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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前言（1）

“这一个扼杀另一个。书籍扼杀建筑。”雨果借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之口说出这一名言。建筑当然不会消失，但它将丧失文化旗帜这个功能，因为文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思想化作书，只需几页纸、一点墨水和一支毛笔；两厢比较，人类的智慧放弃建筑而转至印刷，又何足怪哉？”我们的“石头砌成的圣经”没有消失，然而，所有手抄和印刷的文本加在一处，这一“智慧的蚂蚁窝”，这一“所有想象如金色的蜜蜂带着蜜簇拥而至的蜂巢”，在中世纪末突然奇异地致使建筑丧失了地位。同样，要说电子书最终将损害印刷读物，让书籍彻底走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习惯，却也没有什么道理。电子书不会扼杀书。当初古登堡和他的天才发明也没有立即取代莎草手稿或羊皮纸卷轴的交易。实用与习惯并存，人类最喜欢的莫过于放大同一类型的各种可行性。电影扼杀绘画？电视扼杀电影？那么欢迎来到远程阅读版块，只需一个屏幕，我们就能进入如今全世界数字化的图书馆。

问题其实在于：屏幕阅读将给我们迄今为止翻着书页的生活带来何种改变？这些崭新的小白书将让我们赢得什么？又将让我们失去什么？陈旧的习惯，也许吧。某种神圣性——当一种文明把书置于圣坛上，书就环绕着特定的神圣性。某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独特隐私——超文本的概念必然要破坏这一隐私。“隐修”的概念——这是书籍、显然还有某些阅读行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法兰西公学的第一堂讲课上，罗歇·夏尔蒂埃说道：“电子革命打破话语与其物质性之间的旧有联系，从而迫使我们理性地审视一切与写作有关的行为和概念。”一些深刻的颠覆，很有可能，但我们已然从中恢复了。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与安贝托·艾柯的对话不是为了定义大规模（或非大规模）采纳电子书所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扰乱的本质。他们都是珍本爱好者，收藏古籍，追踪和求索印刷初期珍本。这些经验促使他们持有如下观点：书籍就如轮子，代表着想象秩序里的某种完美，无法超越。文明发明轮子，轮子则被迫令人厌倦地重复不休。让我们选择把书籍的产生追溯至最早的手抄件（大约公元二世纪）或最古老的莎草手稿吧，摆在我们眼前的依然是一种工具，撇开其所经历的变化，它异乎寻常地忠于自我。书籍就如某种“知识或想象的轮子”，任何得到宣告或遭到质疑的技术革命都不能停止它的转动。这一点一经确认，真正的对话也得以展开。

书籍做好了技术革命的准备。可是，书是什么？我们架子上的书，全世界图书馆的书，包含人类自书写以来所积累的知识与梦想的书，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这场以书展开的精神奥德赛？书朝向我们举起了哪面镜子？单单审视这一产业的泡沫，也就是文学共见赖以成立的各种杰作，我们是否忠于书籍的根本功能，即妥善保管那些受遗忘威胁，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再不然，我们是否应该审视数量充沛的书写所具有的令人惊讶的贫乏特点，从而接受一个我们自己的顶不讨喜的形象？我们自身的进步使我们忘却苦难，以为自己从此永远地逃离苦难，但书籍必须是进步的象征吗？书籍究竟在对我们说些什么？

前言（2）

图书馆见证了人类自身的某种最真诚的认知，正是这一见证的本质引发了上述疑问，而这些疑问又补充着另一些有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的疑问。书是否忠实反映人类天才在或多或少的灵感之下的创造？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必然引起骚乱。我们怎能不立刻想起无数书籍焚烧其中的烈火？仿佛这些书籍及其所象征的言论自由孕育了如此多的审查官，他们致力于控制书籍的使用和传播，有时还彻底没收。当有组织的摧毁不再可能时，火焰甚至把整个整个的图书馆带向沉默，仅仅出于焚烧和毁于灰烬的纯粹热情——一个个火刑堆相互催热，以形成如下说法：如此不可控的挥霍促使某种形式的调剂合法化。由此，书籍产生史与一些不断更新的不折不扣的书籍扯谈不可分。查禁、无知、愚蠢、审查、烧毁、忽略、消遣、火灾等造成了书籍道路上不计其数的暗礁，有些还是致命的。倘若《神曲》佚失，任何档案整理和文献保存的努力将无法使它起死回生。

