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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美国的“选敌”标准

美国选定敌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但主要看两点。

1．　意识形态标准。对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能够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以使人相信的威胁。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哪一个国家可能是这样的敌人。

美国在对德国、日本、苏联的定性上，都坚持了意识形态标准。20世纪美国对德国、日本、苏联的战争和冷战，一个基本的根据就是认为这三个对手都是反对美国信念的主要原则的国家，由于它们反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以它们是美国的“敌人”。而这在美国民众中几乎也成为共识。194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忠于美国吗？回答“是”的人占5％，而回答“否”的人占87％。1989年底，有47％的人说，他们宁愿投入一场全面核战争，也不愿意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按照价值观的不同来划分敌我，虽然在一些政治家中也出现过松动，甚至在冷战时期就出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议论，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对这一标准的坚持。在特定时期和情况下出现的超越意识形态的议论，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要的一种实用主义和权术的表现。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有的美国决策者就认为传统的是非标准应该检讨，尼克松说：“今天，‘主义’已经失去活力……我们的目标是要清除掉外交政策中所有敏感的、情绪化的东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在特定的条件和形势下，可能会有共同的目标，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可能是彼此敌对的。”基辛格也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将依据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意识形态来判别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力量标准。就是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发展速度快、最有实力和潜力、有趋势挑战美国的国家找出来，作为美国的敌人来对付。这样的国家，就是那些新崛起的国家。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崛起者就是竞争者、挑战者、敌对者。冷战末期及冷战后，日本曾经成为美国“对手”名单上的首选对象。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写了几十本著作以及上百篇立论严谨的文章，试述即将到来的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但是后来由于日本经济失去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便从潜在的敌人名单里把日本排除出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所1997年的报告认为，“潜在的地区对手，现在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具有这一条件，印度在今后10年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地区军事强权。”后来，美国又一度回过头来把俄罗斯当做主要敌人候选者，但是转念一想，俄罗斯虽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是因为它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国内动荡不定，社会结构七零八落”，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主编哈里斯的话说，俄罗斯“只不过是个受伤的野兽，是一个正在为成为*国家而努力的前超级大国”，在短期内对美国不会构成威胁。1997年以后，美国选来选去，最终还是锁定中国，把中国看做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向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提出挑战，美国“必须以敌对态度同中国交往”，否则就等于“绥靖”、“姑息”。

第六章（10）

按照美国“选敌”的标准，中国是绝对符合条件的“敌人”。由于中国既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不同，又是大国崛起中最有潜力的一个国家，因此在美国“选敌”的政治游戏中，在美国选敌的花名册上，就只能高居榜首、稳居一号了。

亨廷顿为“孤独的美国”悲哀

美国的“选敌”思维和“造敌”思维，使自己“全球树敌”，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亨廷顿指出：美国官员“赞美美国是仁慈的霸主”，把美国标榜为“第一个非帝国主义式的超级大国”。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无赖超级大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国领导人一贯声称它是代表‘国际社会’的。可是他们心目中代表着哪些国家呢？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还是*世界？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是非洲？拉美？法国？而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又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所在社会的代表呢？在大多数问题上，美国所代表的社会，充其量也只是它那些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兄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许多问题上，代表德国和一些欧洲的*小国；在中东问题上有以色列；在实施联合国决议方面有盟友日本。这虽然都是一些重要的国家，但是它们远远够不上全球性的国际社会。”“通过一个又一个问题，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处于孤立的境地，同党寥寥无几，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形成对立。……那些视自身利益与美国利益相辅相成的国家越来越少。这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成员国的核心构成中是这样。在冷战最初的10年间，格局是4：1，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四个国家联合对付苏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后，格局变成了3：1，中国处于一个游移的中间位置。而现在却变成了2：1：2，形成了美国和英国两国对中国和俄国两国，而法国则处于中间位置的局面。”“在1997年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报告指出，至少有拥有世界人口23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穆斯林以及非洲国家——都把美国看做是它们社会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外来威胁。……日本公众在1997年曾经把美国列为仅仅次于朝鲜的第二大威胁。”

