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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去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童贯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世故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朝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在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职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在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无一定之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竟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蔡京书写的神道碑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指苏轼，黄指黄庭坚，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后人因为蔡京是奸臣，不愿把书法家这一桂冠套在他头上，往往把他换成姓蔡的另一个人。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党争斗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党关系之因由，罢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为宰相。

蔡京当了宰相后，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所行法令，连神宗想改革而未及改革的问题，蔡京也极力主张改革，同时，对于旧党一派的所谓元祐党人则大加迫害，把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置于皇宫的端礼门，称为元祐党籍碑。把其中活着的人贬到偏远穷困的山区，对已死者也追贬官职，连苏轼的文集也下令焚毁。后来，蔡京又把元祐、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人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于朝堂。有些得罪蔡京的人也被打成“党人”，甚至连章惇这样的变法激进派也被蔡京视为“党人”而加以攻击。至此，从神宗以来的朝廷党争恶性发展，宋朝的政治日益衰微下去。

艺术家与政治家（3）

元祐党籍碑

蔡京因童贯的极力荐举而得以再度为相，当然对童贯感激不尽，再加上宋徽宗对童贯恩宠有加，于是，两人心照不宣，互为表里，从此狼狈为奸。蔡京在当上宰相后，除了镇压“元祐党人”，还立刻策划对西北用兵。当时，作为将军打仗，是个非常危险的苦差使，但作为太监去做监军，却是个既能立功又能捞军权的美差。这样，蔡京就极力荐举童贯做监军，说他一来对皇上无限忠诚，二来智勇双全，三来对陕甘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于是，徽宗便派童贯为监军，命王厚为大将，率十万人马出征。

军队刚行至湟川附近，京城的宫廷里突然发生了火灾，徽宗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宜出兵征战，就派人火速追到军中，令其停止前行，等待命令。但童贯邀功心切，不愿就此停止前进，看完手谕之后，立即塞进靴筒，别人问是什么事，童贯撒谎徽宗游青楼阁

说：“皇上命我们快点进军，以便早日取得胜利。”童贯这次出征，竟然收复了四座城池，可算是为朝廷立了大功，也为朝廷大火冲了晦气。因此，他被提升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观察使在当时是一项特殊的荣誉，以太监身份兼任此职，就始自童贯。不久，童贯竟又升为武康军节度使。

宋徽宗对童贯的巧于奉迎十分满意，尤其对他善于搜罗书画，供己玩赏，更是感激不已，因此，对他的恩宠有增无减。后来，徽宗又想授予童贯以开府仪同三司的权力，蔡京就以前朝无此先例为由，表示反对，并拒绝草诏，弄得徽宗没了办法。原来，这时的童贯已今非昔比，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视朝中若无人，选拔以及降黜军官，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根本不向朝廷请示。他这种专权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朝中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连蔡京也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当皇帝要授予他更大的权力时，蔡京便出头作梗了。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徽宗对童贯的信任和重用。

公元1111年，童贯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徽宗想让他出使契丹，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使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今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耻笑，说我们国中无人了吗？”徽宗说：“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十分佩服，想见见他，所以才派他去做使者。”童贯终于被派执行这项外交使命。出使归来，童贯觉得自己更是为国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愈加骄横跋扈，徽宗对他也更加宠信，让他以太尉的身份兼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又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被封为太傅、晋国公。这一连串的头衔，使他的职位差不多等同宰相，在权势上更是超过了宰相。此时，人们开始戏称他为“媪相”。

童贯在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因急于邀功，轻启战端，屡遭失败，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却屡建“功勋”。

扰民的花石纲

公元1120年，方腊在江浙一带发动了农民大起义，由于人们无法忍受当时的残酷统治，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百余万人，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所到之处，杀死贪官污吏，城池望风而降，整个东南为之震动。朝廷大臣见已无法隐瞒，只好奏明徽宗，派童贯前去镇压。童贯先是奏请徽宗罢除花石纲之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然后率领山西、陕西一带的十五万精兵火速赶赴东南。在童贯的残酷镇压之下，方腊农民起义终于被扑灭，方腊本人也被俘牺牲。

但童贯在边境战争上却屡遭败绩。他在镇压了方腊大起义以后，以为余勇可贾，可以进攻辽国，于是，他轻启战端，率兵攻辽。其结果呢，是连吃败仗，被辽人打得一塌糊涂。其实，早在此之前，他率领的军队就多次被北方诸民族打败。在他主管枢密院后不久，就催令大将刘法攻打西夏。刘法是西北名将，深知其中的利害，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不宜出兵，但童贯新官上任，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不顾客观情况，催逼刘法开战。他写信给刘法说：“当年您在京城，曾亲手接过了皇帝的命旨，并说一定能打胜仗，如今怎么反而不愿开战呢？”刘法被逼无奈，只得率军进攻，其结果是一出战即遭埋伏，军队遭失惨重，刘法本人也阵亡。刘法一死，整个西北都大为震动，弄得人心惶惶。但童贯却隐瞒实情，向徽宗奏告刘法打了胜仗，满朝文武均知刘法惨败，只是惧于童贯的权势，不敢以实相告，反倒一个个佯装不知，纷纷向徽宗拜贺。

