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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悖论

1975年3月，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应邀前往智利会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这位皮诺切特在18个月前推翻了通过*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尽管弗里德曼此行遭到了美国媒体的抨击，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支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奔赴智利是为了游说皮诺切特政府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道路，以修正智利在*政府多年领导下发展形成的经济规则和国家福利政策，并打开国门，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弗里德曼在智利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反复强调了他长期信奉的理论，即自由市场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可持续的*的必要前提。皮诺切特采纳了弗里德曼实行自由市场的建议，但他的*统治又延续了15年。时至2006年下半年，这两人在几周内相继离世。

在全世界，美国被视为资本主义与*制度共同发展的最佳典范。但是在弗里德曼访问智利之后，资本主义与*制度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而*却被削弱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美国经济经历了3次衰退，但仍然保持着高速发展。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新产品，供消费者选择：个人电脑、iPod、抗抑郁症药品、混合动力车……同时，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尽管医疗费用有所提高，但受益于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现在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20世纪50年代延长了15年左右。

公司的运作也更高效了，股票市场涨幅惊人。1975年，道琼斯工业指数一直徘徊在600点左右，多年来没有太大增长，但到了2006年下半年，该指数已冲到12000点。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通货膨胀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其他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就。东欧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欧洲，俄罗斯也逐渐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

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代表着胜利。

一些观察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伴随这些成就而来的是收入与财富不均的扩大，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失业风险增加、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严格来讲，这些并非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资本主义的职责在于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至于蛋糕如何分配以及蛋糕是否包括电脑这样的私人商品或者“干净的空气”这样的公共商品等，则应该由全社会来决定。而这正是我们赋予*制度的职责。

*，不仅仅意味着自主与公平的选举。在我看来，*是一种为了完成只有通过公民与公民联合起来才能成就的事业而形成的制度，这项制度决定了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当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极端地说，平均分配蛋糕的规则会压制个人储蓄、投资与创新的意愿，而另外一种规则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权衡其间的利弊，或者帮助我们同时实现发展与公平，以及我们共同期盼的其他目标。

然而，*要想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很艰难。在不平等日益扩大的今天，美国曾经采取的各种缓和矛盾的措施——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度、良好的公共学校、能够争取更高工资的工会——纷纷失效。突然失去工作或收入的风险加大了，社会安全网络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医疗保险。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似乎也难以承担我们应当承担的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同时，许多美国人都在为当代文化的粗俗、小镇主街及其周边社区的消失而感到忧心忡忡。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甚至无法清楚地显示出人们必将为此付出的代价。

面对个体消费者的需求，资本主义的回应越来越快；而对于公民整体的需求，*制度却变得越来越迟钝。调查研究显示，人们的无力感日渐攀升。1964年，仅有36％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官员并不关心我这样的人。”但到了2000年，超过60％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在1964年，大约有23的美国人相信政府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仅有29％的人认为政府“由少数利益集团操纵，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在2000年，这个比例几乎完全颠倒了过来。仅有35％的人认为政府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而超过60％的人认为政府为几个大利益集团所操纵。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得如此强盛而*制度却如此衰弱呢？这两种趋势是相互关联的吗？如果可以，为了强化*，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为了弄清过去几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更恰当地发挥*的作用，我们需要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仔细研究。这正是我在下面的章节中所要探讨的。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1）

从1945年到1975年，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制度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和谐共处，将一种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制度与一种备受推崇的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在那段时间里，美国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收入平等（自从有了衡量标准以来）。美国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待遇优厚的工作岗位，数量之多可谓空前绝后，同时还为更多的人带来了更多的经济保障。这大概并非巧合，在那个时期，美国人对*制度和政府怀有高度的信任，而在随后的这些年，这种信任大幅下跌。这种卓越的成功和辉煌的前景把美国制度的道德权威推向了全世界。它与苏联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成为实现政治自由和中产阶级富足的典范。

