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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却发现在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更无法移植一个全新的未来，却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自己还无法适应的新事物……

传统在矛盾中延续

美国社会学家鲁迪·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时，那些被日本战时宣传机器描绘成只懂得在佛罗里达海滩上喝啤酒和谈情说爱的美国大兵，正在太平洋的一个个小岛上进行着一场场或许会胜利但却暗无天日的战斗。同龄的日本士兵的誓死抵抗与无所不用的手段，正在修改西方世界习惯的战争定义，即使在败局已定之时，他们仍从容镇定地切腹自杀，并坚信天皇必胜。一些美国人相信，对日战争还要持续三年，也许十年，甚至更长。

身为一名资深的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仍对日本社会的复杂与矛盾性深感迷惑。对于日本民族，彼此格格不入的形容词同样适用：他们彬彬有礼，却也常常蛮横、傲慢；他们无比顽固，却比任何民族都更适应激烈的变革；他们仰慕西方文化，却拥有强烈的民族热忱；他们看起来非常勇敢，却在很多问题上如此怯懦；他们的军队接受机器式的训练，却也常常犯上作乱……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菊与刀》无比贴切地描述了日本民族的这种矛盾：它既醉心于*栽培，又崇尚武士的刀剑。

在过去的150年中，日本起起落落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而到了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成为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军事上的领先很快使它滑入了战争的泥淖。1945年末的日本满目疮痍，它的情况比所有人想像的都更糟，到了1970年，它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它在20世纪80年代被视作下一个超级大国。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公司开始购买洛克菲勒大厦，美国人说“珍珠港事件”重演了，“旭日东升”了。但几乎在一瞬间泡沫破灭了，日本又变成了人人指责与引以为鉴的对象——看，这是个不思进取的国家：它的经济已经停滞了10年，股票价值跌落了70％，日经指数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23，政府拒绝深层改革——而日本人则将过去的10年称作“失落的10年”，就连似乎永远沉浸在六七十年代伤感中的作家村上春树也开始关心地铁沙林毒气、奥姆真理教、地震这样的时事，他是否在间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呢？

没人比小泉纯一郎更能标志日本社会正在面临的深刻转型。这个不喜欢党派关系，缺乏过硬背景的人在极度讲究人脉关系的日本政界出人意料地成为首相。当然，选民尤其是家庭主妇们喜欢他的蓬乱头发、不苟言笑、单眼皮——他很酷，日本少女说他的头发很像贝多芬，她们疯狂地购买他的竞选海报，仿佛上面印的是贝克汉姆。他是战后日本最令人难忘的政治领袖之一，他使政治变得*，他像东京街头将头发染成金色的少女一样，是断裂的、后现代的日本的标志。17个月过去了，他许诺说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人们也准备忍受必要的痛苦，但他们狮子一样的领袖却缺乏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大多数观察家确信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已经失败，西方最著名的亚洲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称其为一个夸夸其谈的政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2）

在2002年8月份的一期小泉首相每周的电子公告上，热衷于记周记的老青年说“改革仍在继续”。《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蒂斯（D*id　Ignatius）却在2月份就说这位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的政治明星正变成日本版的戈尔巴乔夫——他承担了一场他没有能力驾驭的改革，并注定以失败而告终。英国《卫报》的拉里·艾略特（Larry　Elliot）则将小泉比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他丢脸地、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帝国的衰落。

也就是说，毕业于以叛逆精神著称的早稻田大学的小泉纯一郎，尽管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登场，却最终还是沦为了僵化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牺牲品。正如分析家普遍承认的，长期执政的自民党（LDP）、大公司与官僚机制已形成日本的权力机制的“铁三角”。感谢喜欢自吹自擂却远见卓识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努力，作为驻守日本的盟军的最高统帅，他主导了一场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他力图解除日本的“封建化与军事化”，他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制定人身保护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赋予男女公民同样的选举权，他甚至鼓励了一位日本*当选国会议员，而这种公平权在美国本土都尚未实现，日本新宪法规定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而天皇则是“国家的象征”。最为重要的是宪法第九条，它规定“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

