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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把华北的豆子运往南方牟利。这就证明反对海运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私人都可组织船队通过海运赚钱，朝廷为何就不能开通海运？赞成海运的大臣认为自己的理由十分充足。

可是，这个时候，无论是运河上的商人还是沿海贸易的商人，都反对朝廷启用海运。反对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运河上的粮运已大大商业化了。北上的粮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载货被控制在私人手中（这当然是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结果），南下的船只则装载能获利的私盐。运河上的商人当然不愿意看着这么大的一块蛋糕被硬生生地割走。对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压根就不愿让朝廷插手私人航运，因为那样意味着他们随时会受到官员的勒索与盘剥。

反对海运的官员很快就利用了上述情况，他们提出，朝廷可否开通海运应该调查沿海情况后再作决定。这个道理冠冕堂皇，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调查“沿海情况”的结果是，沿海商人找种种借口说朝廷不宜开辟海运。结果，这次争论再次以海运派的失败而告终。

海运论战中两派的冲突在1824年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这一年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形势比人强，这次道光皇帝终于决定开通海运，不过得向漕运系统妥协，称开辟海运是临时性的。为了赎买漕运系统的运粮特权，道光在启用海运的第二年又拨款疏浚运河。这一举措保证了漕运系统的“财路”不被切断。运河修好后，漕运系统理所当然地收回了运粮特权，海运在短暂启用后被废止。

1845年，京城的粮食再次发生严重短缺。这次倒是没有经过争论，朝廷毅然决定改用海运。但是*低效的漕运系统依然存在，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运河南段被太平军控制后，漕运系统才不再“工作”。而此时，距1803年的那次“漕运海运之争”已隔着40多年的光阴了。也就是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朝的“海运”改革被推迟了40多年。40多年，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该蕴藏着多少发展机会？

回顾晚清的“漕运海运之争”，我们必须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表面上看，好像海运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被阻扰了40多年。当他们的主张得以落实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也已经摇摇欲坠了。就漕运派而言，他们虽然一次次地维护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是，他们输掉了大义——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像一群过于贪婪的寄生虫，只知道拼命地吸血，而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寄生虫离不开寄生体，寄生体被吸干、啃死之时，便是寄生虫灭绝之日。

“一山放过一山拦”

在20世纪50年代，《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非常有名，主持这本杂志的人叫雷震。雷震主持《自由中国》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间，《自由中国》宣传自由，倡言*，与专制*的国民党进行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在1960年把雷震关进了监狱，关了整整十年。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在1961年雷震过65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手书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此举的用意显而易见，一方面表达了对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勉励雷震，思想自由的溪水终究是拦不住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日子终会到来。

由于与“雷震案”发生了牵连，由于胡适在特殊的时期所赋予的特殊寓意，杨万里的这首《桂源铺》变得更加有名——说起《自由中国》杂志，谈到雷震，人们往往就要引用这首诗。

其实，杨万里还写过一首在意境上与《桂源铺》截然相反的诗，这就是《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中的一首：“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乍一看，这两首诗格调迥异，前者“堂堂溪水出前村”充满豪情，后者“一山放过一山拦”则不免悲壮。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两首诗合起来体会，就会感到恰到好处。在人生陷入困顿的时刻，吟咏“堂堂溪水出前村”可以自壮自勉；而在人生得意之时，品读“一山放过一山拦”则可自省自查。前者让人不要垂头丧气，后者让人不要得意忘形。

对于“堂堂溪水出前村”所寄寓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无需赘言，在这里我只就“一山放过一山拦”略作发挥。

就表面理解，“一山放过一山拦”确实容易给人以悲凉之感。但如果我们拓宽思路，此语同样可有积极的解读。那便是，人生也好，事业也罢，从来就不要指望一蹴而就，一定要做长期奋斗、持久学习、终身进步的准备。否则，你虽然征服了一座大山，但随时有可能会被另一座大山拦住。