当时的美国经济建立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之上。大规模生产之所以获利丰厚，是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有足够的钱去购买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中产阶级之所以如此富足，则是因为大规模生产所创造出来的利润在巨型公司及其供应商、零售商和员工之间进行了分配。在利润分配的谈判中，这些组织的力量通过政府行为被提升和增强了。美国大约有13的员工隶属于工会组织。通过行业规则（铁路、电话、公共设施和能源供应等行业）和补贴（物价补贴、高速公路、联邦贷款等），全国的农民、退伍军人、小镇主街、小公司都能均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样，*制度有效地制约了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经济力量，同时将其创造的利润广泛地分配到全社会。

但是那个年代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女性和少数民族仍在为争取政治平等和经济发展机会而抗争；在农村和黑人聚居区里生活着大批穷人；对外政策的制定表面上是为了防御苏联威胁，实际上，多半是为了迎合美国大公司对廉价国外资源的需求，例如，香蕉、锡和石油等；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起的*产主义政治*期间，公民自由受到了威胁；那段时间，美国人的生活大多单调、古板、死气沉沉。然而，尽管有这些缺陷，*资本主义看上去仍然运转良好，并且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了解那个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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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始于19世纪末，美国的大公司为*制度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挑战。各大公司一方面为国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血汗工厂、童工和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有的大公司垄断了整个行业。这些巨型公司空前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它们在政治上不负责任。为应对这一切，美国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这一切始于那些显赫人物，他们的足迹至今依然清晰可见。银行家之子J。　P。　摩根曾经为铁路销售股票，建立了一家巨型铁路公司，成了一位富有的金融家（摩根的家族企业最终发展为今天的摩根士丹利）；安德鲁·卡内基从一名电话公司的职员成长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继而成立了钢铁巨头（卡内基钢铁公司），拥有巨额财富；约翰·D。　洛克菲勒最初在克利夫兰做簿记员，1862年，他买下自己的第一家石油公司，到19世纪90年代，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已垄断了石油市场（即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前身），此后又进军煤炭、钢铁、航运、铜矿和银行业（即现在的大通曼哈顿公司）；此外，还有后来的亨利·福特等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2）

以上这些名人和其他一些同样杰出的人物一起，汇聚成一股新的发明创造的浪潮，蒸汽机、火车机车、电报机、发电机、内燃机以及内部零件可更换的钢铁机器纷纷涌现。这些现代化设施使各种商品得以大批量地生产和运输。成本分摊到大量的产品上，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宝洁公司设计出了一种新机器，用于大规模生产象牙肥皂。戴蒙德火柴公司使用了一种机器，可以一次性制造和包装数十亿根火柴。1881年发明的香烟制造机产量更是惊人，只要15台机器的产量就可以满足全美一年的香烟需求量。标准石油公司、美国制糖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等一批知名公司借助巨型熔炉、旋转离心机、转换器以及轧制和精整设备将生产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生产力大获提升。在19世纪早期，美国普通员工的生产力平均每年仅能提高个百分点（在播种和收割庄稼、伐木、渔业或者手工业领域），而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普通员工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已达到此前的6倍。与此同时，产量也激增，铁的产量在短短几年内翻了一番，钢产量则增长了20倍。铁路和电报网络相继铺开。快捷、正规而可靠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将全美各地的原材料送进工厂，然后又将制成品运送到各地的批发商和零售商手中。

如此大规模的经济革命势必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1873年，由于消费品的供给量远远大于需求量，从而引发了撼动欧洲大部分国家和美国本土的经济大萧条。1893年夏季，美国爆发了另一波经济大萧条，成千上万的农民陷入赤贫，银行纷纷倒闭，全美有超过14的缺乏一技之长的城市劳动力失业。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行将就木。众多深陷于东方国家银行债务的西方民粹主义者要求用白银代替黄金充当通货。因为白银储量远高于黄金，这样将引发通货膨胀，从而缩减负债。大西洋两岸的制造商都希望能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自己免受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威胁（只有英国例外，作为自由贸易的主要受益者，拥有先进技术的英国制造商拒绝提高本国关税，导致了德国与美国的“经济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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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资本主义似乎一路高奏凯歌。但是它带来的社会问题——脏乱的城市环境、员工微薄的工资和超长的劳动时间、童工、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小城市和小镇主街的衰落——让许多人为之苦恼。*制度似乎无力应对。巨型公司的规模与其重要的经济地位使它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可以漠视公众的所有要求。面对庞大的工业资本主义规模，美国的*制度不知如何应对。*概念是在托马斯·杰斐逊设想中的社区——城镇、乡村和小城市中，那里的普通人（指的都是白人男性）具有一定投票权——而不是在今天这种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在这种环境下，选民根本无力影响这些工业巨人。

