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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的可能；英国对美国作战时，日本将毫不踌躇地加入英国方面。美国在1920年3月制定了两套作战计划：一套是在太平洋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是对1911年“橙色计划”的第二次修改；另一套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与英国和日本作战的“红色—橙色计划”。从美国海军的作战计划看，英国和日本的同盟存在与否，不仅对美国的战略部署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对比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美国必须将舰队分在两大洋使用。

美国海军部的战争计划科在1922—1924年的历次年度报告中都有如下判断：日本和英国仍然是能够与美国争夺制海权的两个国家，导致美国与日本、英国两个国家或者一国交战的对立点仍然存在。美国海军战备，首先针对日本，对英国的战争或者对日本和英国联合的战争准备是第二位的。

从整个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的国际形势看，美国最有可能的作战对象仍然是日本，“橙色战争是被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一场战争”，“橙色”也就成为美国军方最主要的作战计划。计划制定之后十多年间，虽然几经修改，但是准备“单独在太平洋对日本打一场进攻战”这个核心内容始终不变。

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才逐渐改变其战略思想，1938年2月对“橙色计划”做出修改，除了保持原来在太平洋对日本打一场进攻战的基本思路之外，初步估计到来自大西洋彼岸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1939年2月，罗斯福向国会提议加强的海外军事基地共16个，其中太平洋地区的数目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三倍。这反映了以太平洋为重点的战略思想还没有彻底改变。只是到1939年3月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随后又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后，1939年4月，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才提出报告，指出如果两大洋同时受到威胁，则应该在太平洋上应该采取守势，保留足够部队，以夏威夷为基地，防卫“战略三角”（夏威夷——阿拉斯加——巴拿马）。这意味着“橙色计划”在太平洋对日本打进攻战的基本思想已经被抛弃，成为美军战略思想转变的转折点。在此基础上，1939年6月，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彩虹计划”，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两洋战争设想了五种情况，分别制定了五种方案。其中“彩虹5号”方案，设想美国、英国、法国联合作战，在确保西半球防务的同时，早日派出美军到东大西洋，并且出兵欧洲和非洲，协同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和意大利采取战略攻势。在太平洋则维持战略防御，直到打败欧洲轴心国家，才在太平洋对日本展开战略反攻。“彩虹5号”最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实际执行的战争计划，标志着“欧洲第一”战略思想的逐步形成。“欧洲第一”的大战略方针是在1941年1月英国和美国两国参谋部联合制订“ASC—1”计划时才正式确定的。　。。

第四章（10）

美国的战略指导表现在军事战略上，对战争的预见性、战争准备的坚决性都是很强的，而且能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转换作战对象，及时调整战略方针，从而把握了战略主动权。美国军事战略的成功，对于美国国家崛起的成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韬光养晦：晚出头

在美国的崛起艺术中，有一条是“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就是即使当世界领袖的条件优越，也不急于出头和当头。

孔华润曾说：“1913—1945年世界转变的历史，也是美国世界角色的变化历史。曾经充当波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的国际关系中心的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霸权地位。1917年之后的年代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崛起，即便是在没有利用军事力量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诸如20世纪20年代），它也提供了经济和文化资源以界定和维持全球秩序。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在各个层面回避国际领导权或国际合作并退回到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实在是一个例外，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使用约瑟夫？奈的语言，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迟早都要‘注定领导’。”在二战即将胜利之际，“罗斯福及其同僚期待美国从战争中崛起，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在此次战争之后，他们决心要领导世界。这一次，他们要创建一种可以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使美国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也可以将其价值观推广到世界任何角落。美国不能再次规避大国的责任，而应该提供一种创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自由贸易和稳定的货币汇率为基础——所必需的领导权，创造一种世界各民族闻所未闻的繁荣。美国还必须领导世界，以阻止德日强权的复活，阻止可能效法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其他强权的崛起。”

