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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因此，在这方面，网络沸腾的舆论声中，我们可以想象到，绝大多数发言者都是怀着非常朴素的正义感来发表言论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民意以朴素的一己之好恶，随着新闻的热炒、事件的升温，渐渐也蒸腾至沸点，往往会灼伤社会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所以，要提倡的是理性民意，而要撇除趋众性的“非理性民意”。

当“郎顾之争”进行到纵深的时候，网络舆论不可谓不盛，但这种一边倒的情境却并不见得会对事情本身有所助益，反而可能由于任意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妨碍了社会评价的公正。

顾雏军向郎咸平提出了诉讼后，郎顾公案成了网络论坛最热的焦点之一。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势头，频频有报刊评论搬出据“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作引证。

笔者当时正在某地调研，在一线市场的摸爬滚打中，公司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竞争对手都会拿来无限的放大，危言耸听，以达到打垮科龙、抢占市场的目的。就如郎顾之争这样的事，经常听到经销商或竞争对手的业务员说你们科龙的老板怎样怎样，科龙也怎样怎样。这种不了解事实真相、却爱大嚼舌头根子的风气，令人非常反感。转念一想，网上的舆论不也一样吗？网络舆论只不过是把现实中的言谈搬到网上而已！在不明真相之前，谁都可以上网发个帖子议论一下，至于责任却不必担当。当时，出于对科龙的热爱，也出于对非理性“民意”的担忧，笔者选择了该地覆盖面最广的某都市报，连续发表短评，评析对郎顾公案中非理性“民意”的担忧。

第一篇《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发表在8月26日：

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

学者郎咸平的质疑，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被涉及的名企成了众矢之的，一些评论者以“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佐证民心向背。

可惜，这样的“民意”并不能说明什么，相反，它恰恰证明了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以法治国”的道路上，无时无刻潜在着的一股汹涌暗流，这种暗流就是非理性“民意”。“民意”加了引号，意思有二：一是这种“民意”的盲目冲动性，完全有悖于“法治”的理性；二是这种“民意”极可能是某有舆论话语权的机构，引满腔热情的群众入毂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产物。

就这一事件而言，被郎点名的这些企业由于关系重大，还不曾全面作出反应。只有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作出了强烈反应——起诉的决定。格林柯尔被总结的“安营扎寨、乘虚而入……”七宗罪，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严谨、充满实证理性的经济学家的口吻，倒给人一种格林柯尔是盗贼的印象，引起官司也在意料之中。郎的言辞也处处激发观众的共鸣，比如称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在威胁他，虽然这仅仅是个人臆想。在这种情形下，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正义的符号，引领舆论走势。

在“民意”这一方，郎完全占了上风。然而，在法治的另一方，事件还只是个开始，毕竟，遭受起诉的郎教授要证实自己的言行确凿，没有言过其实。既然事件未完结，一切有待于司法取证以得出公正判决，就提供给我们两种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意”真的不能说明什么！

紧接着，针对报纸上出现的商榷文章，笔者又写了一篇《“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发表在8月31日的该报上，以为回应：

呼唤理性民意（2）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

贵报8月29日时评版刊登的某先生《法治社会需要民意》一文，对笔者刊登于8月25日时评版的文章《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进行了“驳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阐述一二。

某先生笼统地将笔者意思臆断为“法治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盲目的”。只是笼统的推断，曲解原意，这种非此即彼的推敲法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与笔者原文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笔者并无意把“少数专业人士”与“多数人的意见”割裂开来，否定法治社会中民意的重要性。将民意一词加上引号是特指那些非建设性、非理性的宣泄，以与理性民意相区分。笔者针对的是非理性“民意”。

说到此，先来感受一下何为真正的民意。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后，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身份，就《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从而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古先生所言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也是理性民意的很好体现，通常，陪审团由所在社区的12个普通公民组成，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以达到让公民有秩序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目的。但是，以此典型例子来笼统说明民意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没看到还有披着民意外衣的非理性“民意”！

这种“民意”往往以头脑中的经验值为阐发点，以盲目的冲动、热情示人，对事情的结果不大关心，注重过程的情感宣泄。好比两个人打架，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也有人拉架。同样是关注，民意就像其中的“拉架”，由于建设性、理性，于事态有益；非理性“民意”则好比“看热闹的”，于事态无补，只会留下些喧腾的气息。就前面所举孙志刚案来说，有别于许志永等三博士的，是大堆人耽留于对受害者同情、对收容站人员痛斥的层面，宣泄一下然后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以三博士为代表的理性民意，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再如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也在于把隐身于网络、街巷的具有破坏力的激情民愤重塑为审慎的公民理性。所谓非理性“民意”，正是有悖于法治的理性，无形中成为潜在的一种汹涌暗流，因而需要区分，不宜倡导。

探讨了民意与“民意”的区分后，平心静气的再来看郎顾公案中新浪网的调查何以被归入非理性“民意”中。自学者郎咸平抨击民企始，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诉诸公堂，网站的大量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清一色郎的正面报道，然后在文后设置简单的“您如何看待郎咸平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调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事先为大众设置好了议程，以引网友入毂，此为其一；其二，正如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哪去了》一文所言“对于大众来说，自是不能对格林柯尔的操作进行权威评点，因为我们不懂。”郎所获的近90％的压倒性支持率有多少“不懂”的人的成分呢？结果不言自明。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经济学家已陆续对此公案做出了回应，如8月28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糟糕舆论环境而痛心，他对“民意”的另一番阐述是“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所言极是，毕竟许多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郎顾公案需要的是对国资民企的出路做出建设性、理性的探讨，而非喋喋不休的意气宣泄，唯有如此，才能说是真正的公民意识的觉醒！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为公民的理性思考提供了自己的见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可见持相同意见者不在少数，以下这篇《90％网民等于人民吗》就是一位女性读者响应笔者观点的一篇短评：

90％网民等于人民吗

通读贵报刊登的《法治社会需要民意》文章，笔者认为该文偷换了“人民”与“多数人”这两个概念，导致“民意”被歪曲。

作者认为“人民即多数人，多数人即人民”，而实际上“人民”与“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其有相似的内涵，但是不能用来互相指代。新浪网上90％的网民无疑是该网网民中的多数人，但这90％能代表所有的网民吗？中国的网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90％的网民就等于人民吗？

如果网民投票真的能代表民意的话，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要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只需在网站开辟投票栏，是判三年还是七年，全看投票率的多少就行了，无须法官参照刑法掂量斟酌了，倒大大节省了司法资源。这种逻辑我们能接受吗？

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民意，但是正如李国华先生所倡导的，我们要的是理性民意，而不是那种不问事实就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非理性民意；那样的话，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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