从这些对书籍和各种书的思考出发，我们形成本书对话所展开的两个主题，尽管其中带有各种颠覆性的冲动。这些对话分别在卡里埃尔在巴黎的家中和艾柯在蒙特彻里诺的家中断续进行。所谓文化，实际是一个拣选和过滤的漫长过程。各种书籍、绘画、电影、漫画、艺术品的完整收藏，要么就此保留在审查者的手中，要么从此消失在火中，或者只是为世人渐渐遗忘。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庞大遗产中，这是最佳的一部分？还是最差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言论创造的领域里，我们究竟收集了纯金块还是土罐？我们至今仍在阅读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称他们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然而，在《诗学》这部讨论悲剧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援引了在他看来最出色的悲剧作者，却没有提到以上三位诗人的名字。我们所遗失的是否就是最好的，比我们所保存的更能代表古希腊悲剧？从此又有谁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困惑？

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有其他同样消失于火中的图书馆，那些付之一炬的莎草卷轴也许包含着一些蹩脚作品，一些没有品相或愚蠢不堪的作品，我们能否借助这个想法安慰自己？我们能否借助图书馆收藏的无用财富来减缓这一历史的巨大丧失，这一对我们的记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扼杀，从此满足于我们已经保存的东西，满足于靠世上所有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所竭力稳妥保存却终究无法持久的东西？无论我们如何坚持让历史说话，我们在图书馆、博物馆、电影资料室里只能找到那些时间没有或无法销毁的作品。从此我们意识到，在一切均被遗忘之后，文化只能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

然而，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最让人愉快的也许还在于对愚蠢致敬，愚蠢默默守候着人类巨大而固执的劳作，绝不为偶尔的专断而自咎。艾柯和卡里埃尔，一位是符号学家，一位是编剧，这两位藏书家、爱书人的相遇，意义便在于此。艾柯收藏了一系列有关人类的虚假和错误的极其珍贵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权衡着任何建立真实理论的倾向。他解释道：

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发明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犯下错误，破坏环境，等等。在高度心智与低级愚事之间的权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同时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前言（3）

书籍既要如实反映追寻更好的人类的憧憬和天赋，也必然要传递这种过度的敬意，这种可鄙性。因此，我们也不要指望摆脱这些欺骗的、错误的书籍，这些从我们可靠的眼光来看甚至是完全愚蠢的书籍。它们将如忠实的影子，追随我们直到最后一刻，毫不撒谎地讲述我们曾经所是，尤其我们现在所是——热情、固执但确实毫无顾忌的探索者（chercheur）。当谬误仅仅属于那些探索并犯错的人时，谬误就是人性的。每一道得到解答的方程式，每一种得到证明的假设，每一篇得到改造的论文，每一个得到分享的观点。在到达这些以前，有多少道路通向绝境？在最终超越自身辛劳的卑劣性的人类身上，这些书唤醒了梦想，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玷污了人类，使之黯淡。

作为著名电影编剧、戏剧家和评论家，卡里埃尔对愚蠢这一不为人知的纪念碑表现了毫不逊色的关注。在他看来，人们对愚蠢的探寻还不够充分。他曾以“愚蠢”为题撰写过一本书，此书经得持续再版：

六十年代，我和居伊·贝什泰尔在写《愚蠢辞典》时曾自问道：为什么只关注智力、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

对愚蠢的关注，使卡里埃尔完全理解艾柯，理解他在收集这一误导人类炽热而盲目的激情最明显的证据时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我们可以在谬误和愚蠢之间辨识某种联系，甚至是某种秘密的同谋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挫败这样的关系。然而，就读者而言，最令人惊讶的却在于，在《愚蠢辞典》和《虚假战争》的两位作者的提问之间，存在着某种感同身受的默契，这一点在对话中时时得到映现。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和安贝托·艾柯作为这些探索过程中的意外事件的饶有兴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深信我们若要对人类的奇遇有所领悟，将不仅通过人类的辉煌，也将通过人类的失败。在此，他们围绕记忆展开出色的即兴言谈，从各种难以弥补的失败、缺陷、遗忘和损失说起——所有这一切和我们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类的记忆。他们津津乐道地揭示，书籍尽管遭到各种审查的*，最终还是得以穿过那张开的大网，这有时是好事，但有时却可能是坏事。书写的普遍数字化和新电子浏览器的使用给书籍带来极大挑战。书中对书籍的幸与不幸的揭示，有助于调和这些业已得到宣告的变化。本书对话在向古登堡印刷术致以微笑的敬意之余，也必然使所有读书人和爱书人心醉神迷。说不定它还将在那些拥有电子书的读者心里催生起怀旧乡愁，这不无可能。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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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1）

网络是否会扼杀书籍？在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曾右手指着一本摊开的拉丁文《保罗书信集注》，左手指着黄昏时分的圣母院，满怀忧伤地说道：“不幸，这一个将要扼杀另一个。”如果说，书籍在西方中世纪末期曾经抢了一度被视为“石砌的圣经”的教堂的风头，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书籍是否也面临被看来无所不能的网络所取代的隐患？