艺术家与政治家（4）

北宋的腐败在金兵南下之时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金国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准备一举灭亡北宋。

徽宗创造的瘦金体，在书坛自成一家。

公元1125年，金兵南下，太原首当其冲，作为广阳郡王的童贯，正在太原，童贯一听金人要来，根本就不思备战，只是赶忙派人到金朝去求和，金人当然不会答应，反派来使，要童贯割让土地，童贯平日趾高气扬，而在更趾高气扬的金国使者面前，他只有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当金兵来到太原城下，他更是吓破了胆，想临阵脱逃，太守张孝纯劝他说：“金人背信弃义，公然犯我疆土，王爷应该带领官兵同金人大战。如果扔下太原，岂不是把河东也扔给金人了吗？”童贯听后，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是宣抚使，不是守疆卫士。你要我留在太原，还要你们主将干什么？”张孝纯听了此话，无言以对，只是长叹一声说：“我一向佩服童太师的威望，可没想到会胆小如鼠，临阵脱逃，您即便逃到京师，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呢？”童贯为了活命，也顾不上这些讥刺。

徽宗因“拒敌无方”，又因酷爱绘画，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钦宗倒是有些志气，想御驾亲征，打退金人的入侵，尚未出发，就见童贯狼狈逃回。钦宗让他一起出征，他不肯，又让他留守京师，他也不肯，而是和徽宗一起向南逃去。童贯不战而逃，引起朝野上下的愤怒，在逃跑当中的表现，则成了他败亡的直接导火索。童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在西北一带招募了数万勇士，称为徽宗观球图

胜捷军，实是他的私人卫队。童贯在与徽宗一起逃跑时，两人的卫队争上浮桥，童贯竟令自己的卫队向徽宗的卫队放箭，霎时间，中箭倒毙者一百多人。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宋徽宗的愤怒，许多正直的朝臣也骂他大逆不道。在舆论压力下，宋钦宗只好将他贬为右卫上将军。但是，许多坚决反对宦官的大臣不肯罢休，继续要求惩处童贯，宋钦宗只得把他再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后又将他流放到英州、吉阳军。不久，宗钦宗为了顺民意，收民心，又列举童贯的十大罪状，终于令御史将他杀死在流放途中。

真是所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作为皇帝，宋徽宗确实无可称道，甚至还免不了昏君的恶谥；但作为艺术家，赵佶却颇有价值，不能不说他还是一个“君子”。正像古人说的一样，君子是可以用一定方法来欺骗的，童贯、蔡京就是抓住了他艺术家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然后再利用这位艺术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去兴风作浪，可谓巧妙之极矣！在中国历史上，取宠于皇帝的方法多种多样，阴谋诡计不说，就是诱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沉溺于奢侈淫靡，也是一种常用的取宠之术，但像童贯、蔡京之流，以卑微乃至罪恶的目的投宋徽宗高雅的艺术爱好而得宠，在历史上也算是鲜见的了！他们不是为了把宋徽宗的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更不是为了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而是把艺术家的赵佶当做一个傀儡，一个玩偶，借此攀上皇帝宋徽宗的权力的肩膀。

由此看来，以艺术家的天赋去占政治家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宋徽宗未必想当皇帝，但却非当不可。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只好扮演历史派定的角色，许多悲剧由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自古以来，中国多政治家而少学者，少文人，少艺术家，更少科学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每个人都是政治家（在西方人眼里，政治家有时和阴谋家相通），他们害怕同中国人接触。确实，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了。那些醉心于当政治家的人，如果能好好地考察一下自己，觉得应该改行当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的改行，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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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与政治（1）

汉朝自建国以后直至汉武帝时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刘姓诸侯王势力过大，中央不易控制。汉景帝时期的晁错曾经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是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叛乱各国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使得晁错被诛，但叛乱的诸侯国并没有因此收兵，汉景帝这才明白诸侯叛乱并不因为晁错削藩，而是要夺取汉朝的政权。最后，汉景帝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把叛乱镇压下去。

到了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巧妙而又十分有效地解决军阀割据问题，汉武帝听了十分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推恩令”，终于解决了汉朝自建国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诸侯势力不易控制的问题。

所谓“推恩令”，意思是说皇帝很想让每一位皇家后裔都得到一份土地，但皇帝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分给他们，要求各诸侯国废除嫡长子继承制，不仅把自己的国土分给嫡长子，还要分给其他的子孙，以显示皇帝的恩德。这样一来，诸侯国内部就起了矛盾，他们的土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再也无法统一起来，诸侯国的势力就自然而然地被削弱了。诸侯国完全明白这是中央政权在削弱自己的势力，但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子孙都希望得到一份土地，所以，他们无法抗拒这一法令。主父偃的主张实在是十分高明的谋略。

然而，晁错却没有这样高明，他本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终于落得个腰斩的结局。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晁错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乏社会磨练，“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晁错原是太子家人，景帝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被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予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心怀不忿，暗中寻找时机，想把晁错除去。晁错在这时也有点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

一次，晁错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原来，晁错的署舍座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这样，他就找人来开门拆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了，立刻令府吏草拟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待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拟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将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晁错更是如此。他年轻气盛，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书生与政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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