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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1）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此联出自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我很是喜欢。熙宁元年（1068），《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请辞“翰林学士”一职，对宋神宗说：“臣讲读经史，粗有所采，而应对宾客，实非所长。”不佞不敢与温公比，但“讲读经史”的性情却是相近。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祖籍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世称涑水先生。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其父司马池时任光山县令，便以“光”命名。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卒，年六十八，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故后人又称司马温公。司马光一生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被目为“旧党”、“保守党”，此又另当别论。

司马光编撰《通鉴》是花了大心血的，前后总共花去19年时间，这还不包括他写《通志》的时间。治平三年，司马光向宋英宗进呈《通志》八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司马光编撰《通志》的缘起，是鉴于前代史籍太多，一般士子读来已是不易，更何况政务缠身的皇帝，于是立志要编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叙历代王朝兴衰，让本朝皇帝有所借鉴。这个想法得到宋英宗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夏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实”，同时授权他在崇文院组建书局，自己决定人选，允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藏书。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即位，给这部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写了一篇“序”。这个序言后来威力大了去了。绍圣四年（1097），蔡京的哥哥蔡汴授意一个叫林自的人，上书宋哲宗请求将《通鉴》刻板毁去，太常博士陈瓘便祭出神宗的“序”，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敢毁去神宗钦定的书？蔡汴一流也担心被扣上“诬毁先帝”的罪名，只得手软，偷偷将刻板收起来，不让再版就是，复不敢议毁版事。

司马光的助手主要有三人：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后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书局，负责文字检校，《通鉴》成稿之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加入文字校对。对于书局三人的分工，历来意见纷纭，我认同如下说法：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负责唐代。刘恕还是全局的副手，司马光经常与他讨论一些重要的体例问题。司马光编书的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从治平三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为在朝编撰时期；从熙宁三年九月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为出知永兴军　编撰时期；从熙宁四年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书成，为卜居洛阳编撰时期。

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他在洛阳修建了一个占地二十亩的园子，名“独乐园”，中有“读书堂”，藏书五千卷，司马光便“穷巷昼扃户，闲轩卧读书”，过起15年读书著述的闲隐生活。司马光编书是相当辛苦的，卷帙浩繁且不说，还要对各家的选本进行比勘，从中爬理出合理的脉络。温公自课每三天删改《通鉴》一卷，偶因事耽误，隔天一定补上。仅“唐纪”初稿，他就费时四年多，这不过是粗稿，还要进一步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通鉴》一书修成，司马光已是老眼昏花，牙齿没剩几颗，精力大不济，其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2）

《通鉴》成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后周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的历史。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起来是354卷。《通鉴》一问世，就备受瞩目，神宗皇帝推许此书为前代所未有。清人曾国藩尤重此书，说：“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毛泽东一生通读此书达17遍之多。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就说出了《通鉴》一书的价值所在。所谓“叙事有法”，是说司马光师承《左传》的叙事风格，将历史事件的原委叙述得条理分明，而又简明扼要。但司马光不用“春秋笔法”，不在行文中随便评价人物，这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不一样。有感而发的时候，司马光通常以“臣光曰”来发表见解，《通鉴》一书“臣光曰”多达一百多篇。《通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开篇，司马光写了第一篇“臣光曰”，毛泽东评论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司马光的用意也在里面了。

《通鉴》一书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鉴》善写战争，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运筹帷幄，堪称经典。

司马光的文风师承西汉，这也是促成《通鉴》一书之所以“粉丝”如云的重要原因。尽管书局三人各有分工，但最后的定稿一出司马光的手笔。因此，《通鉴》一书最能代表司马光的文笔风格。王安石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朱熹也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米饭天天吃，没有腻烦的时候，缘于它接受阳光雨露的自然。以故后来的学子们不但读其中的故事，而且把有些章节当经典名篇来背诵。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仅《通鉴》一书就选了11篇。

中国人之所以有皇皇二十五史，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借鉴往事以知照当下。姑且不论周作人的是非，仅就其说历史的一段话就相当有见识，他说：“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苦口甘口》）周作人推介《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总须要有一书经目，于己也有好处。司马光编著《通鉴》的用意也本于此。他在《通鉴》卷69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其中自言写此书的目的时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所以是书除写帝王将相外，还写了很多高风亮节的人物，又详写许多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因此，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不佞一介布衣亦喜史书，以《通鉴》为甚，除读书之趣外，也是想开开蒙，拓展视野。胡三省建议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余便是这样的“饮河之鼠”，一路读来，有感于心便发而为言，得读书笔记274张，随后的日子便将之一一厘为心得，几番作过修订，终成此卷，“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司马光《进通鉴表》），还望方家教正。

刘义光

己丑年春三月于中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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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年皆客（1）

1。韩非的“叛逆”

韩非主修刑名之学，最终自己却被无情地套上了枷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比如作茧自缚的商鞅，使后来的士子们不得不步履谨慎起来。作为悲剧性的人物，韩非一生钟情的学术主张，如一杯酒，练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条，而最终，这杯酒却成了为他壮行的最后晚餐。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和秦国后来的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按理说，六国多辩士，不说口若悬河，口齿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们的韩非却偏偏患有严重的口吃——命运跟韩非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秦王嬴政只要轻轻推开函谷关，映入眼帘的，便是挡路的韩国，挡住了秦军千万虎狼之师的东进之路。家门口有块石头，换谁都会不爽。于是，秦王的剑锋便直指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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