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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1页）

本不是企业家，他还是把自己当成国家干部，他没有真正把企业作为安身立命的基地，而仅仅作为一种升迁的跳板。

中国企业寿命很短，处理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都不是按照市场的方式。企业重组，市场采用并购的方式；政府则叫“关停并转”，根据管理权限进行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企业再有生命力，对不起，现在该我管了。江山轮流坐，你干企业干得挺好，对不起，你到点了。好事不能都你来，咱们也得换换。一句话就可以结束几十年的心血与宝贵的管理经验。因此，国企负责人缺乏斗志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突然一纸命令就闪电式地调换岗位，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如何能坚守职业精神呢？

范棣：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在典型的计划经济中，政府是下棋的人，企业是政府的一个棋子。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企业和企业下棋，政府顶多当一个裁判，规则是大家事先定好的，政府只能根据定好的规则来评判。但在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的时候，政府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裁判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湖北金天集团事件。这个企业的董事长陈远豪在几年内把一个年亏损几百万元的棉纺国企改造成一个年盈利2000万元的企业，但是因为地方利益得罪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后来被证实是大贪官的张二江。市里就通过官方渠道借机把陈远豪免了职，还抓了起来。第二年张二江因为贪污大案被抓了起来。他一手制造的陈远豪冤案应该马上平反了吧？可是没人过问，陈远豪两年后才被宣判无罪释放，金天集团这时也已经垮台了。陈远豪仍然想救这个破产的企业，但是当地政府部门就是不恢复陈的职位，陈远豪只能含泪远走他乡，应聘到伊莱克斯苏州分公司出任总经理。临行时他感慨地表示，他是这个地方出生的人，背井离乡是他极不愿意做的事情，只要市里说一句话，他可以不计前嫌回来重新带领企业重创辉煌。但是，地方政府不给他机会，他只能远走他乡，壮志难酬。

王巍：相当多的企业放弃自救而导致了崩溃，但更多的企业是因为社会各种环境使自救无法启动而崩溃。一旦企业出现问题，传媒恶意炒作、银行釜底抽薪、公检法介入等等因素都会破坏正常的重组环境。特别是监管部门为避免本身的责任而过早接管危机企业，更是近年来不断发生的事件。

企业圈养VS企业放养

范棣：鸡可以圈养，也可以放养。企业也是一样。如果政府给一个企业很多的保护和政策优惠，这个企业就是圈养的。反之，一个企业若只能靠自己在市场中自由竞争而生存，这个企业就是放养的。相应地也有两种企业家：圈养的企业家和放养的企业家。

当不同企业遇到危机的时候，它们自救的策略、方法、条件是不一样的。对大部分国企来说，是政府主动来帮助企业家，来救企业。过去，政府帮助企业有各种方法：比如，协调银行关系，协调法院关系，缓解债务危机；优先安排企业上市融资的机会；政府主导企业之间合并，通过拉郎配来重组企业；优先安排市场方面的准入或者进行变相的财政补贴；等等。政府利用手中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权力来拯救国企，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商榷的事情。凭什么一些企业可以得到照顾，而另一些得不到呢？资源是属于社会的，属于全民的，不是简单地属于国家或者政府的。比如，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而政府利用权力把钱贷给指定的企业，这就值得反省。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在这种方式下圈养的企业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为了保护这些企业，另外一些企业就要为之付出额外的成本。

王巍：这个问题很好。市场经济中，企业有生有死。计划经济中，企业却只有生没有死。我们往往不给有前景的民营企业自救的条件和机会，同时又不给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正常走向死亡的机会。许多国有企业已经在技术和产品上没有发展的空间，是不良资产了，但我们却无法宣布它的死亡，而让它成为恐龙一样的庞然大物，不断吸取社会的稀缺资源去浪费。该生的不能生，该死的不能死。没有吐故纳新的空间，也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未来。

银行是公众的

王巍：本来银行是社会公共产品，银行是吸收社会的钱，它不是政府的政策银行，而是整个社会的储蓄银行。几十年前所有的企业和银行都是政府的，银行只给国有企业贷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中国已经走向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市场经济，如果银行仅仅为国有企业服务，对其他所有制企业采取歧视的政策，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整个救援体制缺乏公正性，会鼓励社会中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继续维持，而优秀企业事实上就被剥夺了，这一定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唯成分论下的急救室与太平间

