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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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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属于前者，而丽江则属于后者。

丽江位于云南西北部，距昆明约一千两百余里。关于这座城市的建设时期，各类史书中均没有确切的记载。在唐朝时，丽江曾称丽水，但那并不是指一座城，而是指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大约六百平方公里区域。这是纳西古国的版图。那时的纳西王，显然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堡。据《云南通志》记载：古时这一片区域只有一个土官衙门，设在通安，在现在的丽江城东面三里。忽必烈革囊渡江来到这里，丽江城还不存在。《丽江府志略》记载，丽江县的设置是在阿甲阿得归顺朱明王朝的1382年。由此推断，丽江城的建造不会早于洪武十五年。两年后，朱元璋又给已更名为木得的阿甲阿得颁旨：

朕设爵任贤，悬赏待功，黜陟予夺，俱有成宪。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乃者命将入黔中，土官木得，世守铜川，量力审势，率先来归；复能供我刍饷，从我大兵，削平邓川三营之地；献岁之初，万里来贡。似兹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顺大夫、丽江府知府。

从这道圣旨推知，木得已完全服从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他不再是纳西王而是帝国官员系列中的一名知府，所不同的是，他的知府职位可以世袭。应该说，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是朱元璋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即“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这短短几句话，细究起来，可谓内容丰富：不改其旧，就是给予民族自治的优惠政策；顺俗施化，就是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施以教化，让其学习中原文明；因人授政，则表明了中央政权的原则和立场，被任命的土官，必须与朝廷同心同德，否则，给授的官职不但可以收回，而且还必须接受处罚。这方面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在少数。如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今西昌）土司月鲁帖木儿造反，想脱离王朝独立，柏兴州土酋贾哈刺跟着起哄。官军立刻前往围剿，两人皆被诛杀。两处的世袭土官也从此革除，改任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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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羁縻与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总结前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而建立起来的明代土司制度，可谓完备。《明史·土司传》明载：“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

我认为，这段论述并没有朱元璋给木得的第二道圣旨那样雍容大度。作为民族政策，“然其道在于羁縻”与“因俗施化”这两句话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立足于控，而后者着意于导。控字当头，彰显的是武力；导字当头，提倡的是文明。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央政权没有威严不行，但一味地杀气腾腾，对反抗者只会镇压而让其威服。恩威并济，则是朱元璋民族政策的两手。

在整个明朝，木氏家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良性地发展。按《纳西族史》的说法：“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支持下，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造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朱明王朝对忠于中央政权的木氏家族，的确呵护有加、优渥礼遇。终明一朝，见之于记录的赏赐有二十八次之多。1383年，阿得刚一归顺，朱元璋就亲笔题写“诚心报国”四字，制成金腰带赐给他。阿得投桃报李，多次带领自己领导的“义兵”协助官军前往围剿反抗朝廷的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部落。

研究丽江在整个明朝的发展情况，与其说是“羁縻”手段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因俗施化”的政策导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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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堂的要求建造的城市

今年的八月末，我曾对丽江古城有过一次短暂的访问。一出机场，便看到机场停车坪外矗立的一块巨型广告牌，上面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大幅画像。丽江市政府着力宣传张先生执导的大型山水歌舞剧《丽水金沙》。同样的广告牌，在丽江市内，我也见到。看来，丽江市政府希望借此来提高这座古城的知名度。这种做法虽是善意的，却不见得妥当。因为丽江已不需要作任何的宣传，古城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丽江古城地处滇西北高原，海拔有二千四百米，是一座典型的高原城市，或者说，它是一座高原的水城。同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北方泉城济南相比，这里水脉更旺；同河街栉比、扁舟往来的江南水乡苏州相比，这里流波更为洁净。是夜，走进古城一间“纳西人家”的餐厅吃饭，看到窗外的古树清波，闻到略含一点辣子味的潮润沁甜的空气，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餐后上街漫步，看到一条条穿过明清风雨的街道，我再一次觉得木氏家族值得丽江人民永世纪念。因为，自阿得归顺朝廷并更名为木得之后，六百余年，丽江没有遭到任何战争的蹂躏与洗劫。

丽江在木得手上始建。他在《木氏宦谱》上被称为第七代，但改姓木后，他则成了第一代。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十七代土知府木兴去世，丽江在木氏家族手中完整地统治了三百三十多年。这漫长的三个多世纪，既是木氏家族的辉煌期，亦是丽江古城的发展期。

历代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在保留纳西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与演绎，使丽江古城充满了活力与魅力。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一句话：“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这自上而下，便是朱元璋所说的“因俗施化”的过程。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都心仪汉文化，问政之余，以吟诗作赋为胜事。前面所提到的木公，生性骁勇，一生打过很多次胜仗，因军功屡受朝廷嘉奖，亦雅好吟咏，与当时流放云南的大才子、状元杨慎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杨慎编选过一本木公诗集，定名为《雪山诗存》。这本集子，即便放在同时代汉族诗人行列中，亦毫不逊色。

