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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取心的年轻男孩组成，他们在墨西哥股市交易股票，闭市后就聚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许多俄罗斯寡头在学生时代就进军商业，充分利用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探性改革的有利条件——当时从清洗窗户到计算机编程等众多行业都开放式运作。

于是，超级精英的圈子就此形成。许多成员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另一个体现这种转变的现象是，青年精英会服用违禁药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顿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药的巨大好处在于，你可以连续学习24小时，不会开小差，也不需要睡觉。

资本孤儿

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无休止的工作步伐还在继续。超级精英成员的标志之一是“飞行时差综合征”。小说家斯科特特罗将超级精英阶层称为“飞行阶层”，“一周有四个晚上都要离开家”是这些“资本孤儿”地位的象征。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近为庆祝女儿从大学顺利毕业，他和女儿一起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对朋友说，两周的短途旅行是他和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们赚了很多钱，但工作非常艰辛，父亲几乎见不到孩子。”霍莉彼得森如此评价上东区的金融家。他们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或是家庭传统，而是最近一笔生意的要求或市场情绪。当马克扎克伯格回绝了尤里米尔纳的初次生意邀约后，这位身家千万美元的俄罗斯投资家第二天出现在“互联网神奇男孩”扎克伯格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图的办公室里，往返飞行距离长达12000英里。2010年11月，某顶尖私募股权公司的法定继承人、现任二把手告诉我，他即将踏上类似的旅途。某个周三晚上，我们在麦迪逊公园附近喝酒。他告诉我，他要飞往首尔，需要在晚上8点前动身。他计划参加一个90分钟的会议，需要往返飞行14000英里。仅仅在48小时前的周一，他认定的合作伙伴邀请他前往韩国。他告诉我，“这是对彼此承诺的一次考验。”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时，纽约交易员将他们的起床闹钟设定为凌晨两点半——正是法兰克福开市铃声摇响之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投资者甚至彻夜不眠。

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摧毁“自我”的机器

超级精英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高层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在过去10年里，《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从9。5年下降至3。5年。在“食物链”的底端，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研究华尔街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金融家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即使你自己开公司也无法完全躲避市场的不确定性。2011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召开的关于投资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乔治索罗斯对与会的学术人士说，“市场是摧毁自我的机器。”大众文化教我们将华尔街的大佬想象成趾高气扬的宇宙统治者，但这只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长期殚精竭虑的一群人，总是担心最近一笔千万美元的交易是一个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的错误决定。“完全世俗”的索罗斯在同他的团队讨论投资失误时，将这种失误称为“罪恶”。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巴蒂斯塔还谈到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巴西，富豪阶层正进行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在最富的前10％巴西人中有70％是在最近10年里发的财。瞧，这里正产生巨大的社会运动。”巴蒂斯塔是暴发户之一，他对我说，保守派一点儿也不喜欢他这类人。“你不得不接受批评——这是巴西民主体制的一部分。”他说道，表情既有点得意，又略带惆怅。

这些并不意味着你要可怜超级精英。著名的关于英国公务员的“怀特霍尔研究”证实了人们数百年来的想法：权力有益于健康。这项自1967年启动的英国研究发现，人们在官僚体系中的职位越高，寿命越长。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当今的超级精英。他们也许焦虑不安、过度劳累，但是，成为一名交易员或首席执行官，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并稳拿“金色降落伞”，还能享有私人飞机、家仆和医疗保险，比起那些每周同样工作60个小时却拿着最低工资的清洁工而言，精英们的生活要舒适得多。若要理解超级精英的精神状态，就应该把上述现实以及他们的自我认知作为出发点。

第11节。

世俗圣人

金钱回报当然能为这些精英的长时间工作正名，但是超级精英舒服地浸浴在一种乐意将自己视作当代英雄的文化中——至少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是如此。他们的品德无须体现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任一传统价值观上——统领圣像间壁的史蒂夫乔布斯是位狂妄自大的怪杰，他经常苛求并且鄙视那些鼓起勇气给他发电子邮件的员工、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和普通人。但我们的确需要他们在商界取得成功，因为他们在众人之上——乔布斯故事的一大亮点就是他荣归苹果公司，在当初轰走他的平庸之辈面前闪亮登场。

最重要的是，顶级富豪以及大众文化中的唱和者笃信他们的使命并不完全自私自利。卡内基声称，像他这样的资本主义忠实拥护者和他们的竞争法则，“对于人类的未来进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重要的”。今天，没有人会这么说，但我们的资本赢家的确喜欢用一些惹人注目的道德词汇形容他们的工作。谷歌公司的口号是“不要作恶”，谷歌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在最近的一次公司会议上认真地说，谷歌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挽救生命。例如，人们可以借助搜索引擎键入他们的症状，便立即得知他们正突发心脏病，于是能较快地获得帮助，挽救生命。佩奇认为，他钟爱的项目之一——“自动驾驶”最终将比任何政治、社会和人道主义拯救更多的生命。“在科技界，你的抱负和雄心不可能不指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目的，”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我认为这和硅谷的形成方式以及大学文化大有关系。这是一种主张人人平等的文化、一种自由的文化。人们经常对此感到惊讶我常常试图向大家解释，来谷歌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改变世界。我真心相信这一点。”。xjqi。

用解放神学来看待资本主义也会使人相信顶级富豪是为集体利益而战的英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断言，自由市场相当于自由的人。对这一观点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出现在2010年10月莫斯科的一场公开讲座上，硅谷风险投资行业的联合创始人皮彻约翰逊对商学院学生谈论资本主义和创新时，十分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约翰逊已步入耄耋，和蔼可亲，他有一头浓密的白发，戴着眼镜。他经常陪惠普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一起钓鱼。约翰逊参与过俄罗斯的一个商业计划。自1990年起，他曾前往俄罗斯20次（他驾驶着私人飞机进入当时仍属于苏联的领空时，觉得尤为刺激）。约翰逊说，资本主义不仅仅在于为自己创造财富，更在于解放你的国家。“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践行经济自由，这将使你的国家获得更大的政治自由，”约翰逊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把你称为现代革命家。”

谁把夏天卖了？

作为英国保守党的内部刊物，《观察家》杂志是文学和政治沃土的产物。众所周知，该刊物的不少作家乐于在伦敦举办最闪亮的派对，并时不时传一些婚外狂欢作乐的政治丑闻。这个刊物的发行量并不起眼，只有不到65000份，但不要被这个数字欺骗，《观察家》的三个编辑曾在保守党首相的内阁任职，其中鲍里斯约翰逊是现任伦敦市长。1984年，《观察家》杜撰了“年轻老古董”一词，光荣地延续了其高雅的风格。《观察家》的狂热爱好者给杂志起了个昵称《小小观察家》，你在这本刊物里能读到怎样狩猎狐狸，而有关流行明星的花边消息只有只言片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视《观察家》对英国精英文化的点评。在2011年6月刊的封面故事里，《观察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现象。“谁把夏天卖了？”文章标题问道。副标题揭示了有关答案的线索：“典型的英式社交季成了国际精英的财产”。

作者认为，英式文化生活中古老的文体活动，如阿斯科特或埃普索姆赛马会、椭圆或君主球场的板球赛，以及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或格林德波恩歌剧院——曾一度专属于《观察家》社团——的歌剧，现已由全球超级精英接管。“对超级富豪而言，世界不再分成一个个国家，而是分成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他们像燕子一样在夏天飞到英国的北边避暑，他们偏爱那里的富裕地区。”文章作者哈里芒特写道。芒特恰好是英国贵族后代、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的表弟，毕业于英国最高贵的私立学校之一——威斯敏斯特大学，也是饱受争议的私人社团布灵顿俱乐部的前成员。芒特接着写道，“英国现陷入了温布尔登网球经济——我们提供极具魅力的场馆，外国人跑到英国，在中心球场享受运动乐趣。悖论在于经济衰退加速了英国的全球化。英国人遭受了重击：50万人失业，富人被50便士税制和银行业奖金税痛苦折磨，有的索性逃往海外。而全球化的精英将财富离岸存放，几乎毫发无损——他们的资产实现了多样化，将财富和崛起的东方紧紧绑在一起。”

芒特记录下了他所属的全球超级精英阶层接手英国传统活动的历史性时刻。他在英国贵族精英的竞赛场上观察到的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顶级富豪正形成一个跨国社团，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和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定居在纽约还是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埃里克施密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办公室里对我说，“杂志刊登一些人人向往的目的地时一定会有个排名，不是吗？我来告诉你排行榜上都有些什么。有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TED（技术、娱乐、设计的首字母大写）大会、富翁特迪福斯特曼的会议；还有联合国纪念周、时装周；在伦敦，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是温布尔登网球周。”

“以前，这些都是本地活动，现在都成了全球活动。”施密特解释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活动时觉得十分有意思，但其实没那么有劲，因为照片总比现实要好得多。但我自认为是个世界公民，无论如何也得去到那些地方关键是，人们总是想待在聪明人和有趣的人所待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出现在那里。全球化的航空旅行实现了人们的愿望，所以，你描述的那些人经常旅行。他们也有好几个家，不是吗？如果你在伦敦有个家，那么旅途的艰辛也没那么糟糕了。顺便说一下，我还没富到这种程度。”

没有人比那些未来的银行家更孜孜不倦地研究超级精英了。同竞争对手一样，每年瑞信集团会发布一份《全球财富报告》，这是一份全球财富的通讯录、体检报告和真爱告白书。瑞信集团在2011年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崛起的中产阶层深深扎根于各国，并以国别为界限，这与顶级富豪“全球一国”和全球化的特点截然不同：

财富金字塔的底部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而高净值人士（具有100万~5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和超高净值人士（具有至少5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趋相似。即便是零散分布在其他地区的高净值人士也会参与同样的世界市场、购买高收益的消费产品。他们的财富组合也极为相似，主要为金融资产，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的持有股权。

超高净值人士自己也叙述了相同的经历。“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一个在非洲经营大型银行而后跑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与我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与邻居之间的要多，我与他之间的共同点也比我与自己邻居之间的要多。”哈钦斯解释道，他踏入的圈子由“利益”划分，而不是由“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

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首席财务官阿迪亚米塔尔的父亲是亿万富豪，也是该集团的创始人。米塔尔不在英国出生，却是接手《观察家》所指的英国传统活动的顶级富豪之一。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接受教育，持有印度护照，如今在伦敦生活。

“我想，如今因为全球化，这些城市变得那么相似，真是有点儿感伤，”米塔尔在曼哈顿边喝咖啡边对我说，“我指的是身份的差别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对于一名全球商人来说，不论在伦敦、纽约或像新加坡之类的地方，你几乎都可以实现相同的目标。你可以广纳人才，可以找到银行家和律师，可以上好饭店，可以住好宾馆。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你都能找到业务经营的要素。所以，你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生活，从伦敦移居纽约，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我希望各国不要丢掉太多的个性。”

“越来越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会议在新兴市场召开，尤其是在中国。”麦肯锡总裁多米尼克巴顿在曼哈顿中城吃早饭时对我说。巴顿是加拿大人，生活在伦敦，而他的秘书在新加坡。那天吃完早饭，他要去会见史蒂夫施瓦茨曼。“最近一次见到史蒂夫是在中国，”巴顿回忆道，那年秋天，黑石集团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合伙人会议。巴顿自己过几天要去智利，然后前往巴西圣保罗，麦肯锡要在那里召开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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