这些业界的领袖并不热心公益事业，仅有少数人设立了知名慈善机构，比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而绝大多数人还是认同威廉·H。　范德比尔特的观点。当《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询问他是否会为了公众的利益继续运营从纽约到纽黑文的铁路线时，这位铁路大亨的回答流传至今：“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接着，范德比尔特为这位记者上了一堂关于资本主义的简短课程：“我绝不会相信这种为了他人而非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愚蠢说法，因为我们不会这样做。运营铁路不能感情用事，必须遵守商业原则，没有免费的午餐。”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3）

铁路业以及美国其他工业的行业巨头的确是为赢利而存在的。只有当丰厚的利润诱使企业主投入更多的资金、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时，公众才有可能受益。但是范德比尔特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因为拥有巨大规模，以及他们那些企业家为了实现这种规模所运用的无情策略，这些公司才占领了各自的市场。它们的策略就是赢得所有竞争，这使他们有权向公众索要高价、为所欲为。一言以蔽之，他们就是不负责任。

公众震惊了，因为这些大公司的不负责任似乎与*原则完全相悖。这一争议成了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政治议题。泰迪·罗斯福谴责这些巨型公司为“拥有财富的恶人”。伍德罗·威尔逊也严正谴责了这些公司。在191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大声疾呼：“美国政府的主人是美国资本家和制造商的联盟。当前的美国政府不过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养子。”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1936年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把国家的经济困境归咎于巨型企业中高高在上的“经济保皇派”，认为正是他们在操控价格、阻碍竞争。

凡是资本主义盛行之处，都会出现公司的责任问题，这在大部分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施穆勒在其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文章中写道：“在所有国家中，现代工业化趋势为两种相互冲突的浪潮所左右，一种是把人从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时代的禁锢和礼教中解放出来；另一种则是或多或少地在垄断基础上融合。”

使资本主义服务于大众，这是一个挑战。欧洲和俄罗斯有一些设想。一种是将垄断寡头和最大的企业收归国有——称做社会主义；另一种更为激进的答案是实行共产主义——用卡尔·*的话说就是“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第三种设想是把大型企业转变为政府的延伸，并将政府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其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

美国曾经在短期内不甚严肃地考虑过社会主义，但那种玩笑似的做法从未实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最高点，美国的社会党在340个城镇中拥有10万名党员和1200位领导人。尽管其规模仍然远远小于*党或共和党，但已足够引起全国民众的关注了。约有50万人订阅社会党的报纸。1914年，社会主义的最大要塞位于俄克拉何马州，那里有万名缴纳党费的党员，民选办公室中有100多名党员。然而这场运动还是失败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看起来太过模糊；其国际主义理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社会主义模式严重地威胁到美国式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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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大繁荣将人们对于*与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能否共存的残存疑虑一扫而光，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曾参与策划新政的戴维·利连撒尔在1953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商业：一个崭新时代》中，热情洋溢地赞颂了美国的巨型公司：“我们的生产与分配优势，以及经济方面的累累硕果，都得益于这些巨人。”据《财富》杂志报道，一项1953年所做的民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同大公司。文章以惯有的激情收笔：“巨型的公众持股公司……已经成为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现象。公司的巨大规模作为经济整体的一部分日益被人们接受。无论在理论上受到何种攻击，巨型公司都经受住了为社会提供商品的考验。”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4）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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