无数统计指数表明，今天的人读书越来越少，年轻人尤其是阅读最少的人群。有的专家学者把“阅读危机”解释为“人文精神危机”，也有的认为阅读率下降是必然趋势，未必导致文化的衰落。有人甚至在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上预测，书籍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书籍现代危机究竟存在吗？电子书是传统书籍的终结还是延续？书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艾柯和卡里埃尔的对话集《别想摆脱书》选择在恰当的时机问世（法文版于2009年11月正式出版，书尚未出，已经引起各方关注），话题直指当下书籍命运最严峻的疑问，显然不是什么“神仙会谈”，而是有备而来。两位对话人均享有多种头衔，艾柯（Umberto　Eco）自不用说，近年来在我国拥有大量追崇者，被誉为二十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学者和作家，著作等身。他还是藏书家，拥有五万册珍贵藏书和一千两百册印刷初期珍本，其中大多数藏书与隐秘科学和虚假科学有关，他自称为“符号学、奇趣、空想、魔幻、圣灵的藏书”（Bibliotheca　Semioligica　Curiosa　Lunatica　Magica　et　Pneumatica）。相比之下，读者也许对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ère）了解较少。不过，作为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始人，卡里埃尔创作了大量经典电影剧本，如《大鼻子情圣》、《布拉格之恋》（改编自昆德拉）、《屋顶上的骑兵》（改编自让·乔诺）、《卡米耶·克洛代尔》、《白日美人》，等等，但凡对欧洲电影略知一二的人，恐怕不会不知道。卡里埃尔是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埃尔最青睐的编剧，尤擅长改编文学名著，从荷马到莎士比亚，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无不涉猎。不仅如此，他还是出色的作家、藏书家，迄今著有三十多部作品，拥有四万册左右的藏书。这样两个一生几乎都在和书打交道的人，坐到一起畅谈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大可想见对话的精彩程度。

认识书的历史，有助于重建文明的历史，并在当下的文化迷宫中辨别方向。《玫瑰之名》的主角不是古老修道院里接二连三的凶杀，不是睿智的方济各会修士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而是书本身。艾柯在小说中既讲述了整体的书（一个图书馆神迹般的繁荣和最终毁于火中），也讲述了个体的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德高望重的老僧约尔格仇视笑，笑使人忘却恐惧，而没有恐惧就没有信仰。他千方百计阻止人们读相传早已佚失的《诗学》第二卷论喜剧，在书上涂剧毒，最后还一页页撕下吞进肚里……

类似对书的有意识的查禁和销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世纪。中国古代有秦火焚书。使徒保罗在希腊传道时焚烧古希腊科学典籍。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作为文字传承者的祭司们一起被尘封于紧闭的神庙之中。十三世纪蒙古人洗劫巴格达城，烧毁近三百万册穆斯林典籍，包括近半数灿烂的苏菲派诗歌。西班牙人在新大陆销毁了几乎全部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典籍。希特勒和戈培尔烧毁无数“堕落”的犹太人书籍……

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2）

自公元前48年恺撒和庞培的战火烧过以来，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几个世纪里渐渐消失于火中。这个事件震撼人心，不仅因为这座空前绝后的图书馆藏有荷马的全部诗稿和阿基米德的手迹，还因为火就此成为书的历史上最深最长的噩梦。*和危机贯穿整个书的历史：宗教政治审查，外邦异族侵犯，乃至最平常不过的火灾、虫蛀和霉变。但反过来，*和危机也成就了书的历史。在艾柯的故事里，为书而死的人一一随风而逝，包括老僧约尔格，但《诗学》永远佚失的第二卷却常留在书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之中。

谈论网络与书籍的当下问题，不能绕开不谈印刷术和新教改革。从古登堡在西方印刷第一部《圣经》起（约1452—1455），以印刷书为载体的书的历史仅有五百来年。如今在古籍市场上被奉为天价的“印刷初期珍本”（incunable），也不过是十六世纪的产物。但我们知道，广义的书的历史，也就是书写的历史，远远不止于此。早在印刷书籍以前，人类就有莎草纸稿、羊皮纸卷、石碑、木板、竹片、锦帛等等更古老的书写载体。如果把电子书视为印刷书之后的新载体，那么在书的历史上，网络是继印刷术之后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当下所讨论的“阅读危机”，究竟是网络渐渐有取代传统印刷书的势头，人们只读电子书而不读传统的印刷书？还是人们确实不再读书了？这个区分显然很关键。新教改革以来，书不再是仅仅属于少数贵族和僧侣的特权，没有古登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圣经》的传播将是难以想象的。印刷术使得人人有书读，难道网络却反而让人不再读书吗？

艾柯再三强调一个比喻，书如轮子。一经发明，轮子就尽善尽美，再无改进的必要和可能。同样的，书作为阅读的载体，也永不可能被超越和替代。本书命名为“别想摆脱书”，第一章标题更声明“书永远不死”，看来两位对话人是很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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