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就是在美国曾经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当美国具备了领袖世界的力量，当美国一些精英人物要在国际社会出头、当头的时候，仍然遭受挫折、发生曲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威尔逊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在美国的经济力量成为世界之冠以后，美国从“韬光养晦”走上世界领袖的岗位，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1898年的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是美国由孤立主义到世界主义外交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1899年提出的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1904年罗斯福对门罗主义所做的“推论”，又加强了这种转变。威尔逊在1918年年初提出的关于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十四点原则”实际上是一个争霸世界的计划，也是一个美国要引领和领导世界的计划。其中包含的三个重要条款都是争夺世界霸权的条款：一是取消秘密条约，这是要阻止欧洲强国背着美国瓜分世界；二是强调民族自决，这是要瓦解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体系；三是建议建立“国联”，这是企图操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安全体系。这个争霸计划的破产，是由于此时的美国虽然已经是军事、经济强国，但是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还比较薄弱，世界其他大国还没有做好接受美国领导和主导世界事务的准备，也由于美国领导世界的理念在国内舆论中还没有成为主流。因此，威尔逊虽然“赢得战争”，却“失去和平”，虽然设计了美好的世界蓝图，却无法施工。

第四章（11）

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成功建立了威尔逊没有能够建立的国际安全机构——联合国，并且通过“五大国一致”原则以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否决权”，确保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尤其是军事工业部门，都迅速扩张。到1945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比1939年增加了一倍多；商船总吨位已经达到5700万吨，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23；黄金与其他贵金属的拥有量也占全世界的59％，美元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硬通货；在世界贸易中，美国也处于垄断地位。美国的军事实力不仅深入欧洲大陆，还在世界其他地区占据许多战略要地。对核武器的垄断更使美国成为最具有威慑力的军事强国。战后美国巨大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为美国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为美国填补欧洲国家留下的真空，提供了条件。但是有主导世界的实力，还需要有主导世界的战略决策和野心，这取决于美国是否会摆脱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鉴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曾经遭受失败，为了防止重蹈覆辙，罗斯福政府在战时便着手在政策和舆论上进行准备。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成立了以国务卿赫尔和副国务卿韦尔斯任正副主席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为安排战后世界秩序制定政策。在战时的三巨头会议上，罗斯福把这些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战后安排，力图将战时同盟变为美国主导的安排战后世界的合作体制。国务卿赫尔等人努力使美国公众相信，参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安排，恢复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为美国战后维持经济繁荣所必不可少。财政部长摩根索曾经向参议院指出，美国要建立一种世界体系，以便让“企业家们可以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到战争结束时，在美国国内仍然有人主张不干预欧洲事务，美国政府一度也确实曾经打算从欧洲收缩力量，但是西欧国家的衰弱使美国决策者认定：或者任凭西欧发生严重政治经济*，从而威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者出面进行大规模干预。而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使美国选择了后者。因此而有了1946年的《英美财政协定》以及其他援助欧洲的措施。

美国怎样警惕“战略陷阱”

美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外国势力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警惕性。这个战略传统，是从开国领袖华盛顿开始的。

华盛顿说：对外国阴谋诡计要时刻保持警惕之心

1796年，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说：“应当消除对个别国家的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对其他国家的强烈的好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为对付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一个自由的民族应当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

华盛顿这段话，是对美国人民语重心长的忠告，是充满忧患意识的警告，也是开国元勋战略智慧的结晶，是华盛顿一生斗争经验的总结。

在华盛顿看来，外国势力是有阴谋诡计的，一个自由的民族不仅应该对此保持警惕之心，而且还要加上“时刻”两个字，要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一刻都不能麻痹和放松。

当然，对外国势力，对国际问题，不能只用“阴谋论”的观点去看待，但是也不能只用“非阴谋论”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是有阴谋诡计的，所以警惕之心是必须要有的，而且要像华盛顿要求美国人的那样——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12）

“俾斯麦陷阱”与“戴高乐统计”