善于制造“伟大敌人”的美国，已成为一个孤独的美国，悲哀的美国。美国的伟大，已经不能通过制造伟大的敌人来实现和保持了。

“中美联盟”：出现在美国的新思维

美国不能靠“树敌”保持霸权，而是要靠“交友”推动国家发展，这是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认识。美国有识之士甚至提出“中美联盟”的设想。

2006年6月26日，美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托马斯？巴尼特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演讲上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美中战略联盟”，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想。

托马斯？巴尼特说：“美中建立联盟关系，对双方有益。”“现在的美国正如同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一样，在看待当今中国崛起问题上，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是像20世纪初英国看美国一样，将之视为上升的强国，并且平静地予以接受；还是将其视为上个世纪的德国，即全球战争的根源。通过和美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英国最大限度地保存并且发展了自身的国力。”“美国已经处于经济逐渐衰弱的时期，尽管其军事实力依然强大。如果美国要用军事实力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就应该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盟。这种战略联盟关系将对中国十分有利，所以中国也应该支持建立这样的联盟。”“但是五角大楼不会赞成建立中美战略联盟，因为他们需要将中国作为美国保持强大军力的借口。在‘9？11事件’后的3年中，五角大楼对中国的关注减小了。因为在这期间，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但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问题又被摆到了桌面上。实际上这是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争夺国防预算而采取的策略。因此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更需要中国这一假想敌。”

第六章（11）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极为重要。只要中美携手，谁也破坏不了全球化进程，但如中美发生战事，全球化一天之内就会遭到重创。美国将能够在中美战事中保住自己在全球化的生存权，但是中国却不会。我认为，现在中国和美国两国领导人都还没有预见到中国和美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已经属于不可避免。我给美国领导人的忠告是：中国的第五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将会完全不同。第四代领导人受*影响待在国内，但是第五代领导人将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的留美学生中产生。我的建议是，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将会更加富有智慧，更了解全球化，对美国也更友好。因此，美国领导人必须变得更加高明才能够与中国合作。”“布什本人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他的外交政策主要源于老布什政府的外交谋士和共和党的外交遗产。这就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局限于冷战思维，死死认定中国是美国的威胁。”“我之所以对中国和美国建立战略联盟感到乐观，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将更新换代。我可以说，中国现在所经历的变化是美国125年来发生变化的缩影。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非常相似。中国的太空计划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计划有相似性。中国股市的繁荣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扩张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基本相仿。在体育方面，中国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很相似。中国现在的电影业让我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中国发生的一些劳资冲突和农民等问题也和美国‘劳联’当年面临的情况相似。因此从方方面面来观察中国，就会发现它和美国125年以来的历史非常相似。”

托马斯？巴尼特认为“不应夸大中国的威胁”。“到2020年，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生活。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实际上，中国在变得非常富强并且对美国构成威胁之前就已经变得‘衰老’了。中国的人口在2036年时将有20％在65岁以上。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从10％增加到20％用了60年时间，但是中国只用了19年。不会有哪个国家在未来30年中有如此快的老龄化速度。”“在未来20年中，中国也是可能挑战美国的潜在国家。中国对世界带来的希望或威胁大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以，我希望美国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盟，并且应该力争尽快就此达成协议。因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美国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盟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

托马斯？巴尼特指出：“美中建立战略联盟的条件”，“我们很清楚中国与美国建立战略联盟的开价是什么。美国首先要取消无条件保卫台湾的承诺。这种承诺十分危险，它有可能使台北把中美两国拖入到战争之中。让台湾掌握美国未来的命运是极不明智的。英国早在1997年就把香港归还了中国。中国现在的许多贸易条款都来自香港。香港对中国大陆的改变大于大陆对香港的改变。”“目前美国不决定同中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是极不明智的。”

