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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　《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1日。＇

辽宁广播电台在一篇报导中反驳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范签署的联名信：

“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跟工农相结合的指示。他们把青年下乡绝对化，荒谬地强调只有城镇青年下乡插队才可以被看作是干革命。”＇　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7日。＇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有关下乡运动总体性的文章以后，《中国青年报》终于刊登了一篇有关该题材的文章，内容也包含对运动的这类批判＇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该报“评论员”对运动的历史作了一番梳理，将1950年代以来开展运动的必要性仅仅归结为城镇就业形势所迫。根据他的分析，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何对后期作出评价，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必须承认知青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价值，“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另一方面，不得隐瞒由运动引起的“严重问题”：“大多数知青”无法生活自给，在婚姻、住房、医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使那些年轻人变得消极，甚至失望，也导致群众极度不满。此外，少数干部腐败堕落，利用运动“大发知青财”，侵吞知青安置费，仗着手中有权可以决定调动就强制要求红包及其它好处，助长了“走后门”的恶劣习气，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为了提出另一项下乡政策，“评论员”竭力数说强迫全体知青下乡插队一辈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一个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为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说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知青无论调到工厂、学校还是部队，他也不是四人帮说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没有必要让城镇青年都到农村去作短期锻炼＇　“评论员”作出这样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40。＇。既然“与工农相结合”不是绝对需要下乡，那么為縮小“三大差別”，四人帮所搞的城乡劳动力大调换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或缺。马克思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　见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8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163。＇。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页164。＇。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及＇　是共青团老书记胡耀邦负责去跟《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谈话，提醒他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说出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再帮倒忙；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5。＇。作为会议初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然而，它却与最高负责人从年初起就审慎制定的战略方案大唱反调＇　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内部争论，在中央档案解密之前，我们只能相信那些能够接触到内部资料的人士；尤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53…162。＇。

到1978年，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乡运动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满情緒，而从1973年起在財政上的竭力支持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政府机关里相传一句新流行语：“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　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始末》，页158。＇。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　同上，页151…152。＇。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　同上，页248。＇。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他们多次列举2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始末》，页　160。＇。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　同上，页155。＇。因此，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52。＇。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副总理纪登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好几个副总理。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是其中之一。＇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顾洪章等，《始末》，页154。＇。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可惜他从来都没有敢跟毛说　＇。＇　＇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　＇过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不等于就业，下去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属于教育范围，不是从就业角度去安排的。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三两年回来了。农村也不缺劳动力。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　1978年10月30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　拔根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2。＇。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　刘小萌，前引，页716…718。＇，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　同上，页719。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1978年12月15日，以及SWB；　1978年12月18日。＇。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因为“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放宽了留城政策，准许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另外，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运动今后只涉及189个大中城市，而且那些认为有能力在当地安置所有本地区毕业生的城市可以不再派青年下乡。

对那些仍需下乡的年青人来说，安置方法改变了：他们不再分散单独插队到公社里去，而是去知青队及知青农场，或者去经济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基地。这些场队和基地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　根据顾洪章等（《始末》，页173），当时还剩下200多万。刘小萌则认为160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页720，732）。＇应留在原地。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安排完毕。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1979年2月17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443。＇，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上山下乡就得继续下去。其实，即便没有公开提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人口形势前景并不乐观：数量超常的同年出生的城镇青年正步入就业年龄＇　见本书，图表4，页398。＇。

1978年底至1979年底：群众的抵制与政府的坚持

会议虽然制定了相应明确的政策，但是并没能让主要的当事人接受。在14日的新华社报道中已经可以觉察到对这个问题的一丝焦虑：“中央相信，广大知识青年是会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的统筹安排”。其实，对刚过去的运动进行批判（即使是有限度的），又对知青的实际困难表示关心，这只能令那些青年更加坚定决心要全盘否定下乡运动。当局准备将来完全停止上山下乡，许多青年本来就觉得自己是牺牲品，现在更加喊冤叫屈了，他们中间有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得被迫继续下乡，更不用说那些把生命中的10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而仍滞留在那儿的知青，这次会议并没有对他们何时能返城作出任何保证。插队的知青也许还有点儿理由怀抱希望，可那些在农场的所能看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陈永贵直言不讳，“要在国营农场继续安置知识青年，办好农场，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作出贡献”＇　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SWB，1978年12月18日。＇。

热火朝天的请愿潮

接受还是不接受，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中共有种种办法将它的决定强加给社会；但是在1978年底这个问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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