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如同华盛顿所说的“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是常用不衰的。19世纪法德竞争中的“俾斯麦陷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打败了法国，法国的皇帝也做了俘虏。但是德国内部在对待法国的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德国首任驻法国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主张恢复法国的皇帝制度，而俾斯麦从孤立、混乱、削弱法国以使其以后难以与德国竞争的战略目的出发，主张恢复法国的共和制。俾斯麦认为，一个不稳定的共和制政权，在君主制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将处于被隔离的孤立状态。1872年，俾斯麦在一次奏文中指出：“对一个联合的王朝欧洲来说，巴黎的火山（不稳定的共和政权）一点也不危险，它将自燃自熄。”俾斯麦坚持叫法国搞共和制，让法国像一个不稳定的火山一样整天进行*的喷发，陷于混乱和不稳定，这是一种最有利于德国的理想状态。而哈里？冯？阿尼姆则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被撤职并且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俾斯麦的阴谋在70年之后，被戴高乐的统计清晰地揭示。戴高乐认为导致法国战略性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前法国党派尖锐斗争、内阁更替频繁，造成国家涣散无力。正是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导致了“1875—1940年的65年中，法国更换过102届政府，而英国只更换过20届政府，美国只更换过14任总统”。戴高乐多次看到，某个总理刚一上台，就遭受无数的苛求和批评，“虽然竭尽全力也还是穷于应付，更谈不到掌握全局了。议会决不会支持他，给他做的事情只是暗中陷害他和离弃他。他的部长是他的政敌。舆论、报纸和党派利益都把他当成一个抱怨的当然对象。人人都知道他只能在职一个很短的时期，他自己也首先知道这一点。”

俾斯麦陷阱的后遗症，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1947年确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内阁反复无常。1947—1958年，产生了24届内阁，平均每个内阁存活的时间仅仅五个多月，而且仅仅存在一天的内阁就有两个：1955年2月17—18日的比诺政府和1957年10月17日—18日的比内政府。戴高乐主张制宪议会拥有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但是不能代替政府执政。政府应该是“有职、有权和稳定”的。由于临时政府处处受到制宪议会的掣肘，戴高乐于1946年1月20日愤怒辞职，直到1958年9月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的第五共和国宪法通过，12月他当选第一任总统后，才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建设，是一个重要任务。而一些外国势力鼓噪中国要搞美国式的大*，以大*来混乱中国、迟滞中国，就是一个陷阱、一个阴谋。对此，中国也要记得华盛顿的警告，对这种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

防美之心不可无：“阴谋论”与“陷阱论”的历史命运

中华民族21世纪面向世界的第一战略问题是面向美国，中国最需要合作的对象是美国，最需要警惕的对象也是美国。

美国，是一个对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的国家，也是一个善于使用阴谋诡计、设置战略陷阱的国家。美国就曾经用军备竞赛的战略陷阱对付苏联。美国是冷战的老手，具有浓厚的冷战传统和冷战情结。冷战，实际上就是陷阱之战，阴谋之战，诡计之战。对中国来说，防美之心不可无。

美国对付中国，可以设置陷阱的地方不少。它可以设置政治陷阱，向中国出口和投资大*，让中国乱起来；它可以设置经济陷阱，搞金融危机、金融战争，卷走中国人民辛勤劳作又舍不得花的血汗钱；它可以搞军事陷阱，在中国周边的某个热点地区，创造条件让中国打个败仗；它可以设置外交陷阱，挑唆关系，制造矛盾，形成某个对付中国的联盟。2007年1月，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部主任马克？伦纳德认为，2020年是21世纪的分水岭，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全球政治将由单极政治向多极政治转变。美国实行的所谓“势力均衡”政策有两个纬度：维持美国的一超地位；在每个地区都通过支持*政权的方式维持该地区的均势。比如在欧洲，美国把欧盟当作平衡和遏制俄罗斯的力量；在亚洲，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结盟，以遏制中国。一位国际人士认为：中国软实力的最重要成就是北京能够防止形成在战略上遏制其崛起的任何国际联盟。今后的世界，不会有“反美联盟”。但是，今后的世界，是不是一定就没有“反华联盟”呢？

人类文化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进步的过程，既是漫长的过程，也是曲折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丧失了对于外国势力阴谋诡计的警惕之心，必然吃大亏。所以，对于“阴谋论”、“陷阱论”的批判，还是要手下留情。精英分子更不能用“非阴谋论”甚至“天使论”的幻想去麻醉大众。

记住华盛顿的忠告：为对付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一个自由的民族应当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中国应始终高举“合作论”、“友好论”、“伙伴论”大旗，在国际社会凝聚更多的共识；但中国也决不能不听到“遏制论”、“阴谋论”、“陷阱论”的警钟，要对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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