建立中美联盟为什么是可能甚至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在变化。托马斯？巴尼特认为：“美国关注世界的新视角”，“在20世纪，美国是以下述角度观察世界的。当时，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同美国相似，那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的朋友。美国是*国家，法国是*国家，自然两国就是朋友。同样，美国人也认为，如果美国与一个国家在政治上不一致，那二者就是敌人。这种做法在冷战时期是行得通的，因为当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是截然分开的。但是现在美国社会在敌友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持新观点的主要是‘婴儿潮’的下一代，也就是80年代出生的，他们是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的子女。这是美国历史上人口最多的一代，总人口达到8300万。他们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对于友谊的概念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他们对于友谊的观点更多是出于经济因素而不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未来美国人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最好盟友就是经济上同美国密切相关的国家。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比美国更资本主义的是中国。……我预测，未来中国与美国关系将比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密切。”

第六章（12）

不管托马斯？巴尼特提出的“美中建立战略联盟”设想，在美国主流社会有多大的支持度，在现实中有多大可行性，毕竟是从美国社会发出的一种开创性的呼声，是美国战略界思想解放的一个积极表现。

华盛顿听说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十分惊讶

在1830年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几乎从来没有出版过有关东亚方面的书籍。即使是在19世纪80年代也为数不多。只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美国在这方面的出版物才开始增多。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美国关于中国出版物才开始超过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的中国观，实际上是欧洲人的中国观。

在中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4天，有一位美国人以“美国人的无知和东方语文”为题，感慨地指出：“中国，一个奇迹般地觉醒的国家，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在美国报纸的编辑部，竟然找不到一个精通它语言的人，也没有什么人和这个国家打过交道，具备第一手知识，了解这个伟大民族人民的想法，只能依赖上海和香港刊物有关这方面的报道，真是荒唐滑稽。”

华盛顿在1785年，知道中国人不是白种人以后，感到十分惊讶。美国从1902年才开始研究中国。1863年时，美国驻华8个领事馆中只有3名翻译。

加强文明的沟通，有助于化解文明的冲突。误解，可以出敌人；交流和理解，能够出朋友。美国人需要有正确的“中国观”，中国人也需要有正确的“美国观”。在中国和美国培养知中知美的政治家，有助于建设健康友好的中美关系。

柳宗元的《敌戒》与美国人的“敌癖”

一个国家由于有敌人的存在，会使这个国家保持警惕，富有朝气。而敌人消失，没有了对手和警钟，没有了竞争和挑战，反而容易懈怠松弛，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中国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曾经作《敌戒》一文，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道理。

敌戒（原文）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

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猛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

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之今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秪益为瘉。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如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做戒诗，思者无咎。

敌戒（译文）

人人都知道敌人有作为自己仇敌的一面，却不一定懂得对自己还有有益的一面；人人都知道敌人对自己有危害的一面，却不一定懂得对自己还有有利的一面。

秦国有六国为敌，因此能够兢兢业业，使国家强盛起来；六国已经除灭之后，秦朝骄傲自得，不久就灭亡了。晋国军队大败楚军于鄢陵，晋国大夫范文子感到忧虑。晋厉公不考虑范文子应知戒惕的意见，越发骄横，搞得全国上下冤声沸腾，最后被人杀死。鲁国大夫孟孙速憎恨大夫臧孙纥，孟孙速死后，臧孙纥感到忧虑；臧孙纥去孟孙速家里吊丧，哭得很悲伤，说孟孙速憎恶我，这就好像是能够帮助我治病的良药，现在孟孙速死了，没有了药物，我也活不长了。

明智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最终还可能遇到危害；何况当今某些人根本不去思量这个道理呢！敌人存在就害怕，敌人没了就得意忘形，解除戒备，自满自足，这恰恰会造成更大的祸患。敌人存在，能够提高自己的警惕，可以免除祸患；敌人不存在了，思想懈怠，反而会招致错误。能够懂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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