁回时，境况比从前还要坏。”伯恩博士这种论调，其用意似乎说，贫民要迁入的教区，应要求交证书，而贫民要迁出的教区，不应轻易发证书。这个极有才智的作家，在他所著《济贫法史》中又说：“就证书这办法说，存在看多少惨酷的事实。它使教区职员有权力把贫民可以说是终身幽禁起来，尽管贫民在不幸获得所谓户籍的地方继续居住是那么不合适，而他自己所要移住的地方对他是那么有利。”

虽然证书只证明领证者所属的教区，并不证明领证者的善良操行，但这证书是否发给，是否收纳，完全由教区职员自由裁决。据伯恩博士说，有一次，有人向高等法院建议，命令教区委员及贫民管理人签发证书，但高等法院认为这是个非常离奇的建议，拒绝了。

英格兰境内，相距不远的各地方的劳动价格，很不均等，这也许是起因于英格兰的居住法，那种法律使无证书的贫民不能转地劳作。诚然，康健而勤勉的独身者有时也可以由于宽容而无证书而在其他教区得到居处，但有妻室子女的人，要作此种尝试，就不免要为大多数教区所斥逐。而独身者，要是后来结婚，也将同样被斥逐。因此，在英格兰，不能象在苏格兰以及我相信在居住方面没有障碍的所有其他国家那样，一个教区劳动力的不足，都可由其他教区劳动力的过剩得到补救。在这些国家，在大都市附近或在对劳动有异常需要的地方，工资有时高些，而距此等地方愈远，工资使越接近于那国家的工资一般水平，但象英格兰邻近各地方的工资，有的肘候突然发生的莫明其妙的差异，却是别处没有的。在英格兰，贫民要超越教区的人为境界，往往比超越国家间由高山脉或海湾构成的自然境界困难得多。这些自然境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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