范棣：打一个比方来说，政府开了两个场所，一个是急救室，一个是太平间。企业遇到危机，面临崩溃的威胁了，怎么办呢？如果是国企，就把你送到急救室，打点强心针、输液、开刀等等。如果是民企，先把你送到太平间，让你自生生灭，如果你自己能跑出来也可以。本来一些企业救一救是能够活过来的，送到太平间，就彻底死了。国企大部分都是经常要到医院里看看病的。民企一旦出了事情，就等同进了太平间，出来比较难。

在中国，企业唯成分论仍然存在。这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恐怕已经灭绝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国企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是一个完全与市场相对立的概念。国企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市场中有一些领域是不赚钱的，但却是必需的，所以需要政府以补贴或者亏本经营的方式来加以补充。但在中国，大多数国企是一个垄断的概念，在经济上往往受到政府的惠顾。

王巍：而且你什么事也没有，还给你送了五个氧气瓶，你更什么事都办不了了。处理危机的机制的不公正，或者说是一种有效性的缺失，实际上会加速整个市场秩序的崩溃。可以说，社会处理危机机制上的歧视会加速企业崩溃。

保护国企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吗

范棣：有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保护国企或者说国企的存在能够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因为国企的分配制度更加平均化，利益分配上是国家大头、集体中头、个人小头。这是需要国企、保护国企的一个重要理由。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

在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受到特殊照顾的国企越多，社会的贫富差距就会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一部分企业员工的收入是按照市场原则制定的，而另一部分企业员工的收入是按照行政原则制定的，那么市场收入的定价一定高于行政定价，从长期看，两者的差距一定会不断加大。国企的员工慢慢会沦为社会最低收入阶层，使得国企只能留下一些低端的人才。这会使得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国企效率更低，政府的负担更重。

对于危机中的企业，政府一定不能保护一个而不重视另一个，要救的话，大家同一个标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我们主张，对所有企业政府都不要试图救急。市场上完全会形成相应的机制与体制，来解救那些应该被拯救的企业。

王巍：国企一旦出事，投身国资委是最安全的了，从此以后不是我的责任了，而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把责任民主化了，人人都逍遥。但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自救的话，你要承担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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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克莱斯勒与德隆的命运不同

范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崩溃中的企业的不同命运，也许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和石油危机的冲击濒临崩溃。然而，临危受命的艾柯卡在自救的基础上借助政府力量奇迹般地使克莱斯勒重新站了起来。首先，为了走出厄运，艾柯卡向政府提出了十几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计划。他强调企业发展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如果挽救克莱斯勒公司，就可以避免工人、汽车商和材料供应商共60万人失业的危险。假如克莱斯勒公司倒闭，全国失业率会提高0．5％，国家一年就要向失业工人支付失业保险费和福利费27亿美元。艾柯卡对国会议员们说：你们可以选择，是愿意现在就付27亿美元呢，还是愿意提供以后有机会归还的仅为27亿美元一半的、为期数月的贷款保证呢？前者现在就付，后者以后再付。艾柯卡长达数月的情况通报性的游说，终于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克莱斯勒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1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向私营公司提供的最大一笔贷款。借助政府的支持，克莱斯勒公司走出了困境，重新跻身于世界汽车工业强手之列。很难想象假如当时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克莱斯勒公司将会面临何种命运。

在中国，同样是私营企业的德隆却有着不一样的境遇。

2004年7月26日，崩溃之中的德隆曾拿出一个《市场化解决德隆问题的整体方案》。德隆认为，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完全可以支持自身生产性贷款的偿还。德隆提出，通过国家政策支持，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以恢复市场信用，德隆在运营中负责处理关联债务，盘活资产。建议方案递交上去后，没等来好消息，等来的却是司法传唤。2004年8月2日，有关部门对唐万新采取了强制措施，唐万新失去了自由之身。德隆危机爆发后，资不抵债是基本事实，但德隆的实业资产被认为仍有增值的空间，而缺乏的是新增资金去推动存量资产的增长。2004年8月31日，德隆由华融公司托管，进入清盘重组。

托管之后，华融显然发现德隆的市场化重组非常复杂，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德隆拆开了零卖。这个办法彻底否定了德隆的产业价值，否定了德隆多年来引以为豪的整合价值，德隆也真正地成为了一家资不抵债、彻底崩溃的企业。当然，德隆自救受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民营企业性质。在社会的主流意识里，有时甚至在政府有关部门的观念里，没有将民营资本看成必然的社会财富来尊重和关爱。倘若德隆是国有企业，会是另外一番轰轰烈烈的救助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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