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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2）

和昆明的其他阶层相比，联大教授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处在底层：“教授阶级甚穷，至于在此经商者，大商人不说，例如许骏斋有同乡四人在此开一小吃店，每人每月可分得进款四千元。从城至乡，现在时行马车，赶马车的每天可赚百数十元。比较起来，教界人甚苦，而联大毕业生他们找到事情，往往薪水在老师之上。”

1944年，西南联大教授的工资基本是：三常委的工资为710元，一般教授430…600元不等，教员在140…240元左右，助教在120…200元不等。1944年的昆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了，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购买能力只能相当于战前十元钱。

教授的薪水少，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怎样糊口呢？

有家眷在此的，都感经济压迫，所以都不用人了，不用人当然还不够，但奇怪的是他们都可以过去，有的原有积蓄，有的在借债。我们系里，……一多最穷，其家尚维持一用人（佣人），乃是北方同出来的老妈子，年纪六十岁了，要推给别人也不容易。佩弦也穷，上次进城，检出一件皮袍、两样瓷器付拍卖行。大概东西带在这里多的，还不要紧，卖去一个毯子，可以贴好几个月。一件皮大衣，要一万元以上，一部《辞海》可卖七八百元。

浦江清在1943年2月20日发出的一封家书中说，###在教授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补贴了一点钱：“现薪津依旧，同事都穷得不得了，此月教部为奖励专门以上学校教员服务十年以上者，各发资金千五百元，我已领到，不无小补，所以本来只能汇出二千，现可加汇一千。”

浦江清领的这1500元，以昆明的市价，能买到什么呢？“到此因城乡要两份铺盖，褚士荃恰好多一条被，就借给我，这里一被要千元。到此后除添此一棉絮，并茶壶、茶杯、砚（三件百元）外，不曾添些什么。现在要添二个蚊帐，袜子半打，大概要六七百元。”一床被子就要花费1000元，1500元的补贴，可谓杯水车薪。

幸好清华服务社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赚了一些钱，补贴给联大的教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教师生活稳定，帮他们渡过难关。浦江清在写于1944年5月11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清华校庆纪念日，今年因合作社赚了些钱，所以举行聚餐会。大家嘴有点馋了。到会有四、五百人，三年未有之盛。聚餐费每人一百元，不足都由合作社贴出。有毕业同学经营工业的来送礼，每人得了一块毛巾，四块肥皂，皆大欢喜。饭后又有合作社的便宜东西，及别的厂家廉价东西买，有白布、糖、墨水、纸烟、火柴、套鞋等等。人挤得很，尤其是女太太及小小孩们顶起劲。也有大教授挤在里面，买了许多纸烟和火柴的。那天的盛况不亚于在（清华）园内。可说是一个狂欢日。地址是借了这里的裕滇纱厂的厂址。这狂欢等于一针强心针。到了归途的汽车里，大家又在叽咕这个月薪水不够用了。因为贪着东西便宜，超出了预算。

浦江清家书中折射出联大教授的经济压力，透露出丰富的生活细节。现在的读者，你是否想象到一个大学教授看到普通的点心馋了也不舍得买，不带沉重的行李连公交车也不去坐而感到心酸和苦涩。然而，浦江清对妻子娓娓而谈，温情绵绵，丝毫不见一丝一毫的埋怨和火气，我们仿佛看到他面对艰难的生活，依然微笑，依然乐观。

浦江清的家书还提到很有意思的话题。“（俞）平伯的女儿二人均在此，一人最近与一葡萄牙人结婚了。平伯有一外国女婿，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的。”这好似夫妻之间说的悄悄话。“闻太太能做软饼，其法以面糊作条状，中夹芝麻与糖，油中煎之，非常好吃，初二日，因我们点品，一试，大好。梦家夫人从冯太太学菜一年，稍有成绩，但不出奇。你在松（江），可以学做几个特别菜，但须注意材料是各地都有的。不久在园内重聚时，佩公（朱自清）要点品一两样松江菜。”柴米油盐，请客吃饭，这就是生活的滋味吧。“吴正之（吴有训）太太及赵凤喈（联###律系教授）太太等等都问起你的近况，托我问候。”邻里交往，如话家常。

吴宓在云大讲“红楼梦人物评述”，吸引了一千多听众，浦江清也听了，“许多对于人生的体验，我也有些感想”。浦江清在家书中和妻子有真诚的情感交流：“人能永久保存理想主义是好的。在爱情里面，彼此以理想主义相鼓励，结婚以后，接触现实问题，彼此不免互相鼓励着现实方面。男的希望女的多多注意家务，女的要男的多弄一点钱等等。这样愈来愈庸俗，假如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历史，曾经彼此了解过理想主义，彼此倾佩过，还好。否则，最早就以庸俗开始，更容易互相惹厌。假如结婚以后仍旧能保持一点理想，彼此了解，以理想鼓励，那么是最好的。”也可能基于对婚姻深刻而现实的认识，浦江清虽然在战前清华大学任教时有过一次痛苦的失恋经历，但他比其师吴宓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浦江清很欣赏妻子给孩子讲的故事，鼓励妻子，拿起笔，写一些童话。

隔着60多年的时光，看浦江清写的蝇头小楷，这些微微发黄的家书留下了岁月的沧桑，战争的烽火和民族的苦难隐隐在上面浮现，但我们读到这些温馨的生活絮语，心中有感动，感到温暖和美好。历史的宏大叙事遮蔽下的家书，像千回百转的流水一样，流淌到我们这里。

浦江清西行记

无国即无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变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撤到后方。联大教授有大概一半是只身在昆明，靠鱼雁传书互诉衷肠。浦江清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夏，浦江清按例休假一年。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今越南）经香港返回故乡，和亲人同住在上海。1941年，浦江清的儿子浦汉昕出生了。这时，日军占领了越南，回滇道路已断。浦江清向学校请假暂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浦江清不愿长期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日寇封锁线，准备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浦江清都记在《西行日记》中。

1942年6月3日，浦江清在穿越日寇警戒线时写道：“午时四时许，要越过警戒线……日哨兵有站，左右两站，距此桥皆三四里，此桥在两站之间，遂为偷渡之所。其后闻人言，日哨兵在四时后即归站，不复巡逻，大雨更不出，故余等实安全。”战时行路难，有时浦江清带的行李，被人敲竹杠，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浦江清的女儿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显得文弱、随和的父亲，竟会那样坚毅、执著，这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是怎样过来的啊！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火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上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又生了疟疾、胃病，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

那一代学者，实把坚守教职看作神圣的事业，犹如战士坚守阵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小言之，为了不负西南联大之约；大言之，则是为了青年，为了学术，为了国家。”

浦江清在《辛巳岁除大雪，独坐寓楼，用东坡除夕诗韵》一诗中曾表明过自己的心志：“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明年我西行，万里寻旧贯。丈夫励壮志，未肯谢衰□（缺字）。安能坐困此，日数米与炭。”

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浦江清曾遇到挚友，东南联大校长何炳松、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热情地挽留他留下来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在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昆明过春节，不感到“愁”而感到“幸”，这就难怪他能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毅力走完全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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