但日本的矛盾性在这种大规模的再造运动中表露无遗。日本维新推行了全民族的西化，但日本仍顽强保留了其民族性与政治结构，麦克阿瑟摧毁了军方与财阀势力，却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西方*制度。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战后兴起的日本公司，与现政权的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武士传统的延续，那些在19世纪前主宰日本的武士演变成政府部长、自民党领袖与公司的高级经理，他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早稻田大学，常常是学习法律出身，他们的儿子往往会继承他们在国会的职位，部长们卸任后会前往大公司任职，他们反过来说服政府给予公司更多的政策倾斜，学校与派系构成了新的血缘关系，他们是现代日本社会的贵族群体，统治着日本，也构成了一切停滞、*问题的基础……

更贴近的参照

在面对日本的戏剧性转变时，不同国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好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终于有机会证明美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日式资本主义看起来已经被裙带关系、终身雇佣制、政府过度干预弄得毫无希望，可是紧接而来以安然、世通事件为代表的华尔街丑闻则将这种乐观打入冰窖。欧洲人有资格嘲笑日本的萎靡不振吗？他们似乎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所有的观察者中，没有国家比韩国与中国心态更为复杂的了。他们同样深深沉浸于二战所导致的对日本的深刻不信任之中。看到韩国队冲入四强时的兴奋了吗？四强并非目标，重要的是，他们超过了日本。日本高级官员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都激起了韩国与中国的强烈抗议，更何况修改教科书。中国民间势力仍不懈地寻求日本政府的赔偿，中韩对于日本军事装备的更新始终保持警惕。也就是说，在不忘记历史与保持高强度的警惕心的同时，我们回避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时代已经改变，现在的日本与1945年的日本已然不同，今天的日本是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提及，而且正如傅高义所说，一个经济发达的日本理论上应该恐慌于战争，而且比起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式的军事扩张、掠夺殖民地也不再是经济成长的基础。对任何理性的国家而言，仇恨与愤怒从来不应该成为目的，它会使你回避自身的问题，妨碍你看清未来的道路，甚至因仇恨而异化。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3）

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在2002年7月31日的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称，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渐紧张的贸易摩擦正将中日关系推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年鉴派历史学家警告我们，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上，军事、政治与文化三种不同力量的表现程度按顺序递减，但其真正的作用力却将颠倒顺序，那些看似惊天动地的军事与外交行动，很可能不过是文化与心理变迁的一个反应。一个类似的可能是，外交与军事行动，可能并不代表历史的真正趋势，它只是一小部分掌权者的暂时性反应罢了。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日本，因为美国人知道面对一个知之甚少的敌人时，他们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事实也证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拼死作战的精神，并不能完全代表日本的民意，日本在8月15日的投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他们对于外来者麦克阿瑟崇高改革的接受程度同样不可思议。

同样，今天的我们在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死不悔改时，也应更多地了解日本社会和广大人民的真实情况，我们在强调日本遗忘历史时，也应努力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不错，日本是一个背负战争罪恶的国家，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日本还是一个奇迹般进行了自我革新的国家，在这种革新过程中，他们又深陷传统的束缚之中，他们在一方面表现出众，在另一方面又如此令人失望：他们有一个可以创造神话的政府，也有一个*、绝望的体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却发现这些公司与银行高达20％的坏账联系紧密；他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但其中的大多数却感到深深的压抑与迷惘；他们在经济上影响巨大，却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侏儒感；他们看似生活在一个*政体，却远未培养出*精神……总之，现在的日本并未比1944年的日本更易理解，而对于常常拥有类似复杂感的中国而言，日本比美国或欧洲更能充当正负两面的教材，她们之间深埋的血缘关系确保了这种参照系的价值。

