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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老板起疑心了。

纽约投资顾问乔舒亚布朗为高净值人士、慈善基金会和退休计划提供服务，一些华尔街高管向他抱怨，如今他们在美国被不公正地诋毁。我们来看一下布朗对他们的回应。

布朗将长篇大论《改邪归正的经纪人》贴在他的博客后，该文章立马被疯狂转载。“我们不仅不像你们和其他顶级富豪所认定的那样憎恶你们，事实上，我们热爱你们，”布朗写道，“我们热爱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成功故事，我们能够追随精英的脚步，即使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但这就是美国人的独特想法。所以，我们并不憎恶富人。美国憎恶的是唯利是图者美国憎恶不正当的特权、不公平的赛场以及没有破产风险的裙带资本主义。美国憎恶私有化的利益和社会化的损失，憎恶规则变更为以多数人的代价让少数人受益，憎恶那些灾难时获得援助却在灾后余波的大苦大难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出悔恨或谦卑的人。”

在民主时代，如果每个百万富豪都坚信自己有望成为亿万富豪，那么超级精英就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这种信念崩溃了，百万富豪对亿万富豪的战火将从开罗和基辅烧到伦敦和纽约。

女性到哪儿去了？

2011年，参加纽约马拉松比赛的选手共有47763人，跑得最快的前18名均为男性，而剩下的选手则男女兼有。女性选手不仅可以同男性选手一起赛跑，而且随着像耐力跑这样要求较高的运动在社会上越来越接受女性选手参加，女性选手的人数甚至比男性还多。但是跑得最快的前0。04％的选手，即前18名选手，仍然同1971年之前一模一样，全部为清一色的男性。1971年前，理论上认为女性的纤弱身躯经受不住高强度的运动，她们被禁止参加10英里以上的比赛。

成为顶级富豪就好比成为那18人中的一个。女性的体格可能使她们在马拉松比赛中永远处于劣势，但我并不是在暗示女性因为某种生理原因被剥夺进入顶级富豪圈的资格。现实的写照阐释了超级精英崛起现象中一个意义重大却很少为人提及的方面：男性占了绝大多数。我们来看一下2012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1226名亿万富豪中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亿万富豪的妻子、女儿和遗孀，人数就更少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富豪的空缺同社会其他阶层的趋势极不吻合。在前1％之外的99％群体中，女性挣的钱越来越多，接受的教育越来越高，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在全世界范围、在社会的各个行业都已成为事实。如果你不是顶级富豪，你的上司越来越有可能是女性，家庭也越来越可能主要靠女性养家糊口，你所在班级的顶尖学生也越来越有可能是女生。虽然99％群体中的女性人数稳定增长，前1％富豪群体仍旧是男人的俱乐部。可以这样来理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体的差距：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通过哈佛大学卡茨和戈尔丁的研究也可以窥见顶级富豪阶层中男女比例如何变得越加悬殊。大学是中产阶层女性正在占领的地盘之一，如今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本科生是女性，她们的平均绩点高于男性本科生。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在获得文学硕士后继续读研深造。经济衰退扩大了性别鸿沟，年轻女性面对困难的就业行情很可能选择回到学校提升自己的技能，而年轻男性却不会这样。哈佛大学于1973年才打破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对女生的“隔离”，哈佛2004年招收的一年级新生中女生多于男生。

然而，哈佛女生一旦毕业后，进入顶级富豪圈的概率就变小了，原因在于她们所选择的工作。卡茨和戈尔丁发现，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金融家赚取了上文提到的195％的超高工资溢价。男性对这一金钱刺激反应热烈——哈佛大学1990届学生中，38％的男性毕业后的15年里从事过金融和管理工作，而女性的比例仅为23％。2007年，一毕业就从事金融或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升至43％，而令人吃惊的是做出同样选择的男性比例高达58％。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收入差距：2005年，哈佛毕业的8％的男性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而仅有2％的女性越过这一门槛。

没有太多人谈及超级富豪中女性的空缺。一部分原因是自布尔什维克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同列宁发生著名的争辩之后，斗争持续不断，而左翼向来欺凌那些勇于讨论财富顶端性别问题的女性。参与讨论的上层阶层女性一直被认为是在关切自身的利益，因为人们敦促她们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底层的姐妹们，那些人的困难更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而从历史上看，右翼人士偏好一律回避有关性别和阶层的讨论。

顶级富豪圈中女性的空缺是前1％富豪群体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超级富豪区分于其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职场上，这会造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大多数的顶级富豪没有女性匹敌者。这一因素也影响了女性的个人生活。2009年对于美国职场而言是一个分水岭——数据表明，美国“在职人员名单”上的女性人数首次超过男性。2010年，10个职业女性中约有4人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相比之下，顶级富豪仍旧生活在《广告狂人》的时代，越富有的家庭就越可能由男性当家。2005年，前0。1％富豪群体中纳税人的配偶仅14有工作。对于前1％富豪群体，这一数字略高，达38％，但比全国范围的比例要低很多。正如在一场晚宴上，我坐在一位私募股权投资家旁边所发现的那样，这些前0。1％富豪的妻子所做的选择十分自然。这位投资家将近40岁，没有小孩。我们聊天时，我得知他和他的妻子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相识。但是当我询问他的妻子在哪个公司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如果你丈夫年收入1000万美元，你还选择做按时计酬的苦力活实在有点儿异乎寻常。（果然，他的妻子将时间用于研究家庭投资组合、学习艺术史以及装饰他们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市内宅邸。）