在丽江逗留期间，我曾专门前往参观了被徐霞客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这座背靠黄峰、面临玉河的庞大建筑群，不但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府，亦是丽江古城繁华兴盛的见证。站在黄峰的楼阁上，我俯瞰十万烟灶的古城，眺望远处逶迤的玉龙雪山，心中忖度：当一个城市的命运与一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许是幸运的。因为，建设它的人同时也是要居住它的人。你想住在天堂里，你必然就会按天堂的要求来建造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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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宰相之杰”的争论（1）

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熟悉。其实，这个名字在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被忽略过。褒奖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亦不在少数。自他死后四百余年，对他是非功过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他的人，说他是“权臣”、“贪官”，赞扬他的人，称他是“宰相之杰”。明代留下许多令人不明白的问题，这大约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个了。作为《张居正》一书的作者，我无法回避上述论争。在这里，我想就权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所谓权臣，就是使用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确，历史学界一直说他是权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钱穆等，写过很厉害的抨击文章。也有人写文章反驳，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先生曾撰文严加批驳，批得最厉害的是黄冈的熊十力先生。两人都是新儒学大师，道德学问都有很大影响。1950年，熊先生作《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对张居正的功绩及为人作了全面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读官方修纂的《明史》，就会发现，对张居正的评价虽然是积极的，但还是批评他“威柄自操，几于震主，卒至祸发身后”。《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张廷玉主编的。张廷玉在修《明史》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摸清圣祖玄烨的历史观。玄烨与明神宗有相似之处，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辅政。辅助玄烨的大臣叫鳌拜。这个鳌拜很跋扈，全然不把玄烨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因此玄烨受了很多屈辱。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便设计铲除了鳌拜。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不能不顾及玄烨的这段经历，因此将张居正与鳌拜同等对待，定位为权臣，加以贬低。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是玄烨的历史观，如果据此论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玄烨的思想、立场和史学观。关于张居正，玄烨曾说过一段话：“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从这里看，玄烨对张居正还是肯定的。但张廷玉深谙帝王术，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场面上的话，哪一句是心里话。在他看来，玄烨的这一段是场面上的话。

张廷玉有此心态，并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的文人，要想发挥作用，只能依附于皇权，培养自己的侍妾心态，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专道这种侍妾心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邀宠于公婆与邀宠于皇帝，理出一辙。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文人与女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环境中，张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一些笔记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张居正的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邹元标，这位江西吉水人，在万历五年秋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还是个观政刑部的新科进士。按明代朝廷规矩，凡在朝为官者，父母去世必须立即卸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而张居正的父亲过世，皇上慰留他继续担任首辅，此举称为夺情。张居正为天下计，为初见成效的“万历新政”考虑，亦同意皇上的安排，但反对新政的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攻击张居正夺情之举是贪恋禄位，一时谤议汹汹。邹元标对张居正夺情也十分愤怒，在已经有四位官员为此被打断了腿的情况下，还冒死上书攻击张居正，认为他不回家夺情，是衣冠禽兽之举，并进一步抨击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他在疏中言道：“陛下以张居正有利于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这封奏疏出来后，张居正与神宗都很愤怒。邹元标因此受到严厉的惩处，廷杖八十之后，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被流放贵州都匀卫。他于此六年，潜心研究阳###学，学问大进。后世把他看作东林党的领袖。神宗在将张居正籍没抄家后，把反对张居正的官员都平反、升官，邹元标因此回京。但他看不惯神宗的不作为以及官场的腐败，两年后，他因再次上书指斥朝政，又被贬官外放。天启年间，才重新起复。因为他威望高，在读书人中很受推崇，第三次出仕便担任左都御史的要职，成为朝廷的股肱大臣。他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的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因此提出为张居正平反。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张居正有功于社稷。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邹元标为自己年青时的孟浪感到惭愧。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肯定不愿意把那一篇抨击张居正的疏文收录进《明史》。熹宗虽然昏庸，但还是采纳了邹元标的建议，部分恢复张居正的名誉。直到几年后思宗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此时邹元标已经去世，没几年，明朝就灭亡了。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2）

大家想一想，邹元标是被张居正打断腿的人，他在历尽坎坷磨难之后，拄着拐杖上朝，坚持为当年整他的人平反，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

第二个是李贽。李贽是当时一流的文化名人，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李贽在礼部当一个六品的小官。杜甫写过一首怀念李白的诗，有这样两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张居正对李贽，也存了这样的心态。他虽然不喜欢清流，但认为李贽率真，于是将李贽提拔为云南姚安知府，级别是正五品。李贽从碌碌无为的小京官摇身一变成为掌有实权的地方官，这是他仕途中最辉煌的一段。从张居正用人的一贯主张看，对李贽的使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变数。

在嘉靖中期以后，到隆庆、万历时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天下。其追随者为传播学问，创设了很多书院，来往于各书院讲学的，先后有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是张居正执政期间最为著名的学者。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因此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隐六十二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都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以求赦，有的愿舍身替死。何心隐“瘐死”狱中之后，有人指斥张居正为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张居正死后，这种声音愈加强烈。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答邓明府》一文中写道：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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