更可怕的是，曾经代表着先进思想和进步势力的人，也很有可能成为拦在别人继续前进路上的“大山”。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奕诉就是一个例子。在洋务运动时期，恭亲王奕诉代表着进步势力，他力排众议，支持洋务运动。可是，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奕诉却成了保守势力中的一员。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策划、起草过12道新政诏书，准备通过光绪皇帝颁行，但是被奕诉阻挠，他反对民权平等学说和君主立宪的主张。曾经被“大山”阻拦过的人此时自己也成了拦在别人前进路上的“大山”。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康有为身上，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无疑是时代的先知，代表着中国进步的势力，那时，拦在他前面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可是，当孙中山领导革命，要推翻清朝时，康有为却变得保守，时时喊着“保皇”，曾经的先知变成了落伍者。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活生生的现象。克服过无数障碍，攀越过一座又一座“大山”的人，当他站到高处的时候，他本人极有可能变成另一座“大山”，阻碍后人继续前行。

这就告诉人们，不要轻易地把所有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些人（团体）身上，哪怕这个人或这些人曾经无比辉煌。事业的发展只能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地去奋斗，社会的进步则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以接力赛的方式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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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彩霞事件与清朝科场大案（1）

高考是我国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维护高考的公平和公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可是，罗彩霞事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强权对社会公正的戕害。在庄严的高考中，两个女孩的遭遇却是那样的不同。2004年，考了514分的农村女孩罗彩霞连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都没有等到，而她的同班同学王佳俊虽然只考了335分，却顺利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攻读本科，她在大学里的名字就是罗彩霞，原因就在于王佳俊有一个担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父亲王峥嵘。现在，这个事件虽然曝光了，但王佳俊顶替罗彩霞的细节尚未查清，除了王峥嵘之外，还有哪些官员牵扯其中，人们正在拭目以待。在关注这起高考舞弊案进展之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清朝的科场舞弊案。以历史对照现实，我们或许就会得到诸多启迪。

有清一朝，大的科场案（由科举引发的舞弊案）共有三起，分别为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地区选拔举人的乡试将在江宁（今南京）举行。顺治皇帝核准了礼部遴选的20名考官，专门召见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叮嘱告诫秉公选拔贤才，切勿营私舞弊。

自谓圣门弟子的考生良莠不齐，有心术不正者自知翰墨低劣难以录取，各找途径以钱开路。主考也好，考官也好，在黄金白银面前乱了方寸，或半推半就，或来者不拒。早在发榜前，业已风传考场关节颇多。榜发之时传言有了印证：多个众所周知才低品劣之徒弹冠相庆，而饱学之士尤侗、汤传楹等却名落孙山。文庙看榜现场骚动起来，有人大呼“考场不公”，引来无数人围观。

正副主考方犹与钱开宗心慌意乱，匆匆整理行装登船离宁。闻讯赶到的考生紧追不舍，叫骂声中，砖头瓦片如蝗飞来。

江南乡试舞弊事不胫而走，顺治下令彻查，并下令让已录取的举人重考。复试在紫禁城太和门举行，顺治帝亲自主持，复试后有14人被取消了举人资格。

追查之下，又查出了考官受贿之事。顺治皇帝严惩舞弊人员：方犹、钱开宗着即正法，妻子家产藉没入官；叶楚槐等17名考官着即处绞，妻子家产藉没入官；已死之考官卢铸鼎，妻子家产藉没入官；考生方章钺等8人俱着责四十板，家产藉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并流徙宁古塔。

这样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时之间朝野震动，此后五十年间，科场舞弊几近绝迹。

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贡院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科场案。此次科场的主考官是左子藩，副主考官是赵晋。考完了之后，饱学之士落榜，而不学无术之徒榜上有名。为抗议科举不公，士子们抬了财神像到府学*示威，事情闹大了。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康熙皇帝十分生气，派钦差大臣下去查案，钦差大臣一查之下，发现受贿的人员中不但有副主考官赵晋，而且还有总督噶礼。面对着封疆大吏，钦差大臣就想着“大事化小”，惩办几个小官交差了事。但巡抚张伯行力主“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结果就出现了总督和巡抚“互参”现象——巡抚向康熙告状，说总督噶礼受贿，总督噶礼也告状，说巡抚张伯行指使人诬陷。此案查了一年多，最后查清了总督噶礼、副主考官赵晋等人舞弊的事实。康熙下令，将副主考官赵晋和另外两个考官处斩，噶礼、左子藩革职。

