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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il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大门，撇开了上帝的戒律，面临一头扎进无秩序状态的风险。让那乌鸦闭嘴！

我想他们对自己的人类伙伴应该更有信心，并感激于他们何等惊人的敏锐和机灵，被自然和文化装备得何等精良，从而能够构造和参与到经良好设计的社会安排之中，正是这些安排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所有人的自由。这样的安排远远不是无秩序的，而是——也必须是——经过精巧调整而在保护和活动余地之间取得了稳定的平衡。如果我们无法取得普适性（智人的沙文主义词汇，指在该物种范围内得到承认），我们或许至少能够渴望艾伦吉巴德所称的“适用于最广阔教区的教区制度”（吉巴德，1990，p。315）。

但或许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普适性。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做到了。哲学家的问题是要设法完成从“是”到“应该”的转变——或者更精确的说，要说明我们可能如何超越特定习俗或政策已经拥有广泛社会支持这一“纯粹历史”事实，而到达赢得所有理性主体同意的规范。这一行动已经有了为人所知的成功实例。自举在过去已经起了作用，它同样可以在此时起作用。我们不需要一个天钩。

考虑画直线这个奇特问题。一条真正的直线。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使用直尺。但我们从哪里弄到直尺的？数个世纪中我们不断改良我们的技术，以便做出越来越直的所谓直尺，让它们在受监控的试验和相互矫正中互相竞争，由此不断提高精确度门槛。我们现在有了在其整个长度上精度在百万分之一英寸以内的大型机器，我们也能毫无困难地利用当前的制高点去领会实践上不可企及但很容易想象的真正直尺规范。

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活动，我们发现了这一规范——或者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永恒的柏拉图直线形式（PlatonicFormoftheStraight）。我们也发现了算术，还有其他许多永恒的绝对真理系统。如吉巴德所言，我们可能不会在对伦理系统的探索中发现相似的极限点，但一旦我们具备自由社会所需要的理想条件，在其中自由探索可以发生，那我就看不到先验的理由去排除这样的前景。

这些人类发现——抑或它们是发明？——中所隐含的规范性，本身就是遗传和文化进化过程的果实之一，该过程将我们设计成了现在的样子，它利用了数十亿机缘偶得的碰撞并放大了它们，如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所称，是一部“凝固机遇”的历史，机遇被凝固在了我们的当前状态之中。我们历时数千年的模因工程的社会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它没有可用来撬动世界的阿基米德杠杆，但它或许可以对改进我们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理解有所帮助。

如我们所见，发现真相所必需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是更为广阔的政治或公民自由理念的一个先导，一个显然容易散布的模因。它远比狂热更具有传染性，谢天谢地。真相已广为流传，再也藏不回去。愚民政策从长期看没有取胜的可能。你很难消除教育对人们的影响。随着通信技术让领袖们对其人民屏蔽外部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现实让教育是任何父母在孩子身上所能做的最重要投资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自由闸门将在全世界各地打开，伴随着骚动的效果。

流行文化的所有糟粕，堆积在自由社会各角落里的所有渣滓，将连同现代教育、妇女平等权利、更好的医疗服务、工人权利、民主观念和对别种文化的开放性等等珍宝，一起泛滥于这些相对原始的地区。正如前苏联的经历再清楚不过地显示的，资本主义和高科技的最糟糕的那些特性，是这场模因种群爆炸中表现最健壮的复制子之一，因而存在着大量仇外情绪、卢德主义（Luddism）和守旧的原教旨主义的“清洁”诱惑滋长的沃土。

正如贾瑞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枪炮、细菌和钢铁》（1997）中说明的，是欧洲人携带的细菌把西半球人口带到了灭绝边缘，因为那里的人们缺乏让他们对这些细菌产生耐受力的历史。在下一个世纪中，将是我们的模因，既像补药又像毒药，将肆虐整个尚未准备好的世界。不能假定其他人也拥有我们对过度自由的耐受力，也不能简单地把这能力当做另一种商品出口给他们。

任何人类都具有实际上无限的受教育能力，这给了我们成功的希望，但设计和实施驱除灾祸所必需的文化免疫接种，同时尊重那些需要接种者的权利，将是一件极为复杂的急迫任务，不仅需要更好的社会科学，也需要敏感性、想象力和勇气。公共卫生领域扩展到包括文化健康，将是本世纪最大的挑战。＇前面两段取自丹内特（1999B）。＇

第38节，人类自由是脆弱的

人类自由是脆弱的

鲸徜徉于大洋，鸟翱翔于高空，而根据一个古老笑话，体重500磅的大猩猩可以坐在任何它想坐的地方，但这些造物中没有一个拥有人类所拥有的那种自由。人类自由不是个幻觉，它是一种客观现象，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学状况，而且仅见于一个物种：我们。人类主体的自主性与其他自然装置的区别，不仅从人类中心视角是可见的，从可采取的最客观诸立场（此处的复数形式很重要）也是可见的。

