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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皇帝翻脸为哪般（3）

“诏狱系统”与“意图伦理”

“诏狱系统”是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柏杨先生解读司马迁的冤狱，说司马迁遭遇的就是典型的“诏狱”。汉武帝已决心屠戮李陵的全族，而司马迁还“不识时务”地赞扬李陵。司马迁的见解和汉武帝的心思发生了抵牾，司马迁就要被下狱治罪。柏杨先生对“诏狱”的解释是：“诏狱法庭的特征就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条文编造一个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对诏狱系统制造冤狱的能力，柏杨先生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周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辞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地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柏杨先生“诏狱系统”的说法让我想起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个术语——“主题先行”。“主题先行”论是“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认为文艺创作可以先有主题思想，然后再到生活中去选择人物，寻找故事，以表现既定的主题。在这种理论的毒害下，当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从概念出发、图解概念的作品。“诏狱系统”与“主题先行”论十分相似。诏狱是先定罪，再用法律条文编造符合上级意图的判决书；‘主题先行’是先定主题，再运用文艺手法去传达领导意图。可以说，‘诏狱’就司法领域的‘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理论就是“诏狱”思维在文艺领域的延伸和实践。

“主题先行”的作品都是失败的，这一点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其原因就在于，“主题先行”论违反了文艺本身的创作规律，使文艺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同样的道理，“诏狱”多是冤狱，因为在‘圣旨’的压力下，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也被破坏殆尽了。

“诏狱系统”是中国传统的司法操作模式之一，它的阴影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司法领域依然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就是诏狱系统不散的阴魂。“主题先行”的文艺创作在“*”前后十分流行，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绝迹了。二者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虽然应用的领域不同，但二者所采用的操作模式却是如此地相似，这不能不让人进一步追问：相同或相近的操作模式的背后是不是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

我的回答是：有。这个思维模式就是王元化先生总结出来的“意图伦理”。王元化先生在他的《清园近思录》中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现象。他说，意图伦理的思维模式要求人们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即“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先要解决“思想站队”的问题。可是，“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的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连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和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除了在学理上批判“意图伦理”，王元化先生还指出了“意图伦理”的现实危害，“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应有的学术责任沦为派性意识。”说到底，“意图伦理”是一种只重意图而不讲是非对错的蛮霸思维，它所要塑造根本就不是现代的公民人格，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奴才脾气。奴才不需要明辨是非，他们只要听主子的话，领会主子的意图，“惟马首是瞻”就可以了。正因如此，“意图伦理”才一再地强调领会“意图”的重要性，只要你能正确地领会上司“意图”，“态度端正、立场稳定”，即便你说得毫无道理，那你也是“我们的人”，主子或组织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相反，如果你的“想法”和上司的“意图”发生了抵牾（就像司马迁之于汉武帝那样），那么，即便你说得句句在理，你也一样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是“敌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皇帝翻脸为哪般（4）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改革经历过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现在再回过头去看那场争论，我们难道看不出深藏其中的“意图伦理”吗？其中一方的逻辑显然是：你们的改革都“姓资”了，我还用跟你们讲什么道理？直接将你们这伙人当作“阶级敌人”打倒就是了。

不用讲道理，靠扣个“帽子”就能将对方置于死地，这便是“意图伦理”最上乘的功夫。经历过“*”的人们对这套功夫十分熟悉——有人用这套功夫害过人，有人被这套功夫伤害过。现在，有人对这套功夫深恶痛绝，呼吁将其废止，可是有些人还恋恋不舍，时不时就动用这门绝技。

“意图伦理”是一门诛心术，用它来整人十分方便。使用“意图伦理”的人根本不用费尽心思地“摆事实，讲道理”，只要在关键时刻断喝一声：“你这是什么意思？！”就可以轻易地将对手整垮。汉武帝需要跟司马迁讲道理吗？不需要。司马迁没有明确领会“圣意”，表错了态，这本身就已罪不可恕了；法官会跟周亚夫解释纸糊的刀枪如何成了谋反的证据吗？不会。他们只要说“你将在地下叛乱”就行了。“意图伦理”的神奇功效就在于它能迅速地推演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正当性。

补记

本文写就之际，读到了黄一龙先生的文章《又闻“两种*论”》（刊于2006年第6期《杂文月刊？原创》），文章记述了何祚庥和鄢烈山之间的一场论争。这场论争很能说明一点问题，不妨转述一下。何祚庥认为，中国矿工频频死于矿难，主要该怪他们太穷了。鄢烈山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矿难频发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同一社会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正常的。可是，何祚庥先生却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说：“请问鄢烈山先生，你们想‘证明’中国矿难的原因，‘主要是*，而不是贫穷’，其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句话咄咄逼人，暗藏杀机，无法不让我想到“意图伦理”这一“思想利器”。看来，彻底清算“意图伦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上“不明真相的群众”