罗彩霞事件与清朝科场大案（2）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府乡试中发生了戊午科场案，此次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副主考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考后发榜，人们在前十名中赫然见旗人平龄。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因而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当时规定，伶人是不许参加科举的，遑论中举。随后，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参劾此次乡试有舞弊行为，特意指出“平龄朱墨不符”。为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迹从中舞弊，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生所写的试卷用墨笔，然后由指定人员用朱笔誊写，呈送考官审阅。“朱墨不符”即意味着平龄的试卷已被篡改或调换。咸丰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会审此案，戊午科场案就此开场。

平龄被提审，但不久即死于狱中。等重新勘察平龄的试卷后，竟然发现其墨卷内的草稿不全，朱卷内也有7个错别字曾被人改动过。继续调查，发现此次乡试中，错误试卷竟有50多本，甚至有一人的试卷错别字达三百多个，竟然也能中举。咸丰闻讯大怒，立即将主考官柏俊革职，朱凤标和程庭桂解任。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深入，柏俊卷入舞弊的证据浮出水面。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柏俊的看门人靳祥的关系，请求柏俊同意调换罗鸿绎的试卷使其中举。事后罗鸿绎又向柏俊、浦安行贿。

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等人向咸丰汇报案情及处理方案，拟将柏俊“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由于柏俊是咸丰的爱臣，因此咸丰想替他开脱，但“诸臣默无一言”，无人附和，而户部尚书肃顺当场力争，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应该严格执法，力主将柏俊明正典刑。在此情况下，咸丰同意将柏俊“斩立决”，同案犯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也被押往菜市口斩首，此事震动朝野。有清一朝，极少有一品大员被公*斩，而身为一品大员的柏俊竟因科举舞弊而被处斩，实出预料。据说，柏俊本人认为皇帝会将其发配边疆，因此都准备好了行李，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被斩首的命运。

其实，柏俊在此次科场案中只接受了浦安十六两银子的酬谢，他主要是囿于人情才调换考卷的。在当时*成风的官场，他不过是遵循了一次“潜规则”而已。可是，清朝向来重视科场公正，对科场舞弊案历来从重处罚，柏俊这次算是撞到了枪口上。

纵观清朝的三起科场舞弊案，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初由科举舞弊引发，越查牵扯到的高官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可见，科场舞弊案从来就不是一个考生收买一个考官这么简单，它的背后往往牵扯着复杂的*链条和官场纠葛；其二，要查清科场舞弊案，非下大力气不可。清朝的三起科场舞弊案，最后都是皇帝亲自出面才查清的，康熙查处辛卯科场案时，还借助了“密折”。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是康熙的包衣（家奴），他通过“密折”，不断向康熙汇报辛卯科场案的有关状况，这才使康熙没有被各级官僚蒙蔽；其三，总体而言，清代的皇帝还是很维护科举的公正性和纯洁性的。发现科场舞弊案后，三位皇帝均非常重视，不但坚持了“一查到底”的原则，而且惩罚的力度也很大。三次科场舞弊案，三次都有高官的人头落地，这样的力度显然要比处理一般性的*案件大得多。

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历来都是社会公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标杆，如果听任这一制度遭受破坏，那么社会公平将很快坍塌。我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清朝的三位皇帝才不惜借高官的人头来表达自己维护科场公正的决心。如今，罗彩霞事件发生了，我们的有关部门又将如何处理呢？等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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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的励志诗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一百年前的1909年没有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此时距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已十年有余，当年支持维新的皇帝光绪和反对维新的太后慈禧都已于前一年（1908年）相继辞世。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要两年后才发生，“五四”运动是十年之后的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要等12年，而距离新中国的成立还有整整40年。

可是，1909年依然不平静。这是大变革的前夜，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潜流暗涌。这一年，50岁的袁世凯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冬眠期”。袁世凯靠小站练兵起家，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赏识和推举，于1901年当上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在1901年到1908年间，袁世凯大力推进新政，废科举，建学校，办新军，筑铁路，成效不凡。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的势力也发展壮大，形成了日后所谓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爱新觉罗？溥仪继承了皇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本来就与袁世凯政见不合，更因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一事而心怀怨恨，一度“铲除”袁世凯，后来害怕激起北洋新军兵变，遂于1909年1月将袁世凯“开缺”（解职）回乡，理由是袁有“足疾”。

位高权重的袁世凯突然被清廷解除了所有职务，这堪称1909年中国政坛的一次大地震。不但很多中国人感到意外，就连国际社会也“深感震惊”。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德、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议采取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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