人类自由是真实的——就像语言、音乐和货币一样真实——因而可以从一个严肃的科学立场出发加以客观研究。但也像语言、音乐、货币和其他社会产物一样，其持久性受到我们对其所持信念的影响。所以并不奇怪，我们冷静研究它的企图，会被对我们会笨拙地杀死显微镜下标本的焦虑所扭曲。

人类自由比这个物种更年轻。其最重要的一些特性只有几千年历史——进化史上的一眨眼——但在这一短短时间里，它已经以和诸如富氧大气层的形成和多细胞生命的创造那样的伟大生物转变同样显著的方式改造了这颗星球。

自由必须和生物圈的所有其他特性一样进化出来，今天它仍在继续进化。在世界的一些幸福部分，自由如今是真实的，那些热爱它的人对它的热爱是明智的，但它远非不可避免，远非普遍。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由如何产生，我们便能更好地将它保留到未来，保护它免受它许多天敌的伤害。

我们的大脑是由自然选择所设计的，而我们大脑的全部产物也同样是被设计的，在一个短暂得多的时间跨度上，由一个并未豁免于可辨认因果关系的物理过程所设计。那么，我们的发明，我们的决定，我们的罪行与胜利，如何可能不同于美丽但无关道德的蜘蛛网？一个作为和解礼物而带着爱心制作的苹果派，与一个由进化过程“巧妙”设计来吸引食果动物为获取一些果糖而散布其种子的苹果，如何可能在道德上有任何不同？

如果这些只是被当做反问句对待，暗示着只有一个奇迹才能将我们的创造物与物质机制的盲目而无意图创造物区分开来，我们就会继续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传统问题上绕圈，继续陷在难解奥秘的漩涡之中。人类行动——爱与创造力的行动，也是罪恶与罪过的行动——距离那些原子事件（无论会不会随机转向）实在太过遥远，以至我们无法一看便知如何将它们归入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框架。

数千年来，哲学家曾试图通过大胆一跃（或两跃）跨过这一鸿沟，要么将科学放回它自己的位置，要么将人类自尊放回它自己的位置——或者宣称（正确但缺乏说服力地）非兼容主义只是表面的，但并未深入细节。通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勾勒一条可将我们从无意义原子一路带到自由选择行动的非神秘路径，我们为想象力开启了线索。自由意志与科学（无论是决定论的还是非决定论的——这不会带来差别）的兼容性，并非如它一度看上去那么难以令人信服。

本书所考察的主题不只是学术难题、趣味盎然的待解概念谜语或尚未被优秀理论所把握的奇特现象。许多人视之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人们的恐惧倾向于放大不同分析意图所传达的含义，并扭曲争议，而将其变成或好或坏的生硬宣传工具。

“自由”一词所引起的情绪共鸣，如同“上帝”一样，总是会吸引一群虔诚信徒，急切地扑向任何错误举动、任何威胁、任何让步。结果是，传统往往可以坐享免费安乐窝，或差不多这样。人们倾向于认为，作为一种策略性智慧，传统所采纳的教条最好留着别去细究，即便这么做是可能的，因为那只会是在捅马蜂窝。于是传统思想便继续存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挑战，并随时光流逝而罩上了一件珠光宝气的貌似无懈可击的虚假外衣。

第39节，

在许多其他思想家的帮助之下，我已尝试说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将这些神圣庄严但又脆弱不堪的传统替换成一个更自然主义的基础。放弃诸如设想中决定论与自由相冲突这样得到尊重的规诫，放弃将奇迹般运行的自我或灵魂当做责任所止之处而带来的虚假安全，确实有点让人心惊胆战。哲学分析本身不足以在我们的思想中促成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即便它在根本上是正确的，而这本由哲学家写的书最基本的特征，是由非哲学家们的工作给它注入的卓越性。

在我看来，哲学家作为哲学家，除非认真关注了像丹尼尔魏格纳和乔治安斯利这样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弗兰克这样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贾瑞德戴蒙德、爱德华O威尔逊和大卫斯隆威尔逊这样的生物学家，以及其他其观念在本书中扮演了突出角色的学者，便不能自称在自己的主题上履行了他们的专业职责。b米b花b书b库b ；www。7mihua。com

当然，我不是持有这一观点的唯一哲学家。像乔恩埃尔斯特（JonElster）、艾伦吉巴德、菲利普金切尔（PhilipKitcher）、亚历山大罗森伯格（AlexanderRosenberg）、唐罗斯、布赖恩史盖姆斯、金斯特林和艾略特索布尔这样的杰出哲学家，在阐明科学和哲学问题的过程中，在挖掘这些哲学矿藏的丰富来源方面，比我走得更远。

