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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４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100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相爱何难（6）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1973年4月的那几个星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冠华的结合虽然还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对。当时冠华希望耐心和时间会取得他们的理解，可惜没有能实现。其实，子女反对父母再婚在中国不论在老百姓家庭，还是在高级干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屡见不鲜的事。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９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扬扬几乎传遍京城。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后来冠华和我身陷逆境时，多年前的家庭纠纷一夜之间又被人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儿子反对父亲结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错误”，因此那次为经济利益的搬家也变成了大义凛然，断然离家而去，划清界线了。没有人去认真地查实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冠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政治界线可划呢？这一切现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华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于她不带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员。

1973年春天，我和冠华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迅速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我和冠华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会给我们以新的动力，为这蓬勃发展的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父亲长逝

但是，就在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我们袭来。它也许是酝酿有时的，但对我和冠华来说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总理，但冠华是属部内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此时，命运似乎为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６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上午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我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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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爱何难（7）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冠华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承认：“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冠华默默地看着我，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我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我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后来，冠华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关怀，怎么能不接受呢？我说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报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父亲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月2日启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耗。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此时，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挂上冠华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同志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父亲后事。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我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放下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给我宁静和梦幻。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舐犊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只要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确对待父亲，他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唯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1972年，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住你。你的三个哥哥中，二哥你没有见过，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聪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们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边，但他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事。章眉从小随她母亲去了香港，我也顾不上。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以后你大哥，你眉妹还要你照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相爱何难（8）

清晨，冠华又来电话，问我睡一点觉没有。我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来。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还要去学校把妞妞接回来。我说我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四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沉得厉害。我想父亲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什么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后来，他告诉我，50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来父亲又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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