以贵州瓮安事件和陕西府谷事件为代表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备受关注，前者因一名女初中生溺水而引发群体事件，一些人冲击瓮安县公安局、县政府及县委，后者因一个司机跳河而引发群体事件，一些人与警方发生冲突，趁机打砸警车。在这两个事件中，都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其中。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他们最熟知也最乐于接受的一个说法，可如今，“群众”的前面又加上了“不明真相”的定语，这就难免让一些人感到疑惑：既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明真相”？这是不是很矛盾？针对群众，我们是相信“眼睛雪亮”说还是相信“不明真相”说？看来，这个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作为“群众”中的一员，我和很多的人一样，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不明真相”说——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就会“不明真相”？这不是污蔑群众的智商吗？可是，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就必须承认，“不明真相”说并非虚妄，历史上确实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存在。而且，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冤枉的人物还大名鼎鼎——如果受冤的人是无名小辈，史书上不记载，那么我们也无从知晓。

皇帝翻脸为哪般（5）

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袁崇焕。袁崇焕（1584—1630）是晚明时期最著名的将领，他虽是文人出身，但有胆略，好谈兵。他于天启二年（1622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地形地貌和敌我形势，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获准后，他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统领6万大军进攻宁远。袁崇焕坚守孤城宁远（相关地区的明军纷纷撤退），以不到2万的兵力击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第二年，袁崇焕又在宁远、锦州等地打败了前来进犯的皇太极，史称“宁锦大捷”。袁崇焕本人因军功卓著而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人称“袁督师”。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绕道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袁崇焕闻讯后星夜驰援京师。不料，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的崇祯皇帝却以为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要出卖京城，就逮捕了袁崇焕，随后于1630年农历八月十六将其凌迟处死。

值得一说的是，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之际，京城的百姓不但不同情“袁督师”，反而“以钱争买其肉，生啖之”，“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崇焕肉悉卖尽”。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可以说是崇祯朝最大的冤案，当年的群众明白真相吗？显然不明白。不但不明白，而且他们还助纣为虐，觉得袁崇焕被活剐仍不解恨，还要生吃其肉。我常想，面对着“不明真相”的群众，临死之际的袁崇焕会做何感想？他当然知道，在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之时，对他感激涕零、心存爱戴的也是这些群众。转眼之间，“袁督师”忠心报国的一腔热血犹在，而曾经拥戴他的群众却因“不明真相”便由爱生恨，非要生啖其肉不可了。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还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当然不能。

有此一例，便足以证明历史上确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存在。既然“古已有之”，那么现在依然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针对群众所出现的两种说法（“眼睛雪亮”说和“不明真相”说）呢？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法国思想家勒庞的观点值得重视。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群众具有冲动、易变、偏执、极端等心理特点，他们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简单的口号和激昂的情绪，因此，约束个人的道德和法律会在群情激愤之时失效，“孤立的个人很清楚，他不能焚烧宫殿、洗劫商店，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成就英雄壮举”。所以，群众运动“兼有残忍和崇高两种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高的时候，能起到“道德净化”的作用，而残酷的时候，则“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对软弱可欺者冷酷无情，无所不用其极”。对照袁崇焕和郭嵩焘的遭遇，我觉得勒庞的这一理论十分正确，袁和郭正是在成为弱者后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残忍对待，“无所不用其极”。

知晓了勒庞的学说后，我们就该明白，任何企图给“群众”做单一定性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群众是善变的，“眼睛雪亮的”是他们，“不明真相的”有时也是他们，两种说法都成立，关键就要看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正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乎此，我们既不必为“眼睛雪亮”说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不明真相”说而耿耿于怀。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构建一种好的制度，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促使群众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崇高”的一面，而不是展现其“残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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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官场是如何烂掉的

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经贞观初年的机构精简，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员和机构精简，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础。同时，初唐时期的官场很讲正气，官员大都比较清廉。魏征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他把所得的赏赐全用于赈济灾民了。中书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同样清贫。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他却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已经很让我担心了，我哪里还有心思经营产业？尚书右仆射、历史上有名的帅哥温彦博同样不治自己的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由此可见，贞观时期确实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员就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亦在所难免，随之又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种种弊政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日渐衰落，最终坍塌。

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污浊的？曾经的好制度是如何变味的？这一切显然值得思考。

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史书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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