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我不仅是将注意力挥霍在了非哲学家的观念上，我还忽略了不少很有声望的哲学家的观念，绕开了一些在我自己学科中激烈的争议，没有过多提及。对这些辩论的主体们，我还欠一个解释。有人很可能会问，用来演示他们精心构造的分析之靠不住的我的反驳、我的证据、我的哲学论证，又在哪里？我给出了少许：比如奥斯丁的推杆、凯恩的实践理性机能和迈乐的自主性，都得到了哲学家们通常会期望的那种详尽分析。

至于其他的，我决定将举证责任推给他们。开展一项哲学争论需要一定数量的共同背景假设，而我确信——不是证明了——我的通俗故事和观察对他们的一些起始假设（enablingassumptions）提出了挑战，让他们的争论变得可有可无，尽管这些争论对那些卷入其中的人很有趣。

我原本可以确切地说出如何与为何是这样，但那要花去上百页或更多密密麻麻的文本注释和论证，最终将其判定为虚假警报，一个需要避开的扫兴结局。对我来说这是个冒险决定，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演示，我糟糕地低估了他们共同前提假定的不可避免性，但这是个我打算去冒的风险。

我在本书中的目标是要演示，如果我们接受达尔文“奇怪的推理倒置”，我们便可在道德与意义、伦理与自由的问题上建立起最好最深刻的人类思想。进化视角远非这些传统探索的敌人，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我并未寻求用某个达尔文主义替代品去取代卷帙浩繁的伦理学成果，而是要将这些成果置于一个配得上它的基础之上：一个有关我们在自然中位置的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且有望统一的图景。

认识到我们作为会反思、会交流的动物之独一性，不需要任何在达尔文面前挑衅地挥舞拳头的人类“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或者避开从清晰连贯且扎根于经验的思想体系中所收获的洞见。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自由何以比其他生物更多，并看到这一提升了的能力如何带来了道德含义：贵族义务（noblesseoblige）。我们处于决定接下去做什么的最佳地位，因为我们拥有最广阔的知识和相应的观察未来的最佳视角。等待着我们星球的将是个什么样的未来，取决于共同商议说理的我们所有人。

第40节，

对来源与进一步阅读的说明

罗伯特凯恩的专题选集《牛津自由意志手册》（2001），收集了近些年该哲学主题上重要作者的一些新撰写的文章，读者借此可以对本书所涉及的主题进行有益的交叉比对。

昆西等人在《暴力犯罪者：风险评估与控制》（1998）中很好地考察了惩罚与累犯这个复杂话题，该书是对累犯预测与处置的一个统计手段高超且视野开阔的概述，并对精神变态者给予了特别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在监禁期间接受了社会敏感性和人际关系训练的精神变态者，获释后更可能实施暴力犯罪：“于是我们推测，患者从强化教程中学到了许多，但变态犯罪者将他们的新技能用在了完全出人意料的用途上”（p。89）。

哲学家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在讨论精神变态者和其他疑难罪犯时通常会援引的起始假设（一些过度简化）。如同往常，哲学家脱离事实基础的苍白想象力，是个过于迟钝的工具，不足以在如此微妙而重要的问题中派得上什么用场。

斯蒂芬怀特的《自我的统一》（1991），特别是第八和第九章，包含了对一些我在这里仅以粗线条描绘的话题的尖锐而详细的分析，其中展开的论证将满足那些怀疑者，特别是对他所提议的反转的必要性与稳妥性的怀疑。我尤其赞赏他对处理这些问题的早期哲学尝试的缺点的分析。

韦恩摩尔（WayneMoore）的《机械精确性的建立》（1970）是一本有关产生了当今（好吧，是1970年代）平直度和精确性标准的自举过程历史的令人着迷的著作。

本书的一些读者觉得缺少一个对人类创造性和创作能力的解释。这是我在2000年向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PhilosophicalAssociation）东部分会所做主席演讲（丹内特，2000B）的主题。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Pettit）在《自由理论：从心理学到政治主体性》（2001）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Nozick）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恒常》（2001）最后一章“伦理学的谱系”里，都对自由意志与政治自由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中说明了文化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组织在维护和增进自由上所扮演的角色。

就在我即将完成本书时，我通过邮件收到了梅林唐纳德（MerlinDonald）的新书《如此罕见的心智：人类意识的进化》（2001）。唐纳德在第一页上就清楚表明了，他将该书设想为一份针对我的《意识的解释》（1991A）和《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5）的解毒剂。然而，唐纳德此书的最后一章“意识的凯旋”完全可以充当本书的最后一章。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和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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