150年的比邻竞争

毛泽东与蒋介石于1945年展开和谈时，日本几乎是一片刻废墟；毛泽东1972年接见田中角荣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学生，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当*与福田赳夫在1978年会面时，正准备领导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展开了现代化之旅：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间，也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时刻，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经济奇迹的历程，也正像我们在*十年代的改革旅途……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两个国家都在痛苦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在更纵深的视角中，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维新的烙印：他们试图学习一种全新的制度，他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却发现在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更无法移植一个全新的未来，却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自己还无法适应的新事物。小泉纯一郎拥有乔治·Ｗ·布什与托尼·布莱尔都深深羡慕的民意支持率，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面对体制时寸步难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认为，日本政治是由一种体制来控制的，这个体制迷恋于寻租与自我保存，政治领导人沦为调停者与平衡者，保持现状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日本式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老大哥。而结构本身充当老大哥，这使得体制变革极度困难。”当然，或许更为本质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期待剧烈的变革，他们享受着人均3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失业率比从前高，却仍比一般发达国家低，过去的两代人将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强上，现在他们可以多去打打高尔夫球或是郊游。　。。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4）

尽管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一样声称对日本放弃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变革的能力却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浅的观察者，他们根本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当中国的改革继续深入时，我们会发现，日本出现的问题，我们更早就已出现。在商业领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迈克尔·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嘲笑了那些批评日本的流行观念，他相信日本经济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滞等诸多问题，但日本仍创造了在某种程度上更优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的管理经验并非一钱不值，而通产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鉴意义，教育系统、组织中的高忠诚度、慷慨的基础研究经费与更长远的企业眼光，将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帮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产公司的事例无疑说明了日本企业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位出生于巴西、受教育于欧洲的外国人，成功地在一家纯正的日本公司实行了国际通用的管理标准，结果，他拯救了该公司，而日本人则像欢迎中田英寿一样欢迎了他。

中日都面临观念的变革

一些模拟看似遥远甚至生硬，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人们常常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比作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他们都有着漫长而辛酸的战争历史，前者都曾有被后者侵略的经历，前者时刻警惕后者的崛起。1992年德国统一的事实令法国人备感不安，但事实是，德国在战后让人满意地遵守了承诺，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未导致军国主义的复苏，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对于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也并未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它极有分寸地遵守了游戏规则。当然，无论如何，日本人要承认，在面对历史问题上，他们缺乏德国人的诚恳，比起德国总理的公开道歉，他们却选择参拜战犯。

就像分析家几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日的三角关系仍主导着东亚的格局。当中、日直接面对时，它们无法进行交流，而没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则缺乏基本的对话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兰普顿将1972~1989年视作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他们对彼此都颇具好感，日本人通过大量的援助来帮助中国发展，我们得承认，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种负罪心理，这其中包含着友谊成分，类似情况在历史中并非没有出现过（1898~1907年）。整个90年代，这三角关系进入颠簸状态，如上文所说，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横在中日两国间，同时，日本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国威胁”，它无法预测一个经济急速上升、军事日益现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政治上的紧张感加剧了两国人民间彼此的不信任与误解。大卫·兰普顿相信历史需要两国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能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建立新的中日关系。毛泽东与田中角荣曾取得过这种成功。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面临一场观念的变革，它是未来的政治外交关系变革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将最敏感的问题暂时冷冻起来，平静下来思考更长远的未来，只要日本岛并非如科学小说描述的那样沉没，我们就必须仍以邻居的方式共存。当两国思考问题的视野更开阔时，看似敏感的话题就会转为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　。　想看书来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5）

对中国而言，另一个模拟美丽、值得期待，却缺乏可信度。2002年5月13日的《新闻周刊》将未来的日本比作亚洲的瑞士——富裕、舒适，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还有一些人将之视作上个世纪初的阿根廷，它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是休闲与养老之地。这些猜想和认为日本将立刻成为军事大国、侵略他人的猜想同样荒谬，日本的固有精神很难使他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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