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我个人猜测，大多数顶级富豪私底下之所以认为女性没有成功跨入顶级富豪的行列，是因为她们缺乏某些特质。许多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还记得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因此丢了乌纱帽，而他恰好在大力支持女性接班人的事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

第17节。

第三章

超级明星

由知识工作者主宰的社会正受到新阶层冲突的威胁。该冲突是：占小部分的知识工作者与大部分靠传统工作方式谋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后者包括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体力工作者，以及不需或需要特殊技能的服务业工作者。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大众作家为自由市场辩护基于以下理由：自由市场经常回报那些应得奖励的人。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当这似乎成为普通大众能理解的唯一辩护理由时，我们可以预计市场秩序的前景凶多吉少所以，我们面临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年轻人坚信只要努力必能成功，或是干脆强调必然会有一些拙劣的人能取得成功，而一些优秀人士反而会失败。三米三花三书三库三 ；www。7mihua。com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海克

聪明的蝌蚪可能会协调自身以顺应不利的环境。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去时还是条蝌蚪，再也没有下文了。但那些更幸运的蝌蚪总有一天会甩掉尾巴，鼓起嘴巴和腹部，轻盈地跳上干燥的陆地，对从前的伙伴呱呱地发表演说，告诉他们：具有优秀品格和潜力的蝌蚪依靠哪些品德能长成青蛙。

——英国经济学家？RH托尼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将诗人形容为“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他指的其实是创造阶层（creativeclass）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想象力，并没有暗示该阶层已经控制了国家机器或是拉动了经济杠杆。而一本写于1973~1974年，之后被偷偷带出共产主义匈牙利的地下出版物却明确地做出了不同的断言。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

这本书的写作属于革命壮举——两位作家只能在匈牙利布达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中隐居起来写作，以躲避秘密警察的抓捕，他们每天晚上将书稿埋在花园里保护好，以防第二天大清早它在令人胆战心惊的警察搜查中被找到。1979年，他们完稿后的第5年，该书在西方国家出版，引起了意料中的轰动。这一年正值“冷战”刚刚开始谱写最后的胜利篇章，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了长达15年的统治。任何对所谓“工人阶级天堂”的抹黑，尤其是来自内部的声音，都成了一起地缘政治事件。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建立在一本更具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之上：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这本书被更早的一代人偷偷带出东欧。康拉德和塞莱尼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写作，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却属于贫穷而又受社会宠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总书记铁托进行党派斗争及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时，吉拉斯作为更早一代的革命人士曾是他的得力助手。20世纪30年代，吉拉斯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关进监狱，而他因《新阶级》——这本书自然而然地立即引起了全球轰动——被判7年监禁并被关进同一监狱。一位社会主义阵营的高级官员公开谴责自己曾协助创立过的体系，这还是头一遭。1945年，乔治奥威尔在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发出了同样的指责声音。13年后，吉拉斯表达了对意识形态极具颠覆力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工人阶级国家已由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组织——取代了原先的资本家统治阶级。吉拉斯进一步估计了这个新的精英阶层与它统治下的人民间的物质差距，他引述了苏联异见人士尤里奥尔洛夫的报告内容：省级或城市党组织首领的收入约为一般工人的25倍。

康拉德和塞莱尼对上述分析补充了重要一点：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

他们的分析道出了许多真相，也说明了为什么东欧和苏联的旧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更不用提他们在西方国家的朋友们了）十分怀念旧秩序。但是，今天你再捧起《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时，你会发现最惊人的一个悖论：书中对《华沙条约》缔结下的社会主义颇具异见的剖析竟十分适用于21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康拉德和塞莱尼研究过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而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兴起最终成为通往阶级权力的真正道路。

21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语言比20世纪70年代欧洲几个重要异见人士的语言还要单调，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初美国的学术争鸣并不时常提及“技术专家已经崛起并最终将掌握阶级权力”的原因。但是，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有很多研究涉及“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学界达成了共识，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最有力地提出了观点。他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当然，到底是什么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目前学界还在激烈地辩论。研究这一现象的几位最诚实的学者归结出了多个原因。学界普遍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是其中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因素。2012年1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就经济不平等发表演讲，他提到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以上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群经过挑选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纽约美联储参加会议，克鲁格请他们就造成收入两极化现象的主要因素参与投票，结果他们几乎一致地投给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超过40％的人认为它就是罪魁祸首。第二热门的解释是“未知因素”（这体现出了动人的谦逊态度），“全球化”排名第三，最低工资的降低和工会组织的日渐式微等政治转变位列第四。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笼罩下，受优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些人已经崛起，并将最终掌握阶级权力。这样的情形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并不是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会变得同样富有。如果你获得了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你可能不会感觉自己属于精英统治阶层。甚至在某些群体中，如银行家、律师或计算机编程员，教育培训使这些人一跃成为前1％富豪群体的一员，但是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产生的影响有所扭曲，这群人因而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富有。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超级明星”效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许多领域和公司里产生了一个成王败寇的经济竞赛，你若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成为最拔尖的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经济价值就会大幅缩水，更不用说第五名、第十名了。

直观地看，技术达人在